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亏，我终于被两个壮小伙子制住了。我的竹篓啪的一响，从背上掉了下来，翻了一个滚，里面装的东西撒了一地：两个鸡蛋打碎了，蛋白蛋黄流到了一片菜叶子上，把落到尘土中的那本《邦斯舅舅》的封面也弄脏了。
霎时间，四下里鸦雀无声；我的冒犯者们，就是说，那些没有被小裁缝看上眼的追求者，尽管全都是文盲，还是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奇特物件惊呆了：一本书。他们团团围拢过来，在书本周围形成了一个圆圈，除了那两个摁着我肩膀的年轻人。
没有了裤衩的瘸子蹲了下来，翻开那本书的封面，发现了巴尔扎克的那幅黑白画像，长长的一把大胡子，灰白的小胡子。
“这是马克思吗？”其中一人问瘸子，“你应该晓得，你比我们见识多。”瘸子迟迟疑疑地不肯回答。
“兴许是列宁吧？”另一个说。
“也许是斯大林，没有穿军装。”
趁着一片混乱，我死命一挣，挣脱了我的双臂，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几乎是扑了上去，扒拉开团团围着的农民，直冲那本《邦斯舅舅》。
“让开，谁都不能碰。”我高声叫道，仿佛那是一枚随时就要爆炸的炸弹。
瘸子还没有来得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就从他手里一把抢过那本书，然后撒腿就跑，冲上了那条山路。
随着几声喊叫，一阵石子雨落在了我身后，伴随了我好长的一段路。“洗女人裤衩的软货！熊包！让我们给你来点再教育吧！”突然，弹弓打来的一粒小石子击中了我的左耳，一阵剧烈的疼痛让我一下子丧失了部分的听觉。出于条件反射，我用手捂住了耳朵，于是，我的手指头染上了鲜血。
在我的身后，叫声变得更加响亮，骂人话也变得更加下流。声音从峭壁上反弹回来，在群山中久久回荡。我听到有人威胁着要处我以私刑，还有的威胁着要绑架我。然后，一切归于宁静。万籁俱寂。
在返回的路上，受了伤的警察违心地决定放弃他的使命。
那一天，夜晚似乎变得格外的漫长。我们的吊脚楼显得那么的荒芜，那么的潮湿，远远要比以往阴暗得多。一股被弃空房的味道弥散在空气中。一股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味道：冷冰冰的，带着哈喇味和霉味，那么冲，那么浓烈。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那一夜，为了忘却我那左耳朵的疼痛，我借着两三盏煤油灯的灯光，又重读了我最喜爱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是，即便是煤油灯呛人的烟味，也无法驱走那股空房子的味道，我觉得，我越来越迷失在这股味道之中。
耳朵已经不再流血了，但是它变青了，肿了起来，继续让我难受，影响我的阅读。我轻轻地揉着它，又一次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疼痛，几乎令我发狂。
多么特别的一夜啊！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但是，在那么多年之后，我始终无法解释我为何做出了那样的反应。那一夜，耳朵隐隐作痛，我在我的床上翻过来又覆过去，无法入眠，仿佛我是躺在针毡之上。我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报仇，怎么把嫉妒得要命的瘸子的耳朵割下来，相反，我又看到我自己被那帮人纠缠上了。他们对我动用私刑，他们百般地折磨我。夕阳的丝丝余晖在一把尖刀上投下它的闪光。这把刀，在瘸子的手中舞动着，不像是屠夫用的那种传统的杀猪刀；它的刀刃长得出奇，尖得出奇。瘸子用他的手指头，轻轻地抚摩着雪亮的刃口，然后，他把刀高高地举起，一刀割下了我的左耳朵，连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发出。我的耳朵掉到了地上，又弹跳起来，然后又落下，与此同时，刽子手却正得意扬扬地拭擦着那溅上了鲜血的长长刀口。小裁缝哭喊着赶到现场，终于打断了这一番野蛮的私刑，瘸子为首的那一伙人顿时仓皇逃散。
于是，我看到自己被小裁缝救下。这个手指甲被凤仙花染得鲜红的姑娘，她任由着我满嘴含住她的手指头，用我那黏糊糊的、滚热的舌头尖舔着它们。啊！凤仙花那黏稠的汁液，凝结在她闪闪亮的手指甲上的我们天凤山特有的山花，有一种甜丝丝的滋味，还发出一种有点像麝香的香味，激起了我肉体上一种隐隐的快感。沾了我的口水之后，指甲上的红颜色变得越发浓烈，越发鲜艳了，然后，它变软了，像滚烫的火山熔液似的蠕动着，它臌胀着，咝咝作响，在我的嘴里转动，像是一团真正的火山液。
然后，熔岩的波浪开始了一种自由的旅行，一种远征；它从我被打伤的胸脯上流下来，逆行在这一片大陆的广袤平原上，绕过我的奶头，滑向我平坦的肚腹，并停在了我的肚脐眼上，在她舌头的推动下，它钻进了我的肚脐眼中，迷途于我那些蜿蜒曲折的血管和腑脏，最后终于找到了道路，一直流向我的男性之根，它早已经到了自己独立的成熟年龄，眼前正激奋昂扬，滚烫如火，放荡不羁，再也不愿服从于由警察这一角色规定的那些严厉然而虚伪的约束。
最后一盏油灯的灯光开始摇曳起来，而后终因缺油而熄灭，留下警察一个人在黑暗中，孤零零地俯卧在床上，放纵自己于一次夜间的背叛，玷污了他的裤衩。
闹钟上的荧光指针指着午夜十二点。
39．小裁缝怀孕了
新浪读书
“我有麻烦了。”小裁缝对我说。
那是我遭到那帮下流的求爱者攻击的第二天。我们俩呆在她家厨房里，被一会儿绿颜色、一会儿又变成黄颜色的缭绕不散的烟雾包围着，烟雾中还夹杂着从锅里冒出来的饭香。她在砧板上切菜，我管着灶火，而她的父亲，刚刚从各乡村巡回归来，正在客堂间里干活；可以听见他踩缝纫机那熟悉的有节奏的声音。看起来，他也好，他的女儿也好，谁还都不
知道我遭到袭击的事情。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我左耳朵上青肿的伤斑。当时，我满脑子转动着想找一个借口，好向小裁缝提出我的辞呈，以至于连她在说什么都没有听见，她不得不重复她的话，才能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
“我碰上大麻烦了。”
“是瘸子那帮人吗？”
“不是。”
“那么是跟阿罗吗？”我问她，带着一种情敌才有的希望。
“也不是，”她很忧愁地回答道，“我真后悔，不过已经太晚了。”
“你在说啥呢？”
“我老是恶心。今天早上，我吐了一地。”
这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我看到，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睛中涌出，静静地从她的脸颊上流下，一滴接着一滴地落在菜叶子上和她的手上，她的手指甲染得鲜红鲜红的。
“我爹要是晓得了，非把阿罗给杀了不可。”她说着，轻轻地哭了起来，没有一丝抽泣声。
两个月以来，她就一直没来月经。这一点，她没有对阿罗说起过，不过，他却是这次生理故障的责任者或者罪人。一个月之前，当阿罗离开时，她还没有开始担心。
一下子，这些意外的和反常的眼泪震撼了我，比她忏悔的内容还更震撼了我。我真想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好好地安慰她一番。见她那么痛苦，我的心里更是痛苦万分。但是，她父亲踩着缝纫机发出的喀哒喀哒的响声，仿佛是一声声的召唤，把我拉回到了冷酷的现实中。她的痛苦确实是很难用话语来安慰的。尽管我对两性之间的事情还很懵懵懂懂，几乎可说是漠然无知，我还是明白了，这两个月没有月经意味着什么。
我很快就被她的慌乱所传染，自己也跟着乱了方寸，背着她悄悄地掉了眼泪，就仿佛她怀上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就仿佛在巍峨的白果树下或者在小水潭清澈的水流中，跟她做爱的是我，而不是阿罗。我觉得自己大动了感情，我的心跟她贴得很近很近。我将会一辈子充当她的守护神，我甚至准备一辈子到死都打光棍，只要这样做能稍稍减轻她的忧虑。我甚至想到了要跟她结婚，只要法律允许的话，哪怕只是维持一种名义上的婚姻，只要能让她合法地、平平安安地生下我朋友的孩子。
我朝她的肚子瞥了一眼，她穿了一件手织的红颜色套头毛线衣，我只看到，从那里传出一阵阵有节奏的悸动，那是因痛苦而导致的呼吸困难和抽泣。当一个女人开始为没有了月经而哭泣时，你是没有办法劝慰住她的。我的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恐惧，我感到我的双腿掠过一阵颤动。
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事情，就是说，忘了问她是不是打算在十八岁时做母亲。这一忘却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留住孩子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你说破大天都不存在。没有一家医院、没有一个山里的接生婆敢于违背法令，为一对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的孩子接生。而阿罗只能在七年之后才能跟小裁缝结婚，因为法令禁止在二十五岁之前结婚。我们的罗密欧和怀了孕的朱丽叶不但没有希望结婚，而且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偷偷地活着，躲避法令的惩罚和世人的耳目，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生活，并得到一个曾扮演过警察角色的礼拜五的帮助。这地方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土地，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控制之下，全中国的大地上都布下了天罗地网，谁要钻半点的空子都是痴心妄想。
当她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商量实施一次人工流产的种种可能性。我们背着她父亲反复地争论，寻找着最隐蔽、最有保证的办法，使得这对年轻人不仅避免一种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惩罚，而且避免丢脸面。英明的立法似乎把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结婚之前，他们不能把他们的孩子生下来，而法令又禁止堕胎。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我朋友阿罗的先见之明。他真有福气，他委托给我一个保护神的使命，而忠心耿耿的我也不辱使命。我成功地说服了他的非法女人，让她不要求助于山里的药草师傅，怕他们不但会让她中毒，而且会揭发她。然后，我还劝阻了她，不让她从屋顶上往下跳，我说这样做纯粹是白痴行为，因为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不能把胎儿打下来，反而会落下个残疾，到头来，只能嫁给村里的那个瘸子。
第二天早上，像我们在头天晚上商量好的那样，我闪电一般地去了我们的县城荥经镇，以探测去医院妇产科做手术的可能性。
40．侦察妇产科
新浪读书
荥经镇，你们一定还记得，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镇，小得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全镇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在一个小山岭上，就在我们看过露天电影的那个中学的篮球场后面，坐落着小小医院的两栋房子。第一栋，专门用作门诊，位于山岭的脚下；它的大门口竖立着一幅毛主席的巨大画像，身穿军装，挥着巨手，仿佛正在向排队等候的病人们、还有又哭又叫的孩子们挥手致意。第二栋，高高地位于山岭顶上，是一栋四层楼的楼房，没有阳台，砖头的墙面上刷了石灰；它只用作住院治疗。
就这样，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行走，以及在一个虱子乱爬的小旅店中一个整夜睁着眼睛的苦熬，在一个早上，我带着一种侦探才有的谨慎，钻进了医院的门诊楼。为了不知名知姓地混迹于看病的农民之中，我特地穿上了我那件旧了的羊皮短袄。我的双脚一旦踏入到我从小就那么熟悉的医疗领地中，我就感到不舒服，浑身冒汗。在一楼，在一条阴暗、潮湿、狭窄、充满微微令人恶心的地下室气味的走廊尽头，一些女人等着候诊，她们坐在两排靠墙而摆的长椅上；大多数女人都挺着大肚子，有些还在轻声地呻吟。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妇产科的字样，用红漆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惟一一道紧闭的诊室门上。几分钟之后，那道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很瘦的女病人走了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处方，于是，下一个候诊者便钻进了门。通过门缝，我勉强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医生的身影，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还没等我看个仔细，门就又关上了。
这道我根本无法走到跟前的门也太小心眼了，我不得不再等着它下一次打开。我需要看清楚这个妇产科大夫长得什么样。但是，当我转过脑袋时，坐在长椅上的女人们朝我投来了何等愤慨的目光啊！那些女人真正地愤怒了，我敢向你们起誓！
令她们惊诧不已的，是我的年龄，这一点，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本来应该男扮女装的，在我的衣服里塞上一个枕头，假扮成一个孕妇。因为，我这样一个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身穿一件羊皮短袄，站在呆满了女人们的走廊中，确实有一种擅入者的姿态，令人难堪。她们全都瞧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性反常的怪人，或者是一个窥视癖，故意跑到这里来偷窥女人们的秘密。
我的等待是多么漫长啊！那道门一直纹丝不动。我身上燥热了起来，我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为了确保我抄在羊皮上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不被洇湿，我脱下了皮袄。女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说开了，满脸神秘兮兮的样子。在这阴暗的走廊中，她们很像是一些肥胖的密谋者，在一种半暗不明的光线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简直可以说，她们是在酝酿着一次私刑。
“嘿！你这娃儿，在这里做啥子嘛？”一个凶狠的女人嗓音响了起来，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扭头一看：这是个短头发的女人，上身穿一件男式短上衣，下身穿一条长裤，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胸前佩戴着一枚红底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这是她思想觉悟的外在标志。尽管她已经有了身孕，挺了一个大肚子，她的脸上却依然长满了青春痘，疙疙瘩瘩的，流着脓水。说实话，我真为在她肚子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惋惜。
我决定装傻充愣，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刺激她一下。我继续直盯盯地瞧着她，直到她很愚蠢地重复她刚才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像是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把我的左手放到我的耳朵后，做出聋哑人似的动作。
“他的耳朵青肿青肿的。”一个坐着的女人说。
“要看耳朵，不在这里！”戴军帽的女人大声嚷道，仿佛是在对一个小聋子说话，“上楼去瞧，眼科！”
顿时，女人堆里像是砸了锅一样！她们叽叽喳喳地争论起来，不知道看耳朵到底应该去什么科，是去眼科，还是去五官科，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道门开了。这一次，我有时间把那位妇产科医生的脸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