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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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四个老巫婆讲过电影的第二天，阿罗感到体力有所恢复，就想回村，小裁缝也没有太坚持让我们留在她那里。我想她熬了一夜，可能是累坏了。
早饭之后，阿罗和我走上了孤独的归途。一接触到清晨潮湿的空气，我们发烫的脸立即感到一阵惬意的清凉。阿罗边走边抽烟。山道蜿蜒而下，俄而转又上升。我搀扶着病中的阿罗，因为坡实在陡得很，阿罗身子又虚，实在走不太动。地面软绵绵的，湿漉漉的；在我们的头顶，树木枝叶交叉，经过四眼那个村前时，我们看到他在一块水稻田里干活；他赶着一头牛，扶着一张犁，正在耕地。
稻田里灌了水，看不见耕后的犁沟，因为平静的水面覆盖了翻耕起来的烂泥，肥沃的耕作层足足有五十厘米来厚。我们的这位耕者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两腿齐膝地陷在烂泥中，跟在水牛后面艰难地前行。那头黑黑的水牛拖着沉重的铁犁，同样艰难地…水前行。初升的朝阳照在他的眼镜上，发出闪闪的光芒。
那水牛的个头不大也不小，尾巴却长得出奇，每走一步，尾巴就甩一下，仿佛故意要把烂泥和脏水往它那个心地善良却又缺乏经验的主人脸上溅。尽管他努力地躲避着一次次的袭击，但只要有一秒钟的疏忽，那鞭子一般的牛尾巴就会抽他一个满脸开花，果不其然，他劈脸挨了一记牛尾巴，眼镜飞上了天。四眼不禁大骂了一声，缰绳从他的右手上松开，犁把从他左手中脱落。他用两手捂住眼睛，大吼一声后，便破口大骂起来，仿佛突然之间眼睛瞎了。他怒不可遏，甚至连我们的呼叫声都没有听见，我们正为见到了他在田边欢呼雀跃呢。他的眼睛非常近视，即便把眼睛睁得大得不能再大，他也无法认出站在二十米开外的我们俩，无法把我们跟正在附近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区分开来。那些农民见他这副模样，正在开心地笑话他呢。他俯身在水面上，把手伸到泥水里，在四周的烂泥中胡乱地瞎摸一气。他的眼睛，失去了任何的人类表情，鼓突着，像金鱼一样，让我不禁有些害怕。
四眼很可能刺激了他那头水牛的残暴本能。拖着犁的水牛不但没有朝前走，反而后退起来。它似乎想把被它打飞的眼镜踩在脚下，或者想用铁犁的尖头把它砸碎。
我让我的病人坐在小路边上，自己赶紧脱下鞋子，卷起裤腿，跳进水稻田。尽管四眼不愿让我插手他那已经很复杂的寻找，最后还是我，在烂泥汤中摸索了好一阵后，一脚踩到了他的那副眼镜，很走运，眼镜还没有碎。当周围的世界在他的眼镜中重新变得清清楚楚时，四眼万分惊讶地看到，可恶的疟疾已经把阿罗折腾得成了什么样子。
“你都没有了人样，我的老天！”他冲阿罗说。
由于四眼没法撂下手中的活，他提议我们去他那里休息一下，等着他收工回去。
他的屋子位于村子中央。他的私人用品是那么的少，同时他又那么在意地表现出自己对革命农民的彻底信任，所以他的大门从来都不锁。这房子原来用作谷仓，跟我们住的房子一样，也是个吊脚楼，但是那上面还有一个用毛竹片铺成的晒台，上面常常晾晒粮食、蔬菜或者辣椒。阿罗和我，我们便坐在晒台上晒太阳。不一会儿，太阳就钻进了山背后，天也开始变凉。阿罗身上的汗水一旦收干后，他的背，还有他那瘦瘦的胳膊和腿脚，就变得冰凉冰凉。我找到四眼的一件旧毛衣，就拿来披在阿罗的肩上。毛衣袖子围住了他的脖子，就像是戴了一条围巾。
太阳又从山后面露面了，但是阿罗仍然一个劲地喊冷。我又转回房间，来到床前，拿起一床被子，这时候，我又生出一个想法，想看一看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别的毛衣。在床底下，我发现了一只很大的木头箱子，看那样子，像是不太重要的什么货物的包装箱，它有旅行箱那么大小，但是更厚些。几对箩筐，几双满是污泥的破鞋，堆在那箱子上。
当我在飞扬着尘埃的光线中打开箱子时，我看到里面都是一些衣服。
我在衣服堆里扒拉着，想找一件稍微小一点的毛衣，可以套在阿罗那瘦小的身躯上，这时，我的手指头突然碰到了某种软乎乎的东西，又滑溜又柔和，它立即使我联想到女人穿的麂皮皮鞋。
不是；那是一只小皮箱，在几缕太阳光底下闪闪发亮，一只小巧玲珑的皮箱，皮子很旧，却很精致，一只散发着遥远的文明气息的皮箱。
它锁着，三处上了锁。它的重量跟它的体积比起来稍稍有些重得出奇，但是，我却怎么也猜想不出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12．怀念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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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夜幕降临，四眼终于从那一番跟水牛的搏斗中解脱了出来，我赶紧问他，那个箱子里装着什么宝贝，值得他藏得那么严实。让我吃惊的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一起做饭的时候，他始终一反常态地一声不吭，尤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他的皮箱。
吃饭时，我又提起了皮箱的事情，但是，他始终没有多说一个字。
“我猜那里头一定是书，”阿罗的话打破了沉静，“你小心地掩藏它，你特地用锁把它锁得紧紧的，这本身就暴露了你的秘密：它里面一定装着禁书。”
一道恐慌的微光从四眼的目光中闪过，但它立即消失在了他厚厚的眼镜片底下，同时他的脸顿时变成了一副笑盈盈的面具。
“你在说梦话吧，我的老弟。”他说。
他朝阿罗伸出一只手，放在他的太阳穴上。
“我的天哪！瞧你发烧发得多厉害啊！原来是因为这个，你才是满口胡话，你才在痴人说梦。听我说，咱们可都是好朋友，咱们可相处得很不错，不过，你要是胆敢再胡说八道什么禁书不禁书的，就他妈的……”
从这一天之后，四眼从他邻居家买了一把铜锁。每次出门都要小心翼翼地锁门，用一根长长的铁链穿过门环，再拿锁锁上。
两个礼拜后，小裁缝的“碎碗片”战胜了阿罗的疟疾。当他摘除了手腕上的包扎时，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小水疱，大小恰似一枚鸟蛋，透明的，闪闪发亮。它渐渐地干瘪，当它最后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黑色的疮疤时，他时寒时热的发作已经彻底停止了。我们在四眼的屋子里做了一顿饭，庆贺阿罗的病愈。那天夜里，我们就睡在他的屋里，三个人一起紧紧地挤在他的床上，而就在那张床底下，始终还放着那个木头箱子，这一点我已经证实了，但是那个小皮箱已经不在了。四眼日益增强的警惕性，还有他不顾友谊对我们的怀疑提防，都证实了阿罗的设想：皮箱里毫无疑问装的是禁书。阿罗和我，我们经常谈起此事，却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在那个时代，一切书，除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写的书，以及一些纯粹意义上的科技书，都在禁书之列。）我们开列了一个老长老长的书单，尽可能地列举了一些书名：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小说，从《三国演义》，一直到《红楼梦》，当然包括《金瓶梅》，这本向来被认为是淫书的作品。还有古代的诗歌，唐诗啦，宋词啦，以及明朝和清朝的诗词。或者，还有传统国画方面的作品，朱耷、石涛、董其昌等……我们甚至还想到了《圣经》，还有《五老言录》，那是几个世纪来一直被禁的书，在这本书中，汉朝的五位大预言家在一座圣山的顶上留下话语，揭示了未来两千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
半夜之后，我们在吊脚楼中吹灭了油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时候，一些书名就会从我们的口中涌出，在这些陌生世界的人名之中，即便只是在名词的读音中，在文字的顺序中，就蕴涵着某种神秘而又精妙的东西，这就像西藏的一种香料那样，只要一提到它的名称，“藏香”，你仿佛就能闻到它那清淡而又细腻的香味，就能看到芬芳的一炷炷香散发出缭绕的烟雾，通体覆盖了一层真正的汗珠，在油灯的反光中，显得就像是液态的金滴珠。
“你有没有听说过西方文学？”有一天阿罗问我。
“不太多。你晓得，我爸爸妈妈只对他们的专业感兴趣。在医学范围之外，他们不太了解别的东西。”
“我的爸爸妈妈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姑姑有不少翻译过来的外国书，都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出的。我记得她还给我念过一本叫《堂吉诃德》的书的好些段落，讲的是一个很好笑的老骑士的故事。”
“那么现在，这些书，都在哪里呢？”
“全都化作了飞灰。它们全部被红卫兵抄走，并且毫不留情地当众烧毁，就在她住的楼底下。”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神情忧郁地陷入了寂静中，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在黑夜中默默地抽着烟。这一段文学故事让我沮丧之极：我们这代人真是没有运气。我们到了会读书的年龄，就没有剩下什么书可读了。好几年期间，在所有书店的“外国文学”柜台上，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全集，在那烫金的封面上，你能看到一个戴着色彩艳丽的领带的老人的肖像，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面带微笑地看着你，在他满是皱纹的眼皮底下，一只左眼是栗色的，而他的右眼比左眼要小一些，栗色的眼珠也更浅一些，虹膜带一点点浅浅的粉红色。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我问阿罗。
“嗨，这个嘛，我在想，四眼的皮箱里很可能装着那一类书：外国文学。”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爸爸是个作家，他妈妈是个诗人。他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书，这就好比，在你们家和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外国的医学书。但是，这一皮箱书是怎么躲过红卫兵的眼睛的呢？”
“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的。”
“四眼的父母把书托付给他，简直也太冒险了。”
“就像你父母和我父母一心想着把咱们培养成医生那样，四眼的父母兴许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作家呢。他们相信，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偷偷地读这些书。”
13．与四眼的借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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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一个寒冷的清晨，下了两个钟头的鹅毛大雪，地面上顿时积起了十厘米厚的雪。村长宣布放我们一天的假，阿罗和我立即就出门去看望四眼。我们听说他最近遭遇了不幸：他的眼镜弄碎了。
但我坚信，他不会因此而在干活中偷一点点懒，他是绝不会让那些“革命的”贫下中农认为，他深受其苦的高度近视是一种体力上的缺陷。他担心他们会把他当做一个懒鬼。他始终害怕他们，因为，有朝一日，是他们将决定他是否接受好了“再教育”，从理论上说，他们有权决定他未来的命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点政治上的错误或者体力上的缺陷都可能是致命的。
跟我们村不同，他们村的农民下雪天也不休息：他们要去送公粮，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很大的背篓，背上一份当年的公粮交到县里的粮库，粮库建在一条从西藏流来的河的岸边，离我们的大山有二十公里的路。这一天，他们的村长把送公粮的总重量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平均每个人要背大约六十公斤。
我们赶到时，四眼刚刚给自己的背篓中装上了粮食，准备就绪，只等出发。我们朝他扔雪团，但是他转着脑袋朝四处瞎看一气，却始终看不见我们，这个可怜的近视眼。摘去了眼镜后，他的眼珠子显得越发突出，它们使我联想起哈巴狗的眼睛，迷茫而又呆滞。尽管他还没有把公粮篓扛上背，他的脸上却早已是一片茫然的神色，仿佛正忍受着磨难。
“你没有发疯吧，”阿罗对他说，“没有了眼镜，你在小道上简直连一步都无法走啊。”
“我已经写信给我妈妈了。她会尽快地给我配一副寄来的，但是，我不能袖手旁观地等着眼镜寄到的那一天。我在这里是来劳动的。至少，这也是村长的要求。”
他说得很快，仿佛他根本就不愿意为我们浪费时间。
“等一等，”阿罗对他说，“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替你把公粮背到县里的粮库，然后，回来的路上，你把你皮箱里藏的书拿几本借给我们。我们互通有无，好不好？”
“去你妈的，”四眼恶狠狠地说，“我不晓得你在胡说啥子，我可绝没有藏什么书。”
在怒火中，他一把背起沉重的背篓，就出发了。
“只借一本就行，”阿罗还在冲他嚷着，“就这么说定了！”
四眼根本就不理睬我们，他已经上路了。
然而，他接受的挑战远远地超出了他的体力。很快地，他就陷入了某种虐待般的磨难中：积雪是那么的厚，有的地方甚至埋没了脚踝。小道比平日多了几分滑溜。他用他那鼓出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路面，但还是不能辨别哪里有突出的石头可以安全地落脚。他盲目地向前迈步，蹒蹒跚跚，像个喝醉了酒的人在跳舞。当山路向下绵延时，他摸索着探出一只脚去寻找支点，但是他的另一条腿却无法独自承受粮食篓的重量，一下子发软，跪倒在了雪地上。他试图在这一姿势中保持住平衡，不让背篓摇晃，然后，用腿推开积雪，再用手把它们拨开，开辟出一条通道，一米又一米，最后，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我们远远地望着他在小道上东倒西歪地前进，几分钟之后又倒下了。这一回，背篓在他跌倒时撞在了一块岩石上，反弹起来，又掉在了地上。
我们赶到他身边，帮他把撒得满地都是的稻谷捡起来。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不敢看他的脸。他坐在地上，脱下他已经漏进了雪的靴子，倒了一通，然后使劲用手搓着冻僵了的脚，试图让它们暖和一下。
他不停地摇晃着他的脑袋，仿佛它实在太重了。
“你是不是头疼？”我问他。
“不是，我有些耳鸣，不过不太严重。”
当我们终于把稻谷全都捡回到背篓中时，晶莹的雪花早已经落满了我们外套的袖子，那么的粗糙，那么的坚硬。
“咱们走吧？”我问阿罗。
“当然，你帮我把背篓背上，”他说，“我有些冷，背上压它一点点分量，会让我好好暖和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