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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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张春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统统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有人问：难道像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不是说了吗，统统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老实讲，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是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动指使下，上海市有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获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血腥的镇压
张春桥一伙人从“全面夺权”开始，对上海人民实行了“全面专政”。他们排除异己，支一派，压一派，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打入深渊！
张春桥为镇压群众，他亲自秘密操纵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这个前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后来被张春桥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游雪涛，像一只豺狼一样，秘密横行在上海滩。他带领一小撮人到处伸手，无孔不入，搜罗大量情报，编成“简报”“动态”“动态增刊”共300多期，制造大批诬陷材料，制造冤案、假案26起，其中直接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计有183人，致死五人，因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株连的达816人。
1968年9月，游雪涛在送给张春桥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我们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奋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搞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在笔记本上写道：“张春桥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要搞得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7）
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人民冲破高压，两次“炮打张春桥”。游雪涛“扫雷纵队”成员四出搜集“炮打动向”，密报张春桥。
1967年1月24日，上海繁华市区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主持写大字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当他们发现张春桥是攻击鲁迅的炮手，是两面三刀的危险人物时，1月29日，在复旦大学礼堂联合召开八个组织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中央文革给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扣上发动“反动逆流”的罪名，残酷加以镇压。许多参加“炮打”的学生，后来普遍遭到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迫害。
参加“一月夺权”的“上海革命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红卫军团司令部”，也被张春桥一伙认为是与“工总司”对立的组织，不利于他们一派掌权。二月底，由“工总司”出面策划35个群众组织，发表“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提出对红卫军“必须彻底砸烂”。全市统一行动，拘捕红卫军干部251人。
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工具车间两个群众组织的部分群众，因贴大字报引起争吵，发生武斗，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在武斗中被打伤致死。对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这一不幸事件，理应教育双方消除派性，增强团结。但是，身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却令政法指挥部发表通令，宣称：“上柴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死了人，并特令交出杀人凶犯名单。8月3日，陆海空军宣传队进厂，“联司”不接受，把军宣队赶了出来，人也被打了。王洪文认为：“如果不解决‘联司’，上海就要乱下去，下决心要砸。”
对砸“联司”一事，1980年6月12日，王洪文交待：“8月3日晚，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联合大会，控诉‘联司’一小撮人打死‘东方红’的支部书记。8月3日下午，‘总司’开了小会，决定调动四万人参加，实际参加十万人‘砸联司’。下半夜，天快亮了，队伍出发，我坐汽车到了现场。‘联司’一部分人上房顶，一部分人在外边，下边人受了伤，发了火。我动员大家把围墙推倒，冲到楼上去，把‘联司’的人抓起来，……抓住后打伤200多人。这是上海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我直接布置的。”
8月4日凌晨，东方还未破晓，王洪文打着“工总司”的旗号，调动十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和一千多辆汽车，集合到军工路一带的郊区，从水上、陆上把上海柴油机厂层层包围。王洪文亲到现场指挥，下令让几百名“敢死队员”进入厂门口，开始了进攻。
“上柴联司”的群众防守在工厂的房屋顶上，一边向下抛石头，打弹弓，喷硝酸，迎头反击，一边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等口号。
王洪文看到正面攻打进展不快，把主力转移到厂门左侧，用大型铲车和大木头，撞开了工厂围墙，用25吨大吊车开路，攻入了厂区。
他们首先占领食堂，断了联司群众的水源和粮源，接着用长矛、木棍、铁棒，打伤“联司”数百人。
在众寡十分悬殊的对垒下，被割据守在几座厂房顶上的群众继续抵抗。“联司”总部所在的四号楼，抵抗尤为激烈。王洪文严令“敢死队员”在天黑前结束战斗，并且下令调来17辆消防车，动用了高压大型水龙头，从一千米外的河滨接力打水，向守楼的“联司”群众猛烈喷射。
“联司”群众个个成了俘虏。对抓获的“联司”人员，一律“头上开花”，“面上挂彩”，男俘全部剥去上衣，女俘全部撕破上衣，当场打死一人，关押650人，100人受重伤，有11人被关押八年之久。
“8·4事件”这天，毛泽东、张春桥都在上海。毛泽东听了关于“8·4事件”的汇报。一个多月后，9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了毛泽东视察上海时的重要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9月，王洪文亲自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委会主任。他利用所谓“补课”和清理队伍，把参加“联司”的许多群众，打得重伤致残，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制造“中农公司”大冤案，因此案迫害致死17人，株连300余人。
“夺权”演变成内战
继上海“一月革命”之后，全国许多省市响应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开展夺权的活动。
1967年1月14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原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29日，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刘格平，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而原省委书记卫恒在被关押之后自杀身亡。这是继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之后的第二位自杀的省委领导干部。
1月25日，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根据江青的指示，支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庆祝贵州的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祝贺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月17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康生之子张子石等人来到北京，受到陈伯达、康生、王力的接见。康生在三个小时的交谈里，再三鼓励他们夺权。1月22日，青岛的造反团体在王效禹导演下夺了青岛市委、人委的一切权力。2月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在这前后，一些省市相继夺权。广东1月22日夺权，江苏1月22日夺权，安徽1月26日夺权，1月28日北京市夺权……
这些夺权都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的。
夺权以后，各省市、各单位都普遍长期陷入派性斗争中。你争我夺，你咬我一口，我踢你一脚。往往这一派刚夺了权，不久又被另一派夺了去。有的甚至像走马灯一样，一日数起夺权。
夺权斗争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渐渐由口头的争辩，进一步激化成武斗，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松辽原野，沿海之滨，到处陷入全面内战的深渊！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枪杆子下的“革命”（1）
“支左”大军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从中央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全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基本失去作用了，成千成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全国唯一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只有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人民解放军。他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贯彻他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组织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帮助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前来冲击。
安徽省军区马上电示中央。1月21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周恩来当天向军委碰头会传达了这个批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严肃批评一些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乌七八糟，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他要求军队要善于区别情况，在夺权斗争当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左派”，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280万人民解放军，背着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1970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干部4．8万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18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