4421-断裂-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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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饺子包好谁来买？（1）
我们先设想一种情况：假如总共有13个人，其中有4个人包饺子并以此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现在，饺子包出来了。其中马上有9个人（包括其中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的，但我不愿意吃饺子，我想吃烤鸭。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包好的饺子找不到买主，只能积压在那里。如果那４个包饺子的人是以此为生，并要以此养活另外的５个人，他们的生计就要出现问题。
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好几个年头了。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对刺激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疲软一直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所说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来临。在上篇文章中我说明了这样三点：第一，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生活在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第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因素支撑的；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制度因素。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另外一个制约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重要结构因素。
如果稍微观察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别墅的、公寓的、豪华的、简易的，但这些房子与他们的居住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耐用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生产原子弹的人们就绝不会消费原子弹。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如果使用一些宏观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目前的中国约13亿人口。在这些人口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大约是4亿人。即城市中的2亿个劳动力，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1个亿的农民工。他们要养活的人口，大约是５个亿（以城市中的劳动力每人抚养或赡养05人，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每人抚养或赡养2人计）。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有多少人？大约也是这个数字，即3个亿的城市人口，1个亿的富裕农民。当然，这样说是极而言之，因为剩下的人口，并不是完全不消费工业品，在偏僻的山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购买由工业生产的小食品（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哪个人身上穿的衣服的布料不是工业生产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已经进入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应当忽视的，即在能够有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人口中，还有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国内生产所提供的，而是进口的物品。这就相当于我们开头设想的那个例子中不买饺子而吃烤鸭的那个人。
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与消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市场环境。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的问题之所在。在西方国家，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发生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村中的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之中。到20世纪末和21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已经住到城市中来了。当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进入工业之后，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对付市场需求不足，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阶段，而整个社会已相应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阶段。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饺子包好谁来买？（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是造就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然而，比较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不难发现问题之所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迅速的工业化阶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20世纪50～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是一种断裂的工业化。于是，当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的时候，突然发现却没有能够消费这些产品的大量消费者。
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消费品不相称的低水平状态。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长期被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但问题是，在一个社会已经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时候，只要大量的农民仍然滞留在工业和城市之外，只要他们还是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就不可能使他们的收入达到与城市中的劳动力大体相当的水平。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与农民无缘，就是许多日常消费品如牛奶、面包、许多副食品等，也为农民所可望而不可即。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是要以城市生活方式为条件的。比如，洗衣机和热水器的使用，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电，一个是要有上下水道。因为热水器无论如何不能安装在农民那些没有上下水道、用砖砌成的厕所之中。没有上下水道，洗衣机也无法使用。于是我们在一些富裕农村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结婚时买的洗衣机被用来装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的洗衣机市场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电冰箱的使用也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电，二是脱离“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的生活方式。只要出门就可以摘到一把新鲜的蔬菜，只要还不能消费大量的需要较长时间储存的食品，电冰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用途；其农村市场就不可能充分开拓。
由此可见，分裂的工业化不仅将农民甩在工业化过程之外，而且将农民甩在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如果考虑到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就不难发现，这个因素对内部市场需求的影响有多大。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1）
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不仅需要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到城市中来（城市化过程的大体完成）以及确保人们长远预期和消费信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
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逻辑顺序：在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涌入正在发展中的城市工业中来，这个过程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完成的；在20世纪上半期，已经定居在城市的工人就开始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并且确实使得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胜利；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工人和城市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为这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只有当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能够支撑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的时候，耐用消费品才会有真正的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新的技术革命有力推动下，西方社会中中产阶级开始不断壮大。这个中产阶级也就成为市场中消费力量的中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市场，必须形成一个相应的阶层结构性条件，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我国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弱小。
在改革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过去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同时也由于腐败和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的发生，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其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也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近来的一些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趋势，不仅发生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城市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就是在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山东省农调队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６５９元，但达到收入平均线的农户只有４０％，而６０％的农户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从最能标志购买力的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看，２０％的高收入农户持有的份额占总水平的３５８％，其人均现金拥有量是２０％的低收入户的４２倍。在农村经济较为活跃的江苏省，也出现同样问题。江苏省农调局调查表明，２０００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３５９５元，其中１０％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达１０２３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而１０％的低收入户人纯收入为１１４６元，反而下降３％。在农村总收入中，“人均万元”户占２３４％，而“人均千元”户只占３７％。
按照某些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贫富差距往往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因为贫富差距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假设总共有200元钱，在两个人中进行分配。如果平均地进行分配，每个人的月收入是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又可以假定，按照一般的生活水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人要消费掉90元。这样，每个人每月只能节余10元钱，两个人总共节余20元。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有20元的资本形成。如果换一个算法，用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假如分给甲150元，分给乙50元，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乙的生活会相当困难，但50元也可以使他生存下来。当然，他也不会有什么节余了。甲由于得到的收入比较多，他的生活可能会奢侈一些。按原来的方案，他一个月只消费90元，但现在由于他的收入是150元而不再是100元，他可能实际会用掉110元。但尽管如此，他还可以节余40元。这样两个人加起来，节余的总额是40元。也就是说，有了40元的资本形成。这后一个方案与前一个方案相比，节余或者资本形成增加了一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无疑会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这样的逻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要得以成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制约条件是资本形成，是供给。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告别了原来的那个短缺的时代。尽管在今天，资本和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经济能不能增长，企业能不能充分开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卖得出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10年前，甚至在几年前，适度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还可以成立的话，在需求决定生产、决定经济增长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但不复存在，甚至是完全倒过来了。在今天，过大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抑制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我们目前9万多亿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2）
因此，要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创造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性条件，就应当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而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近些年来进行的企业制度改革，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