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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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天天就这么爬来着？”我问他。
“不，只是最开始才这样。”
“它一直呆在那里吗？”
“哪一个？”“它。”
我伸出手指头，直指着那只红喙乌鸦，它早已经停在了狭路的中央，就是我刚才停步的地方。
“是的，它天天早上都在那里，简直可以说它跟我约好了似的，”阿罗对我说，“不过，当我晚上原路返回时，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它。”
由于我拒绝再在这一空中杂技节目中出洋相，他就一把接过竹篓，背在肩上，小心地弯下身子，直到他的双手够到地面。他向前探着胳膊，交替落地，坚定而又沉着，他的双腿也跟着前行，十分协调。每一步，他的脚几乎就要碰到他的手。走了几米之后，他停下来，仿佛要向我致以一种风流的敬礼，他晃动起屁股来，动作活像是一只猴子四肢并用地趴在一段树枝上。长着红色角喙的乌鸦飞了起来，缓缓地扇动它那巨大的翅膀，在空中盘旋。
我不无艳羡地目随着阿罗远去，一直走到被我称为“炼狱”的那段险路的尽头，随后，他消失在重重的山岩后。突然之间，我在内心中问起我自己来，他要对小裁缝讲的这一段巴尔扎克的故事将把他引向哪里，它会如何收场。乌黑的大乌鸦的离去，使得静谧的大山显得越发令人不安。
那天夜里，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足足费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找回熟悉而又宽慰人的现实。在黑暗中，我听到对面床上传来阿罗那有节奏的呼吸声。我摸索着找出一支香烟，把它点燃。我听到吊脚楼底下老母猪拱猪圈的吭哧吭哧声，渐渐地，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使我平静下来，我仿佛又看到了，就像在电影的快镜头中那样，刚才把我吓醒过来的梦境：
远远的，我看见阿罗跟一个姑娘一起走在那段狭窄的险路上，两边都是又深又陡的崖壁，令人眩晕。一开始，那个走在前面的姑娘分明就是我们父母工作的那家医院看门人的女儿，她曾经跟我们是同班同学，长得朴素，平凡，好多年里我甚至都记不起她来了。但是，正当我思忖着是什么纽带把她跟阿罗连在了一起，出人意外地来到了这天凤山上，这时，她突然变成了小裁缝，鲜灵灵，笑盈盈，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一条黑色的长裤。她不是行走，而是奔跑在那段险路上，就像一个女冲锋队员，而她那个年轻的情人，阿罗，则四肢着地，慢慢地跟在她的后面爬。他们俩谁都没有背竹篓。小裁缝并没有梳着她平常梳的长长的大辫子，一跑起来，她那自由自在地披散在肩上的头发便随风飞扬，像是翅膀一般。我的目光寻找着那只乌鸦，但没有找到，但是，等到我的眼睛重新停落在我朋友的身上时，小裁缝已经不见了。险路上只剩下了阿罗一个人，他不是骑在路上，而是跪在半途，眼睛瞟向右侧的深渊。他身子转向万丈悬崖，似乎在朝我喊着什么，但我什么都听不见。我急急忙忙朝他跑去，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就跑过了这一段险路。等我来到他的身边时，我明白，小裁缝已经摔下了深谷。尽管那谷底深得几乎根本无法企及，我们还是从崖壁上垂直地滑落下去……我们在谷底找到了她的尸体，蜷缩在一块大岩石上，她的脑袋已经摔碎，耷拉在她的肚子上。她的后脑壳上有两条又长又深的裂缝，里面的血已经凝结，形成了痂壳。其中一条裂缝一直裂到她漂亮的额头上。她的嘴大大地翻咧着，露出了粉红色的齿龈和排列整齐的牙齿，仿佛她曾试图叫喊，但没有叫出声来，只是散发出了一股血腥的气味。当阿罗把她抱在怀里时，鲜血同时从她的嘴巴、她的左鼻孔，还有她的一只耳朵中涌出；血流到阿罗的胳膊上，然后又一滴一滴地淌到地上。
我把这个噩梦讲给阿罗听了后，他却表现出莫名的无动于衷。
“把它忘掉吧，”他对我说，“告诉你吧，其实，我也做过不少这样的梦。”
当他穿好衣服，寻找他的竹篓时，我拦住他问：
“你应该劝一劝小裁缝，让她别再从那段险路上走了！”
“你疯了！这怎么可能呢，她也想经常过来，来我们村看我们的。”
“那就别让她在这段日子里来，等那段破路修好了再来吧。”
“行，我会告诉她的。”他一副急匆匆的样子。莫名其妙地，我几乎有些嫉妒他跟那只可怖的红喙乌鸦的约会了。
“别把我的噩梦告诉她。”“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29．老裁缝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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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村长的回村，宣告了我朋友阿罗为美而做的远征的暂时终结，他那满腔热忱的雷打不动的约会终于告一段落了。
党代会以及一个月的城市生活，似乎没有给我们的村长带来什么快乐。他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腮帮子鼓得肿肿的，脸都变了形，一肚子的火全冲着县医院里的一个革命医生：“这个婊子养的，一个真他妈的笨得不能再笨的‘赤脚’医生，他拔了我一颗好牙，倒把
隔壁的那颗坏牙还给我留着。真是见了鬼了。”更让他来气的是，好牙拔掉之后牙床老是流血，叫他无法好好说话，无法痛骂这桩丑闻，迫使他只能含含糊糊地嘟囔几个谁也听不清楚的字。对每一个关心他痛苦的人，他都要把那次手术的成果展览给他看：一颗黑乎乎的残齿，又长又尖，带着一段黄兮兮的牙根，被包在一块他从荥经镇集市上买来的滑溜溜的红缎子中。
由于他容不得半点的违抗，阿罗和我便不得不每天一早就去玉米地或者水稻田里干活。我们甚至停止了操纵我们那只神奇的小闹钟。
一天晚上，村长的牙疼得厉害，便跑来找我们，正好赶上我们在厨房间里做饭。他拿出一块小小的金属，包在一块跟他包牙齿的一模一样的红缎子布里。
“这是一块真正的锡，是一个行贩卖给我的，”他对我们说，“如果你把它扔进火里，一刻钟里它就会熔化。”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俩谁都没有反应。一看到他的脸，我们就直想笑，他那张脸肿得像发面馒头似的，一直肿到耳朵边，很像是什么滑稽电影中的面具。
“我的阿罗老弟，”村长说，口气比任何时候都更真诚，“你一定上千次地看过你爹干这样的活：等锡块熔化后，据说只要灌一点点到蛀牙上，就能把牙齿里的蛀虫全都杀死，你一定晓得，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一个牙科名医的儿子，我就拜托你来给我治牙了。”
“这么说，你是想让我把锡水灌到你的牙齿里吗，不是开玩笑吧？”
“哪个是在开玩笑？要是我的牙不疼了，我就让你歇工一个月。”
阿罗还在抗拒着诱惑，他对村长心存疑惑。
“锡水，那不管用，”他说，“再说，我爸爸用的是现代化仪器。他先要用电动钻头在牙齿上钻一个洞，然后才能在牙洞里填上一些填料。”
村长顿时愣在那里，他慢慢地站起来，一边离去，一边喃喃道：
“这倒是真的，我在县医院里看到过。那个拔走了我好牙的笨蛋有一根会呼呼转的大针，转起来还会像马达一样，发出哼哼的响声。”
几天之后，村长的痛苦被老裁缝的到来所遮掩，我们的朋友小裁缝的爹来到了我们村，随他而来的还有他的那台缝纫机，它由一个光着上身的脚夫扛着，亮闪闪的机器上反射出朝阳灿烂的霞光。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故意装出一个大忙人的样子，似乎天天忙得焦头烂额，还是他只不过是不善于科学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反正他已经好几次推迟了跟我们村村民的约定，今年里还没有来过一次我们村呢。他的到来，自然成了村民们的一件大喜事，离新年本来只有几个星期了，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来呢，谁料想，人们居然看到他那小小的瘦弱身影，还有他的缝纫机，终于真的来到了我们村。
像往常一样，老裁缝四乡巡回时是不带上女儿的。几个月之前，当我们在那条又窄又滑的乡间小路上遇到他时，他正坐在轿子上，因为那天下雨，道路泥泞不好走。但是，在阳光明媚的今天，他是走着来的，带着一种还没有被他的一把年纪所伤及的青春活力。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绿色鸭舌帽，毫无疑问，就是我去千丈崖拜访会唱山歌的老磨工那天借用的那一顶，穿一件宽宽松松的蓝上衣，衣服大敞着，露出了里面的一件本色衬衫，麻布的，带有传统的布缝的纽襻，腰上系着一条黑色的皮带，真的是皮制的，闪闪发亮。整个村子全都出动来迎接他。孩子们嚷嚷着跟在他身后乱跑，女人们开心地笑着，纷纷拿出了自己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的衣料，还有人放了几个鞭炮，把猪儿们惊得直哼哼个不停，这一切营造出了一种节日的气氛。每一家都争着请他去家里住，希望有幸被他选上，成为他的第一户顾客。但是，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老裁缝宣布道：
“我要住在我女儿的知青朋友们的家里。”
我们不知道，这一选择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依照我们的分析，老裁缝可能是想跟他未来的女婿建立一次直接的接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天里，我们的吊脚楼变成了裁缝铺。这件事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得以从头好好见识一下女人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一下女人们天性中迄今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一面。那几天真是一个节日，几乎像是乱哄哄的狂欢节，各色各样的女人，年纪老的，年纪轻的，长得俊俏的，长得丑陋的，家里有钱的，家境贫穷的，全都拿着衣料、花边、彩带、纽扣，以及缝衣服的线，甚至还有她们梦想中的衣服式样，在那里争奇斗艳地互相比着。当她们量身裁衣的时候，阿罗和我被那热闹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她们的叽叽喳喳，她们的不耐烦，还有她们就要从内心中爆发出来的生理欲望。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任何的经济约束，能够剥夺她们想穿得好、打扮得美的渴望，这是一种跟我们的世界同样古老、跟她们天生的母性同样古老的渴望。
到了晚上，村民们给老裁缝带来的鸡蛋、猪肉、蔬菜、水果，已经在吃饭间的一个角落里堆了一大堆，就像是供奉给菩萨的祭品。男人们也赶来了，有的独自来，有的三三两两地结伴而来，掺和到女人群里。有些男人比较腼腆，乖乖地坐在炉火边上，赤着脚，低着头，只敢偷偷地抬眼睛朝姑娘们瞥上一眼。他们用镰刀那锋利的刀刃，剪除脚上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趾甲。另一些男人看来更有经验，胆子也更大，毫不难为情地跟女人们开着玩笑，影射一些多少算是很淫秽的事情。后来，忍无可忍的老裁缝终于拉下了脸，把他们赶了出去。
30．午夜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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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一起安安静静地吃晚饭，吃得很快，提到我们第一次在小路上见面的事，我们都笑了起来。晚饭之后，我提议为我们的来客拉一段小提琴，然后再上床睡觉。但是，他半眯起眼睛，拒绝了。
“还是给我讲一段故事吧，”他一边求我们，一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我女儿告诉过我，你们两位讲故事都讲得很精彩。正是为了这个，我才要睡在你们这里的。”
或许是听说过这位山里裁缝晚上很容易疲劳，也许面对着未来的老丈人显得有些谦虚，阿罗建议由我来接受这一挑战。
“来吧，”他鼓励我说，“快给我们讲讲我还不晓得的什么新东西。”
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我决定扮演午夜说书人的角色。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请我的这两位听众先用热水好好洗一下脚，然后钻进被窝里，免得他们听着听着我的故事都坐在那里睡着了。我们拿出了两床厚厚的干净被子，请我们的客人舒舒服服地躺在阿罗的那张床上的新被窝里，我们俩则紧紧巴巴地挤在我那张床上。当一切准备妥当，而老裁缝的哈欠声变得更为低沉、更为响亮时，我熄灭了煤油灯，为的是省油，脑袋靠在枕头上，闭着两眼，静静地等着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从我的嘴里流出。
假如我还没有偷尝那些禁果的话，假如我还没有读过四眼皮箱中的那些禁书，我本来肯定会选一个中国或者朝鲜的电影来讲，或者甚至选一个阿尔巴尼亚电影来讲的。但是，那些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那些昔日里提供给我们有滋有味文化营养的电影，现在在我看来，与人类的普遍欲望，与真正的痛苦，尤其是与真实的生活，竟然是那么的背道而驰，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得在一个那么晚的时辰还要去讲它们。突然，一本我刚刚读完的小说故事映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敢肯定，连阿罗都还不知道它的故事，因为他只是对巴尔扎克才情有独钟。我直起身子，坐在床沿上，心中琢磨着如何说出第一句话来，那句最难的、最微妙的话；我想表达出某种十分简洁的东西。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1815年的马赛。”我的声音回荡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
“马赛在哪里？”老裁缝问道，话音中透出蒙NFDA1的睡意。
“在世界的另一头。这是法国的一个大海港。”
“你为啥要让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法国水手的故事。不过，假如你们对它不感兴趣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们马上睡觉好了。明天再见！”
在黑暗中，阿罗紧紧地靠近了我，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嘀咕道：
“我的老兄，你真棒！”
一两分钟之后，我又听到老裁缝的嗓音响了起来：
“你的那个水手，他叫啥名字？”
“一开始，他叫爱德蒙·邓蒂斯，后来，他成为了基督山伯爵。”
“基督？”
“对，这是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它的意思是救世主，大救星。”
就这样，我开始讲起了大仲马写的那个故事。幸运的是，阿罗时不时地打断我的叙述，低声地给我作一些言简意赅的解释；他表现出越来越对故事感兴趣，这使我能更加专注地重新集中起精力，摆脱由老裁缝的插话提问给我带来的难堪。老裁缝无疑已经被所有那些复杂的法国人名字，那些遥远地方的陌生名称，还有白天一整天的活计弄得昏昏欲睡，从故事开始之后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他似乎早已沉浸在了铅一般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