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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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凶残地举起大棒向她后脑猛击几下，刘和珍当场气绝。
“刘和珍中枪了！”女师大的队伍乱了，有几个女生被挤到危险处。杨德群冲出来把她们往外推。“啪！”鲜血四溅，“沉着而友爱”的杨德群也倒下了。
林语堂作为校方代表前来认领尸体。他先是看见刘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还看得见怒火在燃烧。接着，他又看见杨德群伏在桌子上，因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悬空着……林语堂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今天就惨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林语堂此时的愤慨，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第三部分落水狗及其他（5）
整整两天，林语堂都昏头昏脑的，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发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内心的激荡，一字一泪地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这篇文章被排在了《语丝》第72期的卷首。
语丝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陈源又出来说“闲话”了。
他先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通杀人凶手的暴行，接着笔锋一转，追究起死者的责任来。按他说法，谁也没有强迫死者去参加集会，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师长更有责任，没有好好地阻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造谣说，杨德群是被女师大校方骗去的，结果横遭惨死。他还记得“打狗图”的仇呢！
陈源自以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这“公正”、“公平”在鲜血染过的北京是那么的刺耳和不协调。
杨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来戳穿了陈源的谣言，她们大骂：“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
学生的血，让林语堂痛心了；闲话家的谣言更让他怒不可遏。他彻底清醒了：中国是没有“费厄泼赖”可言的！他要任意而“骂”了。
3月30日，他作了《闲话与谣言》，大骂特骂：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着，他把笔锋对准了“文妖”，对准了那些没有骨气、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开号召：
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靠着一股怒气，以笔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无胆匪类。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笔锋犀利，无所畏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现代评论派被骂得闻“狗”色变，林语堂则被赞誉为“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国民军驱逐。可赶走了狼，又进来了虎，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北京城。
“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过一日。两个说话大胆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
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道。
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一手拖一个，怎么跳墙！”
北京实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开始了一场从北到南的大迁徙。北大的教授们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干一番事业了！
第三部分决不做政治家（1）
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是南洋商人陈嘉庚独资兴办的。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经营，厦大理科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略有名气。林文庆接手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兴办国学院，打响文科的名头。
按照国外的办学经验，请知名教授，发挥名人效应，是一本万利的发展模式。林文庆把国内的学者仔细考量一遍后，林语堂进入了他的视线。林语堂是福建人，有文名，和文化界的人关系也好，厦大有了这颗大树，还愁没有地方可乘凉？他派自己的儿子林可胜做说客，游说林语堂来厦大做文科主任。
廖翠凤第一个赞成。她一直提心吊胆，每晚做噩梦，就怕语堂哪天出去了就回不来。现在有了去厦大的机会，正好可以避避风头。她对语堂说：“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得想想刚出生的女儿！”
林语堂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北京的形势太坏，他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
语堂的二哥玉霖在厦大做教员，兄弟俩好多年没见了。玉霖一连发了好几封电报，催弟弟南下。
基于这许多层面的考虑，林语堂欣然接受了林文庆的邀请。
林文庆求贤若渴，他把权力下放，让林语堂多引进知名教授，薪资可以开到400银元一月，而且决不拖欠。
在北京，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扣作他用，几个月不发是常有的事。教授们要养家糊口，只能辛苦地爬格子。林语堂也深受其苦。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林语堂刚刚走马上任，就大规模地招兵买马了。
鲁迅是林语堂第一个接洽的。鲁迅原本打算去广州，他的爱人许广平已经先出发了。在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中，鲁迅和这位笔尖锐利的急先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语堂又几次上门，诚恳地极力相邀，鲁迅终于松口说愿意去厦大看看。
《语丝》的领头羊答应了，孙伏园、沈兼士等语丝精英也相继来到了厦大。
在其位，谋其政。林语堂放开了怀抱，只要是有利于厦大文科发展的，他都网罗进来。现代评论派的顾颉刚和鲁迅有过龌龊，可他是中国古史权威，林语堂也毫不犹豫地引进。此风一开，现代评论派也陆续到来。
厦门大学成了第二个北大。
林语堂同时引进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原是为了兼听则明，学习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没想到却埋下了祸根。
一下子来了众多文化界的名人，远离文化中心的厦门大学热闹起来。
学生们奔走相告，“林语堂任文科主任了！”“鲁迅要来了！”校园里拉满了横幅，各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大字报贴满了每个墙面，像过节一样。
国学院第一次师生见面会安排在厦大新修的大礼堂里。林语堂事先就考虑到，可能有外系的学生参与，就让校务多摆了十几个凳子。没想到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会场里就坐满了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往里涌，过道里，门外，全站满了人。
整个厦大都出动了。
作为文科主任，林语堂先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同学们……”刚起个话头，下面就响起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接着，他每说一句话，学生们就鼓一次掌。短短十几句话，竟然用了半个小时。语堂既自豪又无奈，可学生的热情还真有点令他吃不消。
他灵机一动，把难题抛给了鲁迅。“厦门大学很重视文科的发展，我们重金礼聘了几位知名教授。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请他发言！”
鲁迅站起来，欠身半鞠躬。
掌声持久而热烈地响起，礼堂的吊顶似乎都快被震翻了。很多同学拿出准备好的条幅，“鲁迅，厦大欢迎你”的字样到处都是。不知道是谁先发起，学生们开始有节奏感地喊起“鲁迅！鲁迅！”来。
语堂回家后，对翠凤讲起见面会的趣事，翠凤啧啧称奇。大女儿凤如（林如斯）已经睡了，二女儿玉如（林太乙）却颇有乃父之风，夜深了，兀自声音洪亮地大哭不止。语堂抱着她，推开窗，欣赏厦大的夜景。南普陀寺隐在黑幕里，轮廓隐约可见。深蓝色的海此时变成了暗褐色，海浪拍打着海岸，百折不挠。咸湿的海风吹过来，林语堂像吃了人参果般心旷神怡。这里有他的家，有坂仔的气息，他要为父老乡亲们好好干点事！
在林语堂的带领下，国学院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学研究部就提出了十本颇具分量的著作计划。林文庆很高兴，大笔一挥，批下了巨额的研究经费。
第三部分决不做政治家（2）
有厦大的学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林语堂：“当时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惠之态，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我当时是18岁的一年级学生，看见院长，头都不敢抬，心中暗暗赞美和羡慕。”
文人从政，本多是一时义气，遇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多大的学问也得败下阵来。
就在林语堂热火朝天，一门心思为兴办国学院忙碌的时候，有人眼红了。
文理相轻，在每所大学都是。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一山难容二虎，理科部主任刘树杞兴风作浪起来。
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
林语堂心思单纯，还真以为是因为学校宿舍紧张所致。他好几次找刘树杞理论，要求解决鲁迅的住宿问题，刘树杞表面上一口答应，可背地里却我行我素。
鲁迅正在写《小说旧闻钞》，烟抽得很厉害。许广平又不在身边，他的三餐都成了问题。有时候，只是吃白水煮火腿，就当作一顿了；要不，就买点面包和牛肉充饥。实在太苦闷，他就找来孙伏园，就着花生米，喝点绍兴黄酒。
林语堂看在眼里，万分的难过。鲁迅是自己硬拉来厦大的，却过得这么凄惨，他感到失了地主之谊。语堂交代翠凤，以后做了好菜，就叫鲁迅过来吃。他还经常陪着鲁迅坐汽船到集美学校演讲。
因为上任不久，语堂不想与人结怨。再者，他生性乐观，待人办事总往光明的一面想。刘树杞却以为人善好欺，越发过分了。
国学院的大楼还在修建，所以暂时借用生物系的三楼办公，文科的一举一动就落入了刘树杞的监视之内。有一次，一个教员因为不舒服，迟到了几分钟，刘树杞借题发挥，向林文庆密告，说林语堂枉顾纪律，狠狠地参了他一本。
刘树杞气势嚣张，底下的人也不把文科的教授放在眼里。国学院的考古学会购置了北邙明器，理科的人竟然当面说：“这也配算作国学！”考古学会一干人等气得七窍生烟。
到后来，刘树杞干脆以国学院领导自居，越俎代庖拆阅了所有国学院的研究文件。林语堂上传下达的言路完全被切断，文科主任成了个空架子，除了日常事务，其余事情，一概不得过问。林语堂这才意识到刘树杞的居心叵测，他气愤地质问刘树杞，刘树杞起初还冠冕堂皇地应酬几句，后来连应酬都省了。
林语堂只得向林文庆求救。
没想到，林文庆的态度也转了180度的弯。林语堂刚来之际，林文庆是有求必应，对国学院的教授照料有加，可现在林语堂还没开口说话，林文庆就推说不舒服，下了逐客令。
林语堂一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怎么也想不明白，还是执着地往校长办公室跑。有个教员看不过眼，拉林语堂到一旁，说：“校长的心思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是忌妒国学院太红火，抢了他的风头！”
林语堂苦笑着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起鲁迅说过：“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果然是至理名言。
“最坏的恶意”又一次发生了。开学不到两个月，林文庆突然下通知说要取消国学院的研究经费。
文科教授们受到理科排挤，早就不满，只是碍着林语堂的面子，没有声张。通知一出，林语堂就收到了好几封辞职信，其中一封就是鲁迅的。
林语堂气得七窍生烟，他闯进了校长室，直呼林文庆的名讳，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林文庆似乎早有准备，说校主陈嘉庚的生意出现问题，缩减了对厦大的支援经费，他还假惺惺地说：“语堂，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你去跟教授们说说，要出的著作先停下来，等经费充足了再出也不迟啊！”
林语堂学精明了。他知道林文庆是不会说真话的，他到财务室仔仔细细地查了收据，赫然发现，林文庆依旧每个月向陈嘉庚公司领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是挪作他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林语堂递交了辞职信，以示抗议。但他只是辞去了国学院秘书，保留了文科主任之职，他对厦大恋恋不舍，对这位同乡校长也还抱有希望。
林文庆见事情闹大了，赶紧召集文科教员开会。他惺惺作态地演起了苦肉计，哀叹学校经费之不足，当校长之艰难。鲁迅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直接站起来说，要是学校不恢复文科经费，他立刻南下，还拿出了广州大学的来信。早前，沈兼士因为厦门“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离开了，孙伏园也走了，厦大就剩下鲁迅在撑门面，要是鲁迅也走了，刚刚兴建的国学院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林文庆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权衡再三，只得妥协了。
第三部分决不做政治家（3）
鲁迅肯留下来，是为了林语堂。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人事的倾轧，语堂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国学院的窝里斗，太让人心寒。文科教授们十之八九都是林语堂推荐过来的，旁人看来还以为国学院众志成城，林文庆对此也颇为忌惮。可实际上，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脚跟都还没站稳，就酝酿起北京的对峙习气，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佩服胡适，所以对胡适的朋友不偏不倚，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洞悉人情的鲁迅看得很透彻，多次劝语堂去广州。林语堂凭着一股子热情，想为家乡做点事，不愿意无功而返。反过来，语堂还劝鲁迅留下，为改善目前的局面做点努力。
国学院的内部斗争越演越烈，刘树杞又处处刁难，鲁迅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广州大学。
知道鲁迅要走的那个晚上，林语堂吸了一夜的烟。他没有心思欣赏海景，只看到了厦大周围的一大片坟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可这两年来，他见到了太多活着的恶鬼。杀死刘和珍、杨德群的刽子手，那些文妖们，还有军阀，厦大争权夺利的小人，哪一个不比鬼更可怕？北京、厦门，哪里又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