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断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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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趋势并不乐观。一些调研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呈现出“中等收入阶层”弱小的特征。因为这个阶层的发育，并不仅仅是收入政策调整的结果，还需要种种其他的社会条件，如职业结构的变迁、白领职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等。
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之所以难以形成，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的存在。这个因素对国内需求，从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多，但消费总量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农村居民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因此可以说，如果农民还不能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我们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耐用消费品与常规性支付能力
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许多人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数量不是也可以判断吗？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即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非常规性收入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让我们首先从一个事例谈起。前几年，某个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三室的住宅，需要集资20多万元。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可能支付不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刚传出去的时候，人们也是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到真正报名的时候，集资却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些中年职工）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在究竟谁可以排这个队的问题上，竟引起了一场争论。
2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当时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话，相当于一个职工20多年的工资总和。如果考虑到前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更低，对于其中的一些职工来说，他们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到不了20万元。那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单位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因而大体可以排除腐败的因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些钱一般是来自人们所说的“外快”收入，即第二职业的收入，或其他临时性的收入，包括出国所获得的收入等。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当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工资劳务收入是6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6000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的存款。但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这个数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不吃不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生活的钱是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偶得性收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单位由银行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到银行中取一次钱，而日常生活靠的也是这种偶得性收入。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次，是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觉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购买商品房，并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要支出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这笔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元，少则几千元。一些消费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用的负担。在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为此以后要固定按时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他也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也为腐败现象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资源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在分析中国近年来社会变革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诸如“改革以来”这样的句式。这样的句式暗示着，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社会在朝着某个方向持续转变着。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化的方向并不是这样的。在其中的一些领域，甚至在发生一些重要的逆转。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20世纪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正在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四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发展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经济活动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惟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人成为20世纪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内地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内，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年均以93％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
资源重新积聚与底层社会资源重新积聚与弱势群体形成
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
当然，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中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