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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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有人贴出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有的还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辩论血统论时,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指出身好的)学生歧视、污辱、斗争“黑五类”(指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事件。红卫兵运动出现了分裂。
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布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全是“旧世界”。“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大字报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裤不穿!……”
紧接而来的,是红卫兵在大街上拦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许多妇女被戏弄、侮辱。她们穿的各色裙子、窄裤管也被剪开。街头一片混乱。绣着精美图案的传统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里,纵火焚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红色风暴越刮越烈。8月20日开始,蜂拥街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造反歌,到处打、砸、抢,刷标语、贴传单、贴大字报……
8月23日夜,一个红卫兵组织竟然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内解散。
8月24日,首都红卫兵召开40万人的大会,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将前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为反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挂了70多年的招牌的全聚德烤鸭店,在砸了招牌以后,改名北京烤鸭店。
有一批红卫兵,竟然勒令改变首都交通的红绿灯。他们认为红是革命,只准红灯通行,绿是反革命,禁止通行。
天真的青少年们,以为只要这么一改,这可以同传统的旧观念“彻底决裂”,就可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中央报刊电台对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极左盲目行动,不去说服引导,反而火上加油,倍加称赞。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1期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一文中,高度评价、歌颂红卫兵的造反。人民日报8月23日还同在一版,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配合新华社22日播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闻,鼓舞红卫兵更加走向极端。
1966年9、10月,各地省市委普遍受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冲击。西安、太原等地的造反派在“造反”活动中,有极少数人乱呼口号,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有的游行示威群众把毛主席像撕碎踩在脚下。林彪听秘书念各地区来的“快报”,马上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
毛泽东当夜就把文件批退回来。他在林彪批的纸上写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摧残文化的“革命”,大量文物古迹被破坏。旅游胜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潭柘寺等古迹,被加上封资修的罪名,肆意破坏了。1300多年的古刹戒台寺,数以千计的小佛和大佛,全都被砸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1958年9月被打开的时候,笔者同其他记者曾一块进入这座“地下宫殿”参观。陵内全部由大块青白石砌成,有两层楼高。明朝第13位皇帝万历和他的两个皇后,躺在三个巨大的棺椁里。从这里出土的千百件宝物,供人参观。但是到了1966年8月,定陵的造反派却把万历皇帝和皇后的三具尸骨,从陵寝中抬了出来,放在定陵门前的广场上,在“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用石头将三具尸骨砸得七零八碎,接着又把尸骨烧成灰……
灾难遍及全国各地。闻名世界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被砸去了头颅。一向被中国人尊为始祖的湖南炎帝陵全部遭到破坏。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合肥,一千多年来人们年年祭扫保护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3)
北师大的红卫兵,南下山东曲阜“砸孔庙”。1966年11月间,在孔子故乡毁坏文物6000余件,砸烂历代石碑1000多块,烧毁古书2700册,字画900多轴。
许多专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和民主党派人士、共产党的老干部,被称为牛鬼蛇神,遭到打骂和抄家。据北京市不完全统计,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多户。著名作家老舍,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后,投湖自尽,终年67岁。著名国画家徐悲鸿把全部画卷捐献国家,即使这样,他的家也被抄了60多次。著名画师刘海粟,家居南京,被抄了24次,什么东西都抄走了。1980年,他在一张清单上写着:“一件鎏金古董作价15元,一只钻石戒指作价35元,还有六朝、唐、宋造形陶瓷器20多件,宋、元、明、清以及自己的书画七八十件,都没有下落。”
上海抄家规模遍及大街里弄小巷。据不完全统计,被红卫兵抄家的84222户。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巴金,从北京来的红卫兵闯进他的家。他的夫人萧珊为保护他,到派出所报警,民警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同巴金一起关进马桶间里。后来,她和巴金都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扫马路。她在疾病的折磨下,死于“流着血和泪的日子”。
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将军和老干部,不甘忍受侮辱,用他们被迫的自杀,抗议“无法无天”的暴政,结束了倔强的生命。他们之中有李立三、阎红彦、南汉辰、范长江、金仲华、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小白玉霜、容国团等等。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因病得不到治疗,被活活折磨致死。
中外知名作家冰心,被民族学院造反派描绘成“吸血鬼”。这位年过60岁的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烈日,到文联大楼去扫厕所。面对灾难和恐怖,她沉着、冷静。即使是在被批斗的时刻,她仍表情坚强而宁静。她手拿一本英语小词典,一个人沉湎于念英语单词,像尊洁白的女神伫立在“红海洋”中。
冰心原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1951年和丈夫吴文藻一同回国。红卫兵批斗冰心时,强迫要她交待:解放初你为什么回国?是不是受什么人派遣?对此,冰心总是从容地回答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人们称为语言艺术大师。在红色风暴的冲击下,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的一面大黑旗等五顶大帽子,逼迫赵树理承认,赵树理拒不承认。
造反派“啪”地一掌朝赵树理打来:“赵树理!你说你是什么人?!”
赵树理想了一想,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打手更火了,又“啪”地一个耳光:“你再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又是一个耳光向赵树理打来:“胡说!”
赵树理说:“不对?那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另一个打手又给赵树理一个耳光。
赵树理说:“我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还是……”
几个打手高声喝住赵树理:
“住口!你写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么多毒草,毒害人民,还说你是有益于人民的人!”
赵树理反驳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呢!”
赵树理的幽默,代表了亿万人民对嗜血者的讽刺和嘲笑!
在“矫枉必须过正”和“造反有理”的思想指导下,发生许多起打砸抢抄的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公开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会议上鼓吹打人。他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他还提倡:“民兵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在谢富治怂恿下,大兴县8月27日至9月1日,在13个人民公社、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在这次目无法纪的乱打乱杀事件中,据北京日报《宣传手册》记载,“死者最大的80岁,最小的是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市委发现后,很快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里,公然赞扬乱揪乱打。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为宣扬“红卫兵的功勋”,1967年6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这是根据林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而举办的。
笔者接到通知,仔细参观了展览会展示的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等各部分图片和实物,真可谓“战果辉煌,琳琅满目”。其中仅是拳头大的金元宝就有数十个。据1987年报纸公布的材料,仅北京市在一个月左右就抄走黄金10.3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
全国笼罩在人人自危的恐怖里。当人们感到灾难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并没有被红卫兵抄家的人家,由于惊恐害怕,为了保全性命,把本来不是“四旧”的文物、财物,也悄悄地“自我销毁”了。这种秘密销毁的社会财富,数量之大,更是无法计算的。
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笔者两件事。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是经营中药材的乐家老店的后代。这家从明代起经营名贵中药的大商家,贮藏许多名贵药材,其中犀牛角图章就有几十个。乐家一位女婿说:“文革”风暴一来,他亲自把一抽斗犀牛角图章,全都倒进粪坑里了!
琉璃厂什坊街的“怀古斋”,是家著名的老古玩店,库藏有大量宋、元以来的古玩瓷器。这些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青瓶大盘,如今却成了店主人消灭的对象。每当夜深人静时刻,家里人都要偷偷将青瓷器砸碎,一连七夜,把“无价之宝”当成垃圾倒掉。
“西纠”的崛起
在红卫兵狂热的浪潮里,在人心惶惶的日子里,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长期受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青年学生,面对天天发生的打、砸、抢、抄事件,面对广大群众的抵制、恐惧和不满,他们开始问自己:难道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一心保卫红色江山的好人为什么被打倒了?革命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判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渐渐从“造反有理”的迷惑下觉醒过来,对动荡混乱的局面,对无法无天的过火行动不满起来,厌恶了。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啊!红卫兵(4)
8月27日,由清华附中署名的《红卫兵战报》,发表了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严厉谴责打人抄家以及对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的行为,要求红卫兵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十六条》。
1966年8月,首都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共同协商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西纠”,在其活动的短短一个多月中,从8月底到9月底,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这些通令,针对社会上的具体情况,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武斗、体罚,以至保护民主人士,接待外宾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
周恩来总理对“西纠”维护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很快给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
他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西纠”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当行动(也曾有过火行动),以及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多群众参加运动的倾向,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西纠”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镇压。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说,“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江青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同志是“西纠”干坏事的黑后台,叫嚷:“周荣鑫就是西城纠察队的高参,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看看!”
周荣鑫被点名走到前台示众了。
江青如此仇恨周荣鑫,是因周荣鑫按周恩来总理指示,千方百计保护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一次,一位部长被某学院学生揪走,穿着演京剧的蟒袍玉带,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周荣鑫闻讯赶到会场,同学生们谈判五六个小时,终于把这位部长解救了出来。
“西纠”成员陆续被投入监狱,受到逼供。
“联动”的斗争
“西纠”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勇于探索真理的一部分红卫兵,继续坚持斗争。
1979年3月21日下午,笔者撰写的披露“二月逆流”真相的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有几位参加“联动”的老红卫兵,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编辑部。他们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在怀仁堂斗争中对“联动”的支持,并激情地向笔者讲述了他们的斗争和遭遇。
几位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附中教室二楼的会议室里,聚集了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八一学校等18所中学红卫兵的20多个负责人。这些血气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