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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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门开了。这一次，我有时间把那位妇产科医生的脸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灰白头发，瘦瘦的脸，神色疲倦，嘴里叼了一根烟。
在这第一次认定之后，我做了一次长长的漫步，就是说，我漫无目的地在镇上惟一的那条街上溜达。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少次一直走到街尽头，穿过篮球场，再回到医院的门口。我一直不停地想着这个医生。他看起来比我父亲还年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我打听到，他每礼拜一和礼拜四在妇产科主持门诊，而其余的时间，他要轮流地负责外科、泌尿科和消化道内科的工作。他很可能认识我的父亲，至少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姓名，因为在成为阶级敌人之前，我父亲在我们省内算是赫赫有名的专家。我试图想象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想，在这个县医院中，在挂着“妇产科”招牌的诊室的门后，接待乡下姑娘小裁缝和他们的宝贝儿子。那将肯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灾难，比“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更糟糕！他们根本就不会容我有时间解释是谁把姑娘的肚子搞大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丢尽了脸面，一脚把我踢出门外，并永远不再见我的面。这一点很难理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当权者的迫害下受尽了苦难，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说，他们跟他们的迫害者是一样的严厉保守。那天中午，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饭。一进饭馆，我立即就后悔了，这一顿奢侈的午饭花费了我很多的钱财，但是，这是惟一一个可以跟陌生人呆在一起的地方。谁知道呢？兴许我会在那里遇上一个二流子，他对堕胎这一行的三十六计全都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个鲜辣椒炒鸡肉，还有一碗米饭，开始慢慢地吃。我的这顿饭，被我故意拖了很长时间，吃得比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头还慢。但是，随着盘中的鸡肉一点点地减少，我的希望也渐渐地开始飞走了。这镇上的二流子，看来比我还更贫穷、更吝啬，他们是从来不肯进饭馆门的。
41．想方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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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天时间里，我与妇产科的接触毫无结果。我终于可以与之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的惟一一个人，是县医院值夜班的看门人，一个曾当了三十年警察的人。因为跟两个姑娘睡了觉，一年之前他被清除出公安局。我一直在他值班的小屋里呆到半夜，我们一边下棋，一边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他求我把我们山区的漂亮女知青介绍给他，而我则大言不惭地冒充这方面的行家老手，但是，他却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肯给我那个“月经有了麻烦”的朋友以援手。
“不要对我说这些事，”他心怀恐惧地对我说，“万一医院领导发现我参与了这类事，就会给我一个死不悔改的惯犯罪名，而且毫不犹豫地让我直接二进宫了。”
到了第三天，将近中午时分，因为我确认已经无法敲开妇产科医生的门，便准备立即上路返回我的小山村，这时，突然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镇上的牧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当我们在篮球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那在风中飘逸的银色的长发实在让我们喜欢。即便当他穿着满是污泥点子的蓝大褂，绰着一把木头柄的大扫帚，在大街上扫地的时候，即便当所有人，甚至包括五岁的小孩，都会无端地打他，侮辱他，或者往他的身上吐唾沫的时候，他浑身上下仍然透着某种贵族气。整整二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禁止他行使他的宗教职能。
我每次想到他，都会回忆起别人对我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一天，红卫兵去抄他的家，发现在枕头底下藏着一本书，用一种外文写成，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哪一种外语。这情景跟瘸子那帮人围绕着《邦斯舅舅》看热闹的那场戏不无相似之处。红卫兵们只好把这本充公的书送到北京大学，才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拉丁语的《圣经》。这让牧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从此之后，他就被迫去扫大街，而且总是扫同一条街，无论刮风下雨，从早到晚，每天都得扫八个钟头。扫到后来，他几乎就成了街景一个活动的点缀。就一个堕胎的问题，去讨教一个牧师，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离奇的念头。我莫不是因这个小裁缝的缘故，正在昏头昏脑地走向迷途？随后，我突然十分惊奇地意识到，三天以来，我还一直没有看见这位扫大街的老人银白的头发，还有他机械一般的动作。
他上哪里去了呢？我急忙向卖香烟的小贩打听：牧师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他的强迫劳动。
“没有，”他回答我说，“那个可怜的人，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得的啥子病？”
“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从很远的大城市赶了回来。他们把他送进了县医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赶紧往医院跑。我不是慢悠悠地散步穿越小镇，而是飞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山岭顶上的住院楼时，我决定碰一碰我的运气，向垂死的牧师征求一个建议。
住院部楼内，混杂着一股药品的气味和没有打扫干净的公共厕所的臭气，还夹杂有烟雾和油烟，刺得我鼻子直发痒，喘不上气来。不知底细的人还会以为来到了一个战时的俘虏营：住院病人的病房同时还用作厨房。病人的床边，就在便盆、在挂着输液瓶的三脚架旁边，满地杂七杂八地堆放着饭锅、菜锅、切菜板、鸡蛋、蔬菜、酱油瓶、醋瓶、盐罐，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在这一午饭时分，有些人正俯身在冒着烟的热锅上，把筷子探进锅里，搅和着面条；另一些人则在炒鸡蛋，鸡蛋在热油里劈里啪啦地乱响一气。
这一背景把我弄糊涂了。我不知道，在一个县医院里竟然会没有食堂，病人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还是患了病的住院者，行动根本就不太方便，更不用说，还有一些病人是手脚受了伤的，甚至还是肢残者、畸形者。这些小丑般的厨师展现出一派纷杂喧闹、乱七八糟的景象，他们身上花里胡哨地捆绑着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石膏，好些地方的绷带也散了，在滚水锅冒出的蒸汽中飘荡着。
在一个放了六张床的病房中，我找到了濒死的牧师。他在输液，身边围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都是四十来岁的年纪，还有一个老妇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一只煤油炉上为他做饭。我悄悄来到她的身边，蹲了下来。“你是他的妻子吗？”我问她。她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都快拿不住鸡蛋了，我赶紧从她手中接过鸡蛋，替她把它们打碎了。
她的两个儿子，都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一脸严峻的神色，看来像是当干部的，或者像是殡仪馆的职工，然而，他们的举止却像是记者，全神贯注地伺弄着一个很旧的录音机，它吱吱扭扭地转着，好像生了锈似的，黄色的漆皮已经斑驳成了鳞片。
突然，一个尖利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像一声警报，回荡在病房中，差一点把正在各自病床上吃饭的其他病人的饭碗从手中震落。
小儿子终于掐灭了这一声魔鬼般的噪音，这时，他的兄长把一个麦克风伸到老牧师的嘴唇边。
“爸爸，你说几句话吧。”大儿子在求他。
牧师满头银白色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他的脸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瘦得那么厉害，简直就只剩下了一张皮包着一副骨头架。薄得跟纸一样的一张皮，蜡黄蜡黄，死气沉沉。他的身体，以前曾是那么强壮，现在却已经彻底萎缩。他蜷缩在被子底下，与痛苦顽强地搏斗着，终于，他好不容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这一生命的信号令他周围的家人惊喜交加。麦克风又伸到了他的嘴边。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开始转动起来，发出一种碎玻璃踩在皮靴底下似的刺啦刺啦声。
“爸爸，再使一点儿劲，”儿子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给你录音，你就给孙儿们说些啥子吧。”
“要是你能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一个简短的句子，或者，一句革命口号也成，来吧！孩子们将会晓得，他们的爷爷不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儿子大声说着，仿佛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录音师。
一阵微微的颤抖掠过了牧师的嘴唇，几乎难以发现，但是他的嗫嚅却听不见。在一分钟期间，他不知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反正谁都听不明白。即便连那个老妇人，她也承认听不懂他的话。
然后，他又昏迷过去。
42．用巴尔扎克找到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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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儿子倒回了磁带，全家人又一次听着这神秘的信息。
“这是拉丁语，”大儿子说道，“他在用拉丁语做他最终的祈祷。”
“这才是他。”老妇人说着，用一块手绢轻轻地擦着老牧师被汗水浸湿了的额头。我站起身来，一言不发，朝门口走去。就在这一时刻，出于纯粹的偶然，我突然发现了那
个妇产科医生的身影，他穿着白大褂，从门口走过，恰如一次菩萨显灵。就像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看到他最后吸了一口烟头，然后，慢悠悠地把烟从嘴里吐出，扔掉烟蒂，消失了。
我急忙穿越病房，撞翻了一只酱油瓶，被地上一只空锅绊了一脚。这一眨眼工夫的耽误实在是要命，等我冲到走廊中时，已经太晚了，医生早就不在那里了。
我挨着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他，见人便问有没有见到那个医生。最后，一个病人用手指头给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我看见他走进了那里，那个单人病房。听说，那里头送进来一个工人，是红旗机械厂的，被机器切掉了五根手指头。”
走近那个房间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号叫声，尽管房门紧闭着，那哭叫声还是传了出来。我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门毫无抵抗就悄悄地开了，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医生正在给受伤的工人包扎，那工人坐在床上，脖子挺得僵僵的，脑袋向后仰着，靠在墙上。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光着上身，肌肉发达，脸色黧黑，脖子粗壮。我走进了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他那血淋淋的手只包了薄薄的一层纱布，白色的纱线上满是鲜红的血，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落在放在床边地上的一只搪瓷盆里，滴答滴答的流血声混杂在他的呻吟中，像是一座走得不稳的挂钟发出的声音。
医生满脸倦容，失眠引起的，就像我上一次在门诊室里看到他时那样，但是，他已经不那么漠然，不那么“遥不可及”了。他展开一大卷纱布，为工人包扎着受伤的手，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在场。我的羊皮袄对他不产生任何的效果，因为他不得不专心致志地忙于紧急处理。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然后，我走近病床，以一种几乎可说是潇洒大方的动作，把那支香烟——我仿佛把它看成我那个小裁缝朋友可能的救星——塞到医生的嘴里，不，是塞到他的双唇之间。他朝我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一边继续包扎着，一边吸着烟。我又点燃了另一支香烟，把它递给受伤者，他用他的右手接过。
“帮我一下，”医生对我说，并递给我一段纱布的头，“把它捏紧了。”
我们分别站在床的两边，把纱布朝自己这边拉紧，这架势就像是两个人正在用一根绳子捆扎什么行李。
流血减慢了，受伤者不再呻吟。那支香烟落在地上，他突然就睡着了，医生说，麻醉开始起作用了。
“你是哪一个？”他问我，一边问，一边不停地为那只手包扎上纱布。
“我是在省医院工作的一个医生的儿子，”我对他说，“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他叫啥名字？”
我本来想告诉他阿罗的父亲的姓名，但是，我父亲的姓名早已脱口而出。接下来的，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我感觉到，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而且还知道他的政治挫折。
“你找我想要做啥子？”他问我。
“是我的妹妹……她遇上了一个麻烦……月经有些问题，有几个月没来月经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对我说。
“为啥？”
“你父亲没有女儿。你走吧，你这个撒谎的人！”
说这最后两句话时，他并没有高声地嚷嚷，也没有用手指头指着门口，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生气了；他真该把烟头扔到我的脸上。
我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走了几步之后，我朝他转过身子，我听到自己对他说：
“我建议我们来一个交易：假如你能帮助我的朋友，她将会感激你一辈子，我还会给你一本巴尔扎克的书。”
突然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心里感到了多大的震惊啊！因为眼下这一时刻，他正在县医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在这个离巴尔扎克的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为一只受伤的手做包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犹疑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怎么可能有巴尔扎克的书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脱下了我的那件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给他看我抄写在光羊皮上的巴尔扎克小说；皮袄上的墨迹比起以前来，已经变得有些淡了，但是依然还能认读。
他一边开始读手抄的小说，或者不如说，他一边做着笔迹的鉴定，一边掏出一盒香烟，递给我一支。他抽着烟匆匆地浏览了一遍。
“这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他喃喃说道，“我认出了他的文笔。他跟你的父亲一样，可怜的人，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哭了。我很想止住我的哭声，但是，我做不到。我像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起来。那些眼泪，我相信，不是为小裁缝，也不是为我要完成的使命而流的，而是为了我并不认识的巴尔扎克的译者而落的。这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最大安慰吗？
在这一瞬间，我感到的激动甚至令我自己都万分惊讶，直至今天，它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甚至让这一邂逅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黯然失色。
43．故事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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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之后，礼拜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