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只见它被巨大的树木、缠绵不休的藤蔓、茂密的植物遮天蔽日地笼罩起来，仿佛真的变成了剪径打劫的绿林强盗出没无常的宝地。”
天凤山包括二十来个村庄，零星地散布在惟一一条绵延不断的山间小道的沿线，或者隐藏在阴暗闭塞的山坳中。一般情况下，每个村子要接待五六个城里来的青年。但是我们那个村，高高地盘踞于山顶上，是所有村庄中最贫穷的，只有能力接受两个人：阿罗和我。村里的人们就把我们安顿在那座吊脚楼里，就是村长检查我小提琴的那座楼里。
这座楼属于村里，原先并不为住人而修造。在高高地搭建在木头桩子上的房子底下，有一个猪圈，养着一头肥母猪，它也是集体的财产。房子本身是用陈旧的原木造的，没有上漆，也没有天花板，它用来囤放玉米、水稻和一些损坏的农具。这也是村里人偷情幽会的一个理想地点。
多年期间，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点一直就没有家具，甚至连一张桌子或者椅子都没有，它只有两张临时凑合的床，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靠着一面墙。然而，我们的吊脚楼很快就成了小村的中心：所有人都到我们这儿来，也包括村长，始终带着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所有这一切全靠了另一只“凤凰”，很小很小，几乎微乎其微，不过它不是天凤，而是地凤，而它的主人就是我的朋友阿罗。
4．彻底丧失了时间
新浪读书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只真的凤凰，而是一只有孔雀羽毛的高傲公鸡，一身绿莹莹的毛色，带着深蓝色的条纹。在一层脏兮兮的玻璃底下，它迅速地低下脑袋，尖尖的红木硬喙啄击着看不见的地面，与此同时，长长的秒针慢慢地绕着圆盘转动。然后，它重又抬起脑袋，硬喙张开，抖动身上的羽毛，显然十分满意，似乎啄食够了想象中的谷粒。
阿罗的闹钟很小，而这只每秒钟都在动的公鸡就藏在这小小的闹钟里头！兴许正是靠
了这小小的尺寸，它才在我们来到的那天，逃过了村长的检查。闹钟差不多只有一只手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闹起来时声音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柔。我们来之前，在这村子里，还从来没有过什么闹钟，更不用说什么手表啦、挂钟啦。人们始终靠着看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估摸着时辰来过日子。
我们万分惊讶地看到，小闹钟居然在农民中赢得了一种真正的权威，所有人都来看它，仿佛我们的吊脚楼就是一座庙。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仪式：村长一边在我们的楼下来回踱着步，一边抽着他那竿跟老猎枪那么长的竹烟竿。他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闹钟。到了九点整，他便吹响一声长长的震耳的哨子，让全村人都下地干活去。“到点了！你们全没有听见吗？”他冲着各处的房子大声喊着，“到点了，都去干活啦，这帮子懒鬼！你们还磨磨蹭蹭等啥子嘛？这帮龟儿子！……”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太喜欢去这大山上干活，崎岖的山路又陡又峭，绵延向上，一直向上，直到消失在云雾之中，在这羊肠小道上连小车都推不过去，运输任何东西全靠人的肩背。最让我们畏惧的，是背着粪尿上山：背上负着一只木桶，这木桶呈半圆柱形，正好紧贴着脊背，专门用来装各种各样的粪尿：人粪尿和牲畜粪尿；每天，我们都得往这些“背桶”里装上掺了水的粪便，把它们负在背上，一直攀到山上的田边，而那些田往往位于高山的顶上。你每走一步，都能听到粪水在木桶中逛里逛荡，就在你的耳根后响着。恶臭的屎汤一点一点地从桶盖中漾出来，溅到你的身上，沿着你的胸膛往下淌。亲爱的读者，我就不向你们描写失足的场景了，因为，你们都能想象到，只要一脚踩空的话，一条性命就没有了。
有一天，天一大早，一想到正等着我们去背的粪桶，我们就实在不想起床。当我们听到村长的脚步渐渐传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赖在床上。时间快到九点了，公鸡正一个劲地啄着它的吃食，突然，阿罗灵机一动，脑子里迸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伸出小手指，把闹钟的分钟往反方向拨了一整圈，时针后退了一个钟头。而我们继续睡我们的觉。多么舒服啊，这一通回笼觉，更何况，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整整一个钟头里，村长就呆在外面，嘴里含着竹烟竿，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呢。这番大胆而又精彩的发现，几乎把我们对村里农民的仇恨清除得干干净净，要知道，他们在早先可都是一些鸦片种植者，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新社会的“贫下中农”，而且还在对我们进行着再教育。
从那个历史性的早晨之后，我们就经常改变闹钟的时间。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体力状况，还有我们的情绪好坏。有时，我们不是把指针向后拨，而是把它向前拨快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为的是白天里可以早早收工。
就这样，到后来，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钟点了，我们终于彻底丧失了现在时的概念。
5．口述电影
新浪读书
天凤山上经常下雨，三天里头倒有两天在下雨。很少有雷阵雨或者大暴雨，但是经常下小雨，从早到晚，哩哩啦啦，简直可以说这雨就下得没完没了。从我们的吊脚楼看出去，四周的层峦叠嶂始终笼罩在一层浓厚的阴霾中，这番幻觉般的景象让我们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在房间里面，也是早早晚晚一团潮气，什么什么的全都发了霉，霉斑一天接一天地缩小着对我们的包围圈。这情景，比住在地窖里还更糟糕。
到了晚上，有时候，阿罗睡不着觉。他就爬起来，点燃油灯，钻进床底下，手脚趴地，在昏暗中寻找他以前扔在那里的烟头。当他从床底下钻出来后，便盘腿坐在床上，把找到的那些潮湿的烟头全集中到一张纸（常常还是一封珍贵的家信）上，在油灯的火焰上烤干。然后，他捻动烟头，以一种钟表匠一般的耐心细致把烟丝收集起来，一丝一毫都不漏下。香烟卷好后，他就把它点燃，然后吹熄油灯。他始终坐在床上，在黑暗中抽着烟，谛听着深夜中的寂静，偶尔还能听到母猪的几声哼哼，它就圈在我们房间的楼下，正用它的长嘴拱着粪土堆。
时不时地，雨水持续得比平常更长久，断烟的时日也在延续。有一回，深更半夜里，阿罗把我叫醒了。
“再也找不到烟头了，床底下没有，角角落落里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浑身上下难受得要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段琴？”
我连声答应，急忙演奏起来，尽管我的脑子当时尚未完全清醒。拉着拉着琴，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我那个当肺病科医生的父亲，或者他那个成了著名牙医的父亲，我们那曾经辉煌一时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是不是能看到煤油灯微微的火光摇曳在我们的吊脚楼里，是不是能听见我的这一曲小提琴声，还有混杂在乐曲中的母猪的哼哼……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听见。甚至连村子里的农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住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也有一百米之远。
屋外，雨还在下着。很偶然，那一天下了大雨，不是平常的那种细雨，而是一场大雨，暴雨，我们能听到雨点打在我们头顶屋瓦上劈里啪啦的响声。毫无疑问，夜雨更是增添了阿罗心中的忧郁：我们注定了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通常说来，一个出身于正常家庭的青年，工人家庭或者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如果不犯什么错误，按照党的机关报上的说法，有百分之百的机会在两年中结束再教育，然后就能回城与家庭团圆了。但是，对那些属于“阶级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回城的机遇就远远地小得多了：千分之三。从数学计算上来说，阿罗和我已经被“排除”了。等着我们的未来，将是一辈子在这里劳动，最后变得年老秃顶，死在这吊脚楼里，身上裹上一条土产的白布。确确实实，你能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消沉，那么的悲观，你受尽折磨，你无法合眼。
那一夜，我先是拉了一曲莫扎特，然后是一曲勃拉姆斯，接着是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但是，即便是最后的那一曲，也无法让我朋友阿罗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再来一段别的吧。”他对我说。
“你想听啥子呢？”
“来一点欢快的。”
我想了想，在我可怜的保留曲目中搜索着，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阿罗开始哼起了一首革命歌曲。
“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他问我。
“漂亮。”
我立即用小提琴为他伴奏。这是一首藏族歌曲，人们把它的歌词改了，变成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赞歌。尽管如此，它的曲调保留了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还有永远无法驯服的野性力量。改编根本就无法抹杀这一切。阿罗越唱越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转着圈地跳起舞来。舞蹈中，雨滴从屋顶上没有合缝的瓦片之间漏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了屋子里。
千分之三，我突然想到了这一比例。我还有千分之三的机会，而我那位现在成了舞蹈家的忧郁的抽烟人，他的机会还要更少。兴许有一天，当我把小提琴练得很出色时，当地县里的或者地区的某个文艺宣传队，比如说荥经县的文艺宣传队，将会向我敞开大门，吸收我参加革命协奏曲的演奏。但是阿罗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打篮球或者踢足球。他没有任何王牌可以参加“千分之三”的极其严酷的竞争。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
他惟一的才华是讲故事，当然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才华，但是可惜啊，它没有什么出路，没有用武之地。我们毕竟已经不是在什么《一千零一夜》的时代了。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很不幸，说书都不再是一门职业。
在这世界上，惟一一个真正能欣赏阿罗的说书本领，甚至还慷慨大方地为他付报酬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村长，美丽的口述故事的最后爱好者。
天凤山离现代文明是那么的遥远，绝大多数的村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怕一部电影，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时不时地，阿罗和我就给村长讲一讲几部电影的故事，吊起了他想一听再听的胃口。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是某日里荥经镇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他决定让阿罗和我去看电影。从我们村赶去那里要走两天，回来又要走两天。我们应该在到达镇上的当天晚上看上电影。而一旦回到村里，我们必须给村长和全村的男女老少讲那部电影中的故事，要原原本本地全都讲述出来，从头到尾，一点都不能漏。
我们接受了挑战，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一连看了两遍电影，在镇上中学的操场上看的，那里临时成了露天电影院。镇上的姑娘们长得真是俊俏，但是我们不敢偷看她们太多，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银幕上，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每一句台词和对话，留意着演员们的穿戴着装，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个场景的背景，甚至还有音乐的旋律。我们回到村里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口述电影便在我们的吊脚楼前开演了。村长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那长长的竹烟竿握在一只手中，我们的那只“地凤”闹钟抱在他的另一只手中，那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进贡在时间上有没有打折扣。
我有那么一点点怯场，我分明看到，我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展现每一个场景的背景，但是阿罗表现得恰如一个天才的说书人：他叙述得很少，而是轮流地表演每一个人物，时刻改变他的嗓音语调和动作姿势。他引导着故事的进展，设置下一个个悬念，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听众做出反应，还修正他们的回答。他什么都做到了，真是个干全活的人。当我们，或者还不如说当他，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时，我们的听众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开心，他们甚至还不想离开。
“下个月，”村长面带命令式的微笑，向我们宣布，“我还要派你们去看另一场电影。你们可以记上工分，跟在大田里劳动一样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似乎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至少是阿罗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动荡。
6．国王般的老裁缝
新浪读书
天凤山最美的公主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布做的，柔软却又结实，透过这双鞋，人们可以追随她脚指头的运动，因为她每踩一下她那缝纫机的踏板，脚指头就在布鞋里一动一动的。这布鞋很普通，也很便宜，手工做的，然而，在这个差不多人人都打赤脚走路的地方，它们可就很惹眼了，仿佛是那么的精致和珍贵。她的脚踝，还有她的脚掌，形状都很好看，在白色的尼龙袜底下显得格外漂亮。一条长长的辫子，有三四厘米粗，从她的后脑勺上垂下来，耷拉到她的背上，一直拖到她的胯部以下，发梢上扎着一条红红的头绳，色彩鲜艳，是
丝绸编成的。
她俯身在缝纫机上，光洁的台板上倒映出她白衬衫的领子，她椭圆的脸蛋，还有她亮闪闪的眼睛，这双眼睛无疑是荥经县里最美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地区中最美的。
一道又深又宽的山谷，把她的那个村和我们村隔开。她的父亲，山里惟一的裁缝，经常不在家里，不呆在他那个既作裁缝铺又作住宅的又古老又宽敞的老屋里。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裁缝，长年供不应求。当地有一个习惯，当某家人需要做新衣裳时，这家人首先要到荥经镇（就是我们去看过电影的那个镇子）的一家商店里买好衣料，然后登门来到他的裁缝铺，跟他商量这衣裳要做什么式样，价钱多少，老裁缝哪一天得空好去他家里上门做裁缝。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家人会起一个大早，亲自跑到裁缝铺，恭恭敬敬地来请他，还要带上几个壮汉，轮流地背着他那台缝纫机。
他有两台缝纫机。一台，他始终带着走村过庄，是一台老机器，机器掉了漆，你再也看不出原先是什么牌子，也看不出制造商的名字。另一台是新的，上海货，他留在家里，留给他的女儿，“小裁缝”。他从来不带女儿跟他一起走家串户，这个决定，说是明智却又无情，使得多少打算娶小裁缝为妻的青年农民连跟她说话搭腔的希望都破灭了。
老裁缝过着一种国王般的日子。当他来到一个村庄时，他激起的那一番热闹景象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顾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