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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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走吧？”我问阿罗。
“当然，你帮我把背篓背上，”他说，“我有些冷，背上压它一点点分量，会让我好好暖和暖和的。”
于是，阿罗和我就背上粮食出发了，我们每走五十米就轮换一下，就这样，两个人一直接着力把六十公斤稻谷送到了县上的粮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
回来后，四眼递给我们一本书，很薄，很旧，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翻译成中文后，这个法国作家的名字变成了四个中国字。翻译是何等的魅力无穷！突然，这一名字中前两个沉重的音节，它那拨火棍般咄咄逼人的音响效果消失了。那四个文字，那么优雅，每一个的笔画都那么简略，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从中散发出一种异国情调的、慷慨大方的气息，就像是在地窖中存放了几百年的陈酒那醉人的醇香。（几年之后，我才得知，这本书的译者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出版他自己写的书，于是转而毕生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四眼是不是犹豫了好一阵，才选了这一本书借给我们？要不，他只是随随便便地拿了一本给我们？或许，那只是因为，在他装满宝贝的小皮箱里，这本书最薄，也最破旧？是那种小心眼促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不管怎样，这一选择的动机我们还猜不透，但它彻底震荡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至少改变了我们在天凤山插队落户阶段的生活。
这本薄薄的小书叫《于絮尔·弥罗埃》。
14．文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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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眼手中接过书的那天晚上，阿罗读了它整整的一夜，到清晨时分终于读完。当他吹灭油灯时，他叫醒了我，把书递给我。我则焐在被窝里，从清晨读起，一直读到日落西山，一天中没有吃饭，也没有干任何别的什么事，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个法国的神奇爱情故事之中。
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青年，正朦朦胧胧地处于青春期虚无缥缈的幻境之
中，他除了那些哇啦哇啦的革命口号，什么阶级斗争、思想革命、意识形态、突出政治之外，还什么都不太明白。而突然之间，这本小小的书，就像一个擅自闯进家门的人，唤醒了我们对欲望、冲动、激情、爱情的感受，而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还始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尽管我对这个叫做法兰西的国家一无所知（我曾经从我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拿破仑的名字，仅此而已），于絮尔的故事在我眼中却显得跟我邻居的故事一样真实。无疑，落在这个年轻姑娘头上的继承权和金钱的肮脏交易，使得这一故事更为真实可信，更加增强了文字的力量。
一整天的阅读之后，我似乎觉得我自己就住在了她的内穆尔城，就在她的家中，就坐在炉火熊熊的壁炉旁，伴随着那些医生，那些公证人……甚至连那些迷醉中和梦游中的场景，在我看来也是那么的可信，那么的美妙。
读完最后那一页之后，我才从床上起来，阿罗还没有回来。我猜想，他一定是一大早就匆匆忙忙地走上了山路，赶往小裁缝的家，给她讲巴尔扎克的这个漂亮故事去了。有那么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站在我们的吊脚楼门口，一边吃着一块玉米饼，一边眺望着面前高山那隐隐约约的身影。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从小裁缝的村子里传来的微弱的灯火。我想象着阿罗会怎么给她讲故事，心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升腾起一种嫉妒的感觉，苦涩而又烦人，那么的陌生。
天很冷，我穿着羊皮短袄，还冻得浑身颤抖。村里人吃完了饭，都已经睡下，或者在黑暗中进行着秘密的活动。但是，从这里，从我的门口，什么声音都听不见。通常，我会趁着这一万籁俱寂的时刻，练一练我的小提琴，但是眼下，我却感到万分消沉。我转身回到房间里。我试着拉了拉琴，但是出来的琴声竟是那么尖涩，刺耳，就像是什么人在锯弦。猛然间，我顿时明白我究竟想做什么事了。
我决定把《于絮尔·弥罗埃》中我最喜欢的段落一字一句地抄下来。在我的生平中，这还是第一次强烈地渴望抄一本书。我在房间里四处寻纸，结果只找到几张信纸，那是我准备给父母亲写信用的。
于是，我决定，把小说的段落直接抄写到我那件皮袄的羊皮上。这件皮袄，是我来到村里落户的那一天，农民们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朝外的一面，是乱七八糟的一层羊毛，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而朝里的一面，则是光光的皮子。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挑选章节，因为我这件皮袄的面积有限，而且皮子上某些部位还磨损了，裂了口子，我抄写的是于絮尔梦游的那一段。我真想跟她一样：熟睡在我的床上，就能够看到五百公里之外的母亲在我们家里做什么事情，能够出席我父母的晚餐，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看他们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饭菜，碗筷是什么样的颜色，闻到菜肴的香味，听到他们的交谈……更有甚之，就像于絮尔一样，在梦境中，我还能看到我的足迹从未到过的地方……
在一张山里老绵羊的皮子上用钢笔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皮子麻麻粒粒，粗糙不平，要想在那上面抄下尽可能多的段落，你就得把字写得很小，这就要求你有一种超出常人的毅力，当我在整张皮子上，包括袖子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故事时，我的手指头已是又酸又疼，仿佛它们全都碎裂了一般。最后，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阿罗的脚步声把我吵醒了；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我似乎并没有睡多长时间，因为油灯还亮着。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他进了屋。
“你睡了吗？”
“没有真睡着。”
“起来吧，我来给你看一些东西。”
他往油灯里添了一些煤油，当灯芯重又燃得旺旺时，他用左手举着油灯，走近我的床，在床边坐下，他的眼睛中闪着火花，头发乱蓬蓬的像个刺猬，从他衣服的口袋里，他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布。
“我晓得了。小裁缝送给你的一块手帕。”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随着他一折接一折地慢慢打开手帕，我认出那是从衬衣上撕下来的一块布，无疑是小裁缝的衬衣，上面还手工缝了一个图案。里面包了好几片干枯的树叶。全都呈现出同样的美丽形状，像是蝴蝶的翅膀，色调介乎于橘黄色和褐色之间，还混杂有浅浅的金黄色，但是，上面全都沾上了黑糊糊的血迹。
“它们是白果树的叶子，”阿罗嗓音颤巍巍地对我说，“一棵挺拔的大树，巍然耸立在一条神秘的深谷中，在小裁缝他们村的东面。我们就在那里品尝了爱的禁果。站着做的那事，就靠在树干上。她还是个黄花姑娘，她的血流到了地上，流在这些树叶上。”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怔怔地呆了好一会儿。当我回过神来，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那棵树的形象，巍峨粗壮的树干，繁茂如盖的枝杈，还有那撒得遍地的叶子，于是，我问他：
“站着？”
“是的，就像马儿那样。也许是因为这样，她事后竟然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疯狂，那么野蛮，笑声在深谷中传向远方，惊得鸟儿们全都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15．四眼的调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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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之后，《于絮尔·弥罗埃》又归还给了它名义上的主人，没有了眼镜的四眼。当时，我们还抱有幻想，盼望他能把他珍藏在神秘小皮箱中的书再借一些给我们，我们愿意出劳力作为交换，帮他干一些他力所不能及的累活。
但是，他却再也不愿意了。我们经常去他那里，给他带去好吃的，拍他的马屁，为他拉小提琴……他的那副新眼镜，他母亲给他寄来的，使他脱离了半瞎子状态，也标志着我
们种种幻想的破灭。
我们真后悔，悔不该把那本书还给他。“我们本来可以留着不还的，”阿罗经常这样唠叨，“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页一页地读给小裁缝听了。那一定会使她变得更精致，更有文化，我敢保证。”
可以相信，他那是在读了我抄写在羊皮袄上的小说段落之后，才产生了这一想法的。那些年里，我们俩经常互相交换着穿对方的衣服，结果，在一个休息天，阿罗穿上了我的羊皮袄，去他们的老地方，爱情之谷的白果树底下见他的小裁缝。“等我一字一句地给她读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对我讲述道，“她一把夺过皮袄，独自一人静静地读了起来，我们只听见头顶上树叶的簌簌声，还有远处什么地方流淌着一条溪流。天气晴朗，天空一片碧蓝，湛蓝得如同在天堂中一般。她读完后，怔怔地张着嘴巴，一动也不动，把你那件羊皮袄紧紧地攥在手里，那样子活像是那些虔诚的信徒，把一件神圣的圣物恭恭敬敬地捧在手心。”
他继续说道，“这个老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巫师，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放在这个姑娘的头上；她变形了，成了一个梦幻人，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脚踏实地地回到了现实。最后，她把你那件要命的皮袄穿在了身上，她并没有觉得不合身，她对我说，她的皮肤接触到巴尔扎克的文字，会给她带来幸福和智慧……”小裁缝的反应更是刺激了我们，令我们更加后悔当初匆匆还书的草率。我们必须一直等到那年的夏天，才算盼来了一个新的机会。
那是一个礼拜天。四眼在他的屋里生了一堆火，在石头堆的炉架上放上了一只大锅，锅里盛上了水。当阿罗和我赶到时，我们对他的这番举动十分惊讶。
一开始，他并没有冲我们说话。他满脸倦容，煞是忧郁。当大锅里的水沸腾时，他怀着某种厌恶脱下身上的衣服，扔进了开水锅，并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把它们戳到锅底。他被一阵白花花的蒸汽团团围住，不断地在开水中搅和着那些可怜的衣裳，水面上冒出了一个个黑色的泡泡，烟草的末末，一股恶臭的气味升腾起来。
“是不是在烫虱子？”我问他。
“是的，我从千丈崖上招来了很多很多虱子。”
那个悬崖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地方。它离我们村很远，至少，得走上半天的路。
“你到那里去做啥子？”
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话。他又一件接一件地脱下了他的衬衫，他的汗衫，他的长裤，他的袜子，统统地扔进了开水锅。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满是一个个红红的大疱，他的皮肤被搔得通红通红，印满了指甲挠的抓痕。
“他妈的那山崖上的虱子，可真是吃得肥。它们居然还在我衣服的褶缝里产卵。”四眼冲我们抱怨道。
他到房间里换了一条短裤。在把脏短裤扔进开水里之前，先朝我们扬了一扬，说：“老天哪！在裤裆缝里，竟然有一大串一大串黑乎乎的虱卵，油亮油亮的就像是细细的小珠子。只要朝它们瞟一眼，我就从头到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阿罗和我并排坐在大锅前，不断地往火堆里添着干柴，与此同时，四眼用他那根长长的木棍，不时地在滚水中搅和着他的衣裳。慢慢地，他终于向我们泄露了他那一趟去千丈崖的秘密。
两个礼拜之前，他收到他母亲的一封信。那位昔日的女诗人，因为擅长在诗中抒发对云雾和雨露的歌吟，还有对初恋的羞涩回忆，而在全省赫赫有名。她在信中告诉儿子，她的一位老朋友，现在被任命为一份革命文学杂志的主编，尽管她的地位还不太稳定，但他还是答应她，要设法为她的儿子，我们的四眼，在编辑部中安排一个职位。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这是“走了后门”，他建议先发表一些由四眼采集的原汁原味的民歌，就是说，一些山里人唱的当地歌谣，十分朴素的，而且充满着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
自从接到这封信后，四眼就生活在一种白日梦中。他身上的一切全都变了。他生平第一次畅游在幸福的河流中。他拒绝出工参加农田劳动，而是怀着满腔的热忱，孤独一人投身于对山歌民谣的收集中。他确信自己能采集到很多的民歌，而凭靠着这一点，他仿佛看到，他母亲往日崇拜者的承诺已经实现了。但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他却没有记录到值得发表在一份官方杂志上的哪怕一首民歌。
他写信给他母亲，流着失望的热泪告诉她他的失败，但是，就在他把信交给邮递员的那一刻，邮递员向他说起了一个住在千丈崖的老山民：他是一个老磨工，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但他会唱当地所有的山歌，一个真正的山歌好手，谁都比不过他。四眼撕碎了没有寄出的信，当场就上路进行新的寻找。
“老头子是一个可怜的酒鬼，”他对我们说，“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穷的人。你们晓得他是拿啥子来下酒的吗？小石子！我以我妈妈的脑袋向你们起誓！他把小石子泡在盐水中，放到嘴里含着，在牙缝里滚动一阵，然后再吐到地上。他把这叫做‘盐汤拖玉珠’。他请我尝了尝，但我谢绝了。这还不算，他还十分敏感，疑心重得不得了。在这之后，他变得那么的不通情理，无论我怎么做，无论我表示愿意出啥样的价钱，他都不愿意给我唱哪怕一句山歌。我在他的旧磨坊里过了两天，希望能从他那里偷听几首山歌，我甚至还在他的床上睡了一夜，盖着他那床大概一百年都没有洗过的被子……”
我们很容易想象出那一幕情景：在那张蠕动着成百上千小虫子的床上，四眼睡觉时都在支棱着一只耳朵，总觉得老磨工做梦时会不小心唱出几句，生怕自己错过了那些真正的山歌。虱子从它们的巢穴中钻出来，在黑暗中向他发起大举进攻；它们一会儿吮吸他的鲜血，一会儿又在他那整夜都不摘下的滑溜溜的眼镜片上溜冰。每当老头子翻身、打嗝、咳嗽时，我们的四眼都要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打开他的微型手电，开始记录，那情景活像是一个间谍。然后，一切重新又变得很正常，老头子又开始打起了呼噜，呼噜声和着他那台水磨的转轮的节奏，通宵不息。
“我有个主意，”阿罗对他说，口气轻松自然，“不过，假如咱们从你那个老磨工的嘴里成功地挖出了民歌，你就得答应借我们看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行不行？”四眼并没有一下子回答。他那雾气蒙蒙的眼镜直直地对着在锅里翻滚着的黑乎乎的水，仿佛被一个个虱子的尸体迷住了，只见它们在水泡和烟草末中间不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