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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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明智之举，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山野孩子一个猛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
北大当时是文化的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这得归功于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蔡元培是前清的举人，学贯中西，是语堂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林语堂还是清华普通教员时，参加集会抗议凡尔赛和约把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座的不乏社会名流，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抗议，有些还卷起袖子，大骂政府不是东西。蔡元培站起来，眼光缓缓一扫，不怒自威，说话的人立刻安静下来。他很温和地说：“抗议有什么用？我们应该集体辞职。”隔天，他就一个人离开了北京。这种处事原则，林语堂认为才是真正有硬气的。
在北大，新旧文人齐聚一堂。同一个教室里，前一节课，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大谈小脚女人的魅力；下一节课，西装笔挺的海归青年宣讲女权运动的兴起。北大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剪影。
新派的教授们主要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奠基中国现代小说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主；一是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为主。
林语堂打从心眼里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兼君子之谊，再加上都是留学英美，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以为他会加入胡适一派。
然而，他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和任意而谈的周氏一派越走越近。
说怪也不怪，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而林语堂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长大，活泼好动，对于一本正经地写文章、随时准备着居庙堂之高的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十分反感。
1924年底，《语丝》创刊，成了周氏一派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与此同时，胡适一支也创办《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陈西滢、蒋廷黻、沈从文、丁西林等。两派正式演化成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
《语丝》的创办极有趣。首任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原是《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投了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诗是这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第三部分在《语丝》的日子（3）
徐志摩当时以有妇之夫的身分，单恋林徽音，闹得满城风雨。《晨报》主编认为有讽刺桃色新闻之嫌，就从已经排好的清样中把稿子撤下来了。鲁迅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孙伏园很梗直，辞职书一扔，气冲冲地离开了报馆。
他找到了钱玄同。两人各随便挑了一本书，任意翻开一页，然后闭上眼睛，用指头任点一字，凑在一起，就有了“语丝”之名。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上，愣是把《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
《语丝》聚集的就是这样一批血气方刚的叛逆青年，敢说敢为，无所顾忌。他们自嘲《语丝》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地方”。《语丝》也没有统一的文学宗旨，他们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从平和冲淡到气势凌厉，各种风格都能在《语丝》上找到。
“随意地说话”和语堂的野性子不谋而合，他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的平台。
他要大展拳脚了。
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
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民自由十倍于军阀”等等。林语堂“啪”地一拍桌子，一连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点浩然气》等文，他要为孙先生讨回道义，让亡者入土为安。
进而，他和钱玄同、刘半农一起，展开了一场批判复古逆流的大讨论。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说“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只有“欧化”才是救国的惟一捷径。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老前辈了，“骂”起人来显然技高一筹，干脆说要做“卖国贼”，卖给“遗老遗少”。
现代评论派看不惯《语丝》叛逆的做派，说他们是一群学匪。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骂人”新秀，干脆写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扬扬自得：“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1928年，林语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为文风犀利劲捷，有人评价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
第三部分在《语丝》的日子（4）
林语堂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还有一个很大的金鱼缸。当然，照料金鱼是翠凤的工作，林语堂只是负责闲下来的时候观赏罢了。凤如很乖巧，语堂喜欢逗她玩，给她洗澡。看着凤如蹬着小胳膊小腿在水盆里嬉戏，他很满足。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语堂就去参加《语丝》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来今雨轩是北京著名的茶楼，化自杜甫的名句“旧雨来今雨不来”，取“故交新知欢聚一堂”之意。
《语丝》初办时，销量并不好。可激进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在当时也找不出第二家，《语丝》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响了名头，每出一期，总被学生抢购一空。
在浓密的松荫下，《语丝》的干将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壶茶，坐在了一起。他们磕着瓜子，随意地聊着，话题变化很快。国家时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艺术、女子心理也屡有涉及，有时候甚至也会串到节育理论上。有人来得匆忙，肚子饿，就叫上一碗面，或是包子，但东西还没下咽，就急着发言，说到一半停下来，嚼几口，接着又说。
林语堂刚加入《语丝》不久，是后生晚辈，聚会时，他说话少听得多，虔诚地看着文学前辈们，一点也不像杂志上“漫骂主义”的愤怒青年。
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话不多。他声音低缓，和他的文风很像，走的是平和冲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动地争执，他也不会提高嗓音，依然慢条斯理。林语堂在一旁，干着急。
鲁迅可不同于弟弟周作人，要活跃得多。他反应很快，诙谐百出，是聚会的中心。每当讲到敌人的丑态，或是新发明一个讽刺的妙语，他会得意地大笑，爽朗极了。鲁迅永远一件玄色长衫，不修边幅，中等身材，两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犀利得很，往往一个字，就可以陷人于绝境，致人于死地。
鲁迅讲一口带着绍兴方言的兰青官话，听起来很费劲，但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别的地方很难听到这种高论，所以林语堂听得格外认真。
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俩闹得很僵，同时在场的机会很少。林语堂认为这是别人的私事，从来不乱打听。
黑框眼镜是钱玄同的标志。他笑嘻嘻的，是个可爱的人物，常常涨红了脸，大喝一声：“把线装书都扔到厕所坑里去。”要是说到“孽种”和“文妓”，那是在骂旧派文人。有人告诉他，俄国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伟大，他深信不疑，每次发言，一定会举出此例来证明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化。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改信天主教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钱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见着其中任何一样，跑得比谁都快。
刘半农早前是“鸳鸯蝴蝶派”，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红大江南北。因为没有学历，被系里的陈源说“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了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后来，他穿着中国蓝绵袍子去女校上课，学生们很失望，说，原本以为是个风雅的文人，怎么知道是个土老头？他听说了，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郁达夫一来，聚会就达到了高潮。
郁达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沦》的大胆描写声名鹊起。他放着发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窑子，都来者不拒。林语堂不太赞同这种生活态度，但却喜欢和郁达夫亲近，说他是真名士自风流。
烫上一壶绍兴老酒，再点几个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林语堂喝了酒就要睡觉，所以滴酒不沾，却从不提前走。他要欣赏酒后文人图。
郁达夫生性豁达，喝了点酒，情绪就上来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着新剪了平头的脑门子，大讲异国他乡的趣事。讲到可恨的事，就痛骂不止。鲁迅的酒量很好，喝过酒反而更沉着，妙论不断。
无拘无束的《语丝》茶会让旁观的林语堂受益匪浅。
一颗文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第三部分落水狗及其他（1）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大规模论战是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幕。
语丝派是一群年轻的叛逆分子，“必谈政治”，嬉笑怒骂，只凭心中所想。
现代评论派的主力则大多留学英美，学了不少英国绅士气，主张“好人政府”。他们道德感很强，又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被称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刚开始的时候，两派各自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无事。
《语丝》曾刊登过胡适的诗作，《现代评论》也不排斥语丝派的投稿。
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员，可做起事来更得语丝派的精髓。他先是满世界地追求“人间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许我一个未来”成了众人皆知的情话。后来，他又和有夫之妇陆小曼高调恋爱，还把“摩摩”写给“眉眉乖乖”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书中尽是这样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我最乐。坐着也好，走道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爱是甘草，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珑，你真活泼，你真像一条小龙。”年轻人拿这本书当自由恋爱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结舌，直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把两派都卷进来了。语丝派扛起“唤醒国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现代评论派则倾向于当局的一边。
论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分水岭是“五卅”惨案。
北洋政府把北京搅得不像样子，可在上海，普通民众遭受了更大的灾难。
上海是各国列强的经济重地，他们办工厂，把工人的血汗榨得一点不剩，日资本家还动不动就枪杀中国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在英租界附近举行反帝大游行，学生听说了，前来支援。可是，英国巡捕居然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整整持续了20分钟，当场死亡108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播开后，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被震动了！
北大的学生第二天就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林语堂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五卅”惨案的照片：马路上，尸首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那里，尸身上全是子弹打过的痕迹，有的穿了一个大窟窿，有的血肉都翻出来了，还有很多断损的胳膊、大腿散在各处，无人认领。
语堂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悲惨的事，心也像被枪弹打过，血流不止。他睡不着，吃不下，仿佛听见了工人们临死前悲切的喊叫，看见了无情的杀戮者狰狞的大笑，整个人被一股愤怒的情绪包裹着。
他自己做了小旗子，和愤怒的学生们一起冲上了大街，抗议帝国主义没有人性的大屠杀。
惩办杀人凶手！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反对把中国当作殖民地！
国人的“五分钟热度”让林语堂心寒。
头几天，人们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学生们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下面的人一起痛哭失声。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个共同的话题。可短短一个星期，商场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