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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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说：“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
宣言说：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夺权，向谁夺权？
向上海市委夺权，向市委书记曹荻秋夺权！
晚上九时多，王洪文煽动会场上留下的四五千群众，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王洪文当即领着扛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红旗的群众，喊着口号，走上街头，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进发，冒着阵雨，深夜把市委包围起来，再三要求曹荻秋接见。
曹荻秋继续坚持“三不”，拒不接见。
聚集在马路上的群众一夜未眠，情绪更加激昂。王洪文为进一步扩大事态，鼓动大伙说：“我们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去！”
造反派群众齐声呼应。大伙立即举着红旗，迎着黎明的寒风，高呼：“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喧闹着向上海火车站涌进。
安亭事件
两千多人的造反派队伍，分别由潘国平、王洪文、王秀珍、张宝林带领，冲进上海北站，涌上了开往郑州的69次特别快车。他们高声朗读着毛主席的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口号声、语录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北站的上空。
10日黎明时，列车得到命令，开动了。
特别快车飞速前进。但是行至嘉定县的安亭车站，上海调度突然通知，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至上午8时17分，列车停在离安亭车站几公里的岔道上了。
上海市委得知“工总司”的造反派队伍，冲进车站、占据列车北上以后，对扩大的事态十分焦急。为了不使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扰乱首都的秩序，市委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电话给在安亭的602次列车，劝告造反派回上海，有问题在上海解决。
当时，一部分头脑清醒过来的人主张：“还是回上海去解决！”但是，他们立即被激进的人斥为右倾，有的还煽动说：“一回上海，你们各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造反“司令”王洪文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认为还是要北上，并且提出要拦车北上！
正在这当儿，648次列车从上海开来了。王洪文带着一部分工人，走近铁道两侧，挥着帽子、衣服要求停车。司机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马上急刹车。只在这时，很多人才跑到铁路道轨上，站的、坐的、躺的，黑压压一大片。
列车长走下列车，听说工人们要搭车北上，坚决拒绝。经过近两小时的谈判、交涉，648次列车又开动了。
一计不成，王洪文又施一计。他煽动大家：14次是京沪特别快车，拦14次快车！
14次特快12时刚到安亭，马上被造反派团团围住了。
沪宁线被卡断了，铁路大动脉被切断了。一列列的货车、客车停止运行，堵塞在安亭车站。
这件事，立即惊动了上海，惊动了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接到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马上找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以两个人的名义，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求：“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王洪文看了转来的中央电报。接着又收到许多沿线车站抗议切断铁路的电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等负责同志也赶来劝说他们回上海。不少造反派也劝王洪文，不要再蛮干。王洪文在内外重重压力下，被迫同意放行14次列车。切断了20多个小时的沪宁线终于恢复了通车。
14次列车放行了，可是，王洪文等一伙人，仍然坚持不肯离开安亭，扬言：“我们走路也要走到北京！”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3）
另一派工人造反派则主张回上海。正当争论不休的时候，陈伯达的又一封电报送到安亭车站。电报说：
“工人同志们，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工人阶级的大局……”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活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陈伯达的电报，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泼了冷水。为了稳定军心，王洪文同北京来的红卫兵头头等人立即商量，要造反队员继续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对于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王洪文在日后受审时曾这样交待：
“安亭事件和工总司的成立有联系。安亭事件对全国生产、政治、经济都造成很大损失。……如果不成立工总司就没有安亭事件。由于成立工总司才要求上海市委接见，上海市委不接见，就拦劫火车上访……”
“市委韩哲一第一个到安亭车站做工作，放了第一辆火车。当时大家坐在铁轨上，工作难做，要挟市委来人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韩哲一说，把火车放了，可以考虑你们北上。当拦第二辆火车时，就无力工作，我只好等市委商量，后来，市委没来人，经做工作，第二列火车也放了。张春桥去的时候，火车已放了……”张春桥从天而降
深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奉陈伯达之命，乘坐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穿过黑茫茫的夜空，向上海飞去。
12日凌晨，张春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在上海北郊军用机场走下飞机，解决安亭事件问题。
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首先同“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联系。
此人是王洪文的谋士和战友。通过他的联系搭桥，张春桥认识了“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副司令潘国平，并同他们会谈。
12日上午，张春桥来到安亭火车站，站在一辆大卡车上，面向聚集在车站的两千多上海工人讲话。他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身份，公然宣布：“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12日下午，张春桥自安亭返回上海市内。
13日中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张春桥参加。会上，张春桥同意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组织，不承认拦截火车、中断铁路是革命行动。
碰头会上，曹荻秋当场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电话，张春桥也接了电话。听了陶铸同志要支持上海市委的指示，不要承认跨行业组织。
但是，到了13日下午三时，张春桥突然违背中央指示，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同以潘国平为代表的“工总司”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五点要求”。这就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群众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
三、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勾结王洪文，王也由此入股，投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结成“四人帮”做了第一笔交易。
“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4）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年12月10日，由市长曹荻秋签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11月26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24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月28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
12月28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赤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