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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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走出了棚屋，不久后又回来，手里握着两根树枝，“一根桃树枝，另一根杨树枝，”他解释说，“别的树枝都不管用。”他叫阿罗爬起来，扒去他的外衣和内衣，用那两根树枝抽打着他赤裸的脊背。“再狠一点！”边上的农民叫嚷道，“要是你抽得太轻了，你就永远也赶不走瘟神。”
两根树枝轮流飞舞起来，在空中发出啪啪的响声。鞭笞变得凶狠了，阿罗的背上马上留下了深红的血痕。阿罗已经清醒了，忍受着鞭打，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仿佛是在梦中经历了这一情景，而且挨打的似乎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但是我很害怕，几个礼拜前他在坑道中对我说的那句话，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在一阵阵清脆的鞭笞声中回响起来：“我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死在这口矿井中。”
第一个鞭挞者打累了，让别人来接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替补他。瞌睡神终于占了上风，大伙儿都有些困，便纷纷回到各自的床上准备睡觉。这时候，桃树枝和杨树枝落在了我的手中。阿罗抬起了脑袋。他脸色苍白，脑门上满是细细的汗珠。他迷茫的目光遇上了我的目光。
“来吧。”他对我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你不想好好休息一下吗？”我问他，“瞧瞧，你的手抖得多么厉害。你感觉不到吗？”“不，”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拿到眼前想看个究竟，“真的，我在发抖，我冷得厉害，就像快要死的老人。”
我在衣服兜里摸出一截香烟，点燃了递给他。但香烟立即从他的手指头间落下，掉在了地上。
“臭婊子！它怎么这么重啊。”他嘟囔道。
“你真的想让我来抽你？”“对，好赖，它还能让我暖和一点。”
在鞭打他之前，我想先把香烟捡起来，让他痛痛快快地抽一口。我弯下腰，捡起还没熄灭的烟头。突然，某个白花花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个信封，落在床脚下。
我把它拾起来。那信封，上面写着阿罗的名字，还没有启封。我连忙问农民们这信是怎么来的。一个人从他床上给我传过话说，那是一个来买煤的汉子带来的，放在这里已经好几个钟头了。
我拆开了信。只有一张信纸，字是用铅笔写的，笔迹时而紧凑密匝，时而宽松稀朗；笔画常常是歪歪扭扭的，但是，从这一笨拙中透着一种女性的轻柔，一种孩童的率真。慢慢地，我给阿罗读着这封信：
讲电影的阿罗：
不要笑话我的字。我不像你那样，我从来没有上过学。你晓得，离我们山里最近的一个学校，就是荥经镇里的那个小学了，去那里要走两天的路。是我父亲教我认字读书的。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小学毕业生”。
这几天，我听说你和你的朋友讲电影讲得很好。我去跟我们村的村长说了这件事，他同意派两个农民去小煤窑，替你们干两天活。请你们，你们两个人都到我们村来，给我们讲一个电影。
我本来想自己跑一趟煤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但是别人对我说，那里男人们都光着身子，那不是一个姑娘该去的地方。
当我想起煤窑时，我就敬佩你的勇气。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它不要塌下来。我给你们争取了两天的休息，这样，你们就少了两天的危险。
再见。请转达对你的朋友小提琴家的问候。小裁缝1972。7。8我刚写完这封短信，就想起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我要告诉你：你来我家以后，我已经看到过好多人的第二个脚指头比大脚指头还要长，跟我们俩都一样。我很失望，但这就是命。
我们决定选《卖花姑娘》的电影故事。我们在荥经镇中学篮球场上看过的三部电影中，最有名的是一部朝鲜的歌剧片，其中的主人公叫“卖花姑娘”花妮。我们已经给我们村的农民讲了一次，讲到最后那场戏时，我满怀激情地模仿电影中的画外音，带着微微颤抖的嗓音，念到那句最关键的台词：“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而，我花妮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我朗读的效果几乎跟在放电影时一样精彩。所有的听众全都流下了眼泪；甚至连村长，心肠那么硬的一个人，也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从他那有三点红血斑的左眼中流淌下来。
尽管阿罗的疟疾发作得很厉害，他却认为自己已经在康复，于是，他硬撑着跟我一起上路了，赶往小裁缝的那个村，他的心中充满着一个真正征服者的热情。但是，在路上，他的寒热又发作了一次。
阳光明媚，热辣辣地晒在他的身上，他却对我说，寒冷又一次把他攫住。我赶紧捡来枯树枝，生了一堆火，他坐在火堆前烤着，但是，寒冷非但没有被驱散，反而变得无法忍受。
“咱们继续走吧。”他站起来对我说。（他的牙在格格地打颤。）
整整一路上，我们都能听到一条溪流的汩汩流淌声，听到猴子还有其他野兽的叫声。渐渐地，阿罗的冷热病又可怕地发作起来。我看到他步履蹒跚地朝我们脚下一侧路边那深深的悬崖晃过去，我还看到土块在我们经过时滚下高崖，好半天才能听到它们坠落的声响，这时候，我赶紧拉住他，让他坐到一块岩石上，等着他的高烧过去。
当我们来到小裁缝的家时，我们幸运地得知，她的父亲又出门了。像上一次那样，大黑狗跑过来围着我们亲热地闻前闻后，一声都不叫。
10．小裁缝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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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走进她家时，脸上烧得比一只红果子还要红；他有些迷糊。疟疾的发作把他折腾得不像个样子，可把小裁缝给吓坏了。当即，她就取消了那一场“口述电影”，把阿罗扶进她的房间，到她那张挂着白蚊帐的床上躺下。她把自己长长的辫子盘到头顶上，挽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然后，她脱掉自己粉红色的布鞋，赤了一双脚，就往外面跑去。
“跟我来，”她冲我喊道，“我晓得有一样东西很管用的。”那是一种平平常常
的植物，生长在离他们那个村不远的小溪边。它好像是一种小灌木，只有三十来厘米高，开鲜艳的粉红色的花，花瓣叫人想起桃花，只是还要更大一点，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溪流不太深，明澈碧透。这种植物的入药部分，是它的叶子，小裁缝采撷了很多，叶子多棱角，很尖，像是鸭掌的形状。
“这种植物叫啥子？”我问她。
“碎碗片。”
她把它们放在一个白色的石臼中研磨。当叶子变成了一团绿莹莹的糊糊时，她把它们抹在阿罗的左手手腕上，尽管他当时还有些迷迷糊糊，脑子里却恢复了一些逻辑思维。他由她在手腕上敷料，让她用一条长长的白麻布把他的手腕包了起来。到了晚上，阿罗的呼吸逐渐轻松下来，他呼呼地睡着了。
“你相信那些东西吗？……”小裁缝犹犹豫豫地问我。
“啥样的东西？”
“那些并不太科学的东西。”
“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
“也许你担心我会揭发你。”
“根本不会。”“怎么说呢？”
“依我看来，咱们既不能完全地相信，也不能彻底地否定。”
对我的立场，她似乎很满意。她朝阿罗躺着的床上瞟了一眼，问我：
“阿罗的爹是做啥子的？他信佛吗？”
“我不晓得他信不信佛。但他是一个有名的牙医。”
“一个牙医？牙医是做啥子的呢？”
“你不晓得一个牙医是做啥子的吗？他是给人治牙的。”
“没有开玩笑吧？你是说，他能除掉藏在牙齿中的蛀虫，不让牙再疼吗？”
“正是这样，”我回答道，一点儿都没有笑，“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过，你一定得向我保证，对哪一个都不能说。”
“我向你保证……”
“他的父亲，”我低下嗓音对她说，“给毛主席的牙齿除过虫。”
一阵肃然起敬之后，她又问我：
“假如今天晚上我请几个巫婆来给他的儿子守夜，不晓得他会不会生气？”
来了四个老太婆，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村庄，她们身穿黑色和蓝色的长裙子，发髻上插着花，手腕上戴着玉镯，半夜时分聚集到了阿罗的床边，而阿罗的睡眠始终不太安稳。她们各自坐定在床的一角，透过蚊帐望着他。你很难说出她们中哪一个脸上皱纹最多，哪一个长得最丑，哪一个最让恶鬼们害怕。
其中一个老太婆，无疑是最矮小的那个，手里持定一把弓，搭上一支箭。
“天灵灵，地灵灵，我来向你做保证，”她对我说，“你的同伴受了苦，都怪那个小恶鬼，煤窑中的小恶鬼，今夜不敢到这里。我的弓从西藏来，我的箭头用银做。我搭上弓，放出箭，我的箭，像飞笛，腾空飞起在空中。飞在空中呼呼响，穿透妖魔的胸膛，无论它们有多强，定叫它们全死光。”
但是她们毕竟年事已高，时辰也已经很晚，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当。渐渐地，她们开始打起哈欠来。尽管我们那个女主人给她们沏了浓浓的酽茶，她们还是困得打起了瞌睡。手拿弓箭的老太婆也睡着了。她把那武器放在床头，随之，她那松弛无力的眼皮马上就沉沉地阖上了。“快把她们弄醒，”小裁缝对我说，“给她们讲一个电影。”
“啥样的电影？”
“这没关系，啥子都行，你只要别让她们睡着了就行……”
于是，我开始了我生平中最奇特的一个场景。在我朋友睡得昏昏沉沉的床前，我讲起了一个朝鲜电影，为了一个漂亮的姑娘，还有四个老巫婆，那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一个小小村庄里，在一盏火苗摇曳的煤油灯底下。我马马虎虎地对付着讲起来。几分钟之后，这个可怜的“卖花姑娘”的故事吸引了我那几个听众的注意力。她们认真地听着，甚至还提了几个问题；故事越是深入展开，她们听得越是带劲，连眼睛都不肯眨一眨。
然而，这跟阿罗施展出的魔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一个天生的说书人。我不是他。讲了半个钟点之后，我讲到了“卖花姑娘”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点钱为母亲治病，然而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医院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临终前还绝望地呼喊着女儿的名字。一部十足的宣传片。通常来说，这里是故事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在放映电影时，还是在我们村里讲电影时，每到这一关键时刻，人们都会流下热泪。但是，眼前的这几个女巫兴许是用另一种不同的材料制造的。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带着某种激动的表情，我甚至能感觉到一阵微微的颤栗掠过了她们的脊椎，但是，她们的眼泪并没有如期而至。
我对我的努力颇为失望，于是我添加了一些动作细节：花妮的手在颤抖，钞票从她的手指缝里滑落……但是，我的听众们还在抵抗。突然，从白颜色的蚊帐里面，升起了一个嗓音，简直就像是从一口深深的井里面升起来的。
“常言说，”阿罗嗓子颤巍巍地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请你们告诉我，这位花妮姑娘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
令我惊讶的是，阿罗过早地把电影结尾时的台词提前念了出来，而同样让我惊讶的是，阿罗竟然突然醒来了。但是，奇迹居然发生了，当我回头望着四周，我看到四个老巫婆全都哭了！她们的眼泪夺眶而出，滚滚而下，冲垮了她们的防御之堤，变成了滔滔的洪流，从她们那满是皱褶和沟壑的脸上滚落。
阿罗具有何等的说书天才！他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一句画外音的位置，轻而易举地操纵听众，即便他依然被疟疾的一次剧烈发作击垮在床上。
随着故事的逐渐进展，我觉得小裁缝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变化，我发现，她的头发不再编成大辫子，而是像瀑布那样成串成串地披散下来，像浓密的马鬃一样在她的肩膀上闪耀着波浪。我猜到了阿罗正在做什么，他烧得发烫的手伸出蚊帐外苦苦地摸索着。突然，一阵风儿刮来，吹得油灯的火苗摇晃不停，就在火苗将灭未灭的那一瞬间，我相信我看见了小裁缝掀起了蚊帐的一角，在黑暗中朝阿罗俯下身来，匆匆地给了他一个吻。
一个巫婆重新点亮了油灯，我继续往下讲述着卖花的朝鲜姑娘的故事。女人们的眼泪依然哗哗地流个不停，其间，不时地还伴随有擤清水鼻涕的响亮声音。
11．四眼的神秘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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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有一只神秘的箱子，他把它藏得很严。
四眼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一定记得，我已经提到过他，正是在去四眼插队落户的那个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小裁缝的父亲。）他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子，也在天凤山上，只是比我们的村子要低得多，在半山腰上。到了晚上，阿罗和我常常去他那里做饭，每当我们有了一块肉，或者有了一瓶酒，或者在老乡家的自留地里偷得了一把新鲜蔬菜，我们便去他那里打
牙祭。我们三个人总是有福共享，几乎可说是结成了把兄弟。可是那个神秘的箱子的事，他竟然偷偷地瞒着我们，这更使我们觉得事有蹊跷。
他家也住在我们父母工作的那个城市；他父亲是个作家，母亲是个诗人。两个人目前全都靠边站了，留下了“千分之三”的机会给他们宠爱的儿子，比起阿罗和我来，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但是，面对那种因出身而导致的令人绝望的前景，十八岁的四眼几乎始终处在担惊受怕的心态中。
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染上了危险的色彩。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是三个破坏分子，聚集在他房间里的一盏煤油灯下，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就拿吃饭为例吧：正当我们自己动手做得了一个香喷喷的菜，平日里时常饥肠辘辘的三个饿鬼闻着那肉香正吃得开心，假如此时有人敲他的门，一定会让他害怕得要死。他会立即站起身，把那碗肉藏到角落里，仿佛那是偷来的东西，再在桌子上换上一碗可怜巴巴的咸菜，发了霉的，臭烘烘的；吃肉在他看来似乎成了一桩罪过，是他的家庭所属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