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66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他说他是奉毛主席指示，就贺龙问题向大家打一下“招呼”。林彪打“招呼”说，有“证据”证明，贺龙有野心。他列举了一些大字报的材料说，贺龙想在军内伸手夺权。
对林彪的“招呼”，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很惊讶。贺龙未参加会议，已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了。
贺龙发现自己处境反常，打电话给林彪，想找他谈谈。林彪鉴于毛主席对贺龙的方针是“一批二保”，就答应贺龙来当面谈谈。不料这件很平常的事，却把叶群吓坏了。
叶群马上找来林彪的警卫秘书，要他马上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叶群说：“首长召开军委常委会，就贺龙问题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风的墙吗？贺龙想见首长，准是为这事来的。他一定恨死了首长，见面后动了火，谁能保证他不先动手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首长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错，怎么向主席交待呢？”
警卫秘书本不相信，经叶群这么一说，他就按叶群的指挥布下埋伏了。
贺龙平静地走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同林彪面谈以后，又从容地走去。在这当儿，叶群却如临大敌。她要警卫秘书带几个警卫埋伏在大厅的幕后，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里，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谁也不能露一点动静。我在幕布的夹缝观察动静，一发现反常，我就一挥手，你们就赶快冲出去！”
叶群紧张得脸都变白了。直到贺龙大步走出，她才松了一口气。
警卫秘书对秘书们发牢骚说：“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
贺龙的外甥廖汉生是原“二方面军”的老红军，任原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1967年2月8日下午三时，突然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家，连同他老伴扭送卫戍区司令部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北京军区贴出了由解放军报一位副总编辑和总政文化部长联名写的揭发廖汉生的大字报。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位都不是北京军区的干部，并且对廖汉生一向都很陌生，他们俩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大字报呢？
原来这两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军人，是在叶群专门指使下写的。叶群把两人召见在林彪的台球室里，要秘书将一大包揭发贺龙的材料交给他俩。叶群说：“这一包材料，就是炮打贺龙的重磅炸弹。首长信任你们，把重担交给你们，回去后，好好看看，归纳一下，明天把烧廖汉生的火点起来。”
两人果然欣然遵命，连夜赶写出大字报，把北京军区的火点燃了。
煽起一场风波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被摧残的长城（2）
1967年3月，全国解放军几乎全部卷入“三支两军”工作，为交流“支左”的情况与经验，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在汇报会上，听到不少同志建议，希望军委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
当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顺便提了军队干部的建议。毛泽东当场批准周恩来的建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给林办打电话，要秘书转报给林彪，林彪也表示同意。
叶群借此又煽起一场风波。
一天下午，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说，她正在钓鱼台11楼和8楼，同江青、康生商量一件事情。她听说，总理向主席建议要开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然后，总理才把这件事报告首长。这样做，就把首长架空了。叶群说：“首长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又是国防部长，军内要召开这样大的会议，为什么不先经首长同意后再找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先报主席，后报首长，那还行吗？所以康老说，此例不可开。我也同意康老的看法。”
叶群要秘书马上报告林彪。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又找到林彪。两人商量后，叶群随即找到康生，两人一同到毛泽东那里告总理一状。
毛泽东没有深究此事，只是说：总理是应当先向林彪同志通通气。
周恩来听到信息，特意写信给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和林彪的批评。周恩来说明当时的客观原因，开会的事是在向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当时林彪已休息，不便打扰，但作为他是不可原谅的。周恩来在信中保证“今后决不重犯”。
林彪听秘书念了周恩来的检讨信，当即口授了一封复信。大意是：“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当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
林彪还告诉秘书：“叫叶群再看一看！”
叶群看了林彪口授的信稿，立时火冒三丈：“开玩笑！写什么信？最多打个电话应付了事，为什么给人家留下文字根据呢？”
“千年文字会说话。”在叶群的执意坚持下，林彪同意将信作废，改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个电话，表示一下安慰。
秘书们告诉笔者，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夫人专政”的深刻影响。作为国防部长、副统帅林彪，能指挥千军万马，但在家里他却受老婆的指挥。“9·13”林彪可耻的叛逃，叶群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第一个战斗号令”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为缓和边境局势，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的谈判。
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1969年10月，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形势，怀疑苏联政府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加强全国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毛主席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号召全国“准备打仗”。
林彪提出“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
10月1日国庆节前夕，林彪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到毛家湾来。林彪说：“今天谈一下战备问题，这个 仗看来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打起来的准备，明天是国庆节，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也是星期日，人们在欢庆节日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苏联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几百公里，飞机用几十分钟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
林彪当即做出具体布置，要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除了作战值班外，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机场上，要设立障碍，防止敌空军空降……林彪说：“关键是十月一、二、三日。一日又是关键的关键，只要这关键的几天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当天夜里，北京空军的飞机全部开始转场飞行，轰隆隆的飞机声，震响着机场的夜空。好像战争明天就要打响了一样，林彪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睡觉。
这时，林彪突然头脑一热，要警卫参谋向周总理转达了一个可笑而又十分危险的命令。他吩咐说：“你马上给总理去个电话，就说为了防备敌人飞机轰炸，造成水库决堤，我建议连夜把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水全部放掉。”
周恩来在电话上当即表示反对。联想到1938年蒋介石在花园口制造黄河决堤造成的人间惨剧，周恩来果断地说：“千万不能这样做，如果把这些水库的水一夜间放掉，下游的几十个县都要受淹，人民的生命财产将无法保证。”
正是周恩来的冷静与勇敢，才制止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国庆节三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林彪提出要坐飞机从空中视察五台山、雁门关、张家口一带的地形。飞行的这天，有三架“子爵号”飞机，载着林家全家人马，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视察了未来的“战区”。
秘书张云生告诉笔者，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一到苏州，在18日就向他口述了五条关于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紧急战备命令：要全军各部队立即疏散；各种设备和重要目标都要隐蔽和伪装；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兵工厂要抓紧武器、弹药生产；二炮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
秘书立即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命令。总参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在向下传达时，借题发挥，冠以“林副主席第一个战斗号令”，下达全军。
从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百万大军在夜幕掩护下，离开营地，紧急疏散向山野，进入战备工事里，风餐露宿在旷野里。这时，疏散到武汉的毛主席，看了叶群用电话记录形式向汪东兴转报的“命令”，只说了一句：“烧掉！”
我军一级战备的举动，震动了世界。沿中苏、中蒙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休假，频繁调动部队，有些部队似乎在向我边界推进。这时，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相应地进入了全面戒备，调动了舰队。台湾和金、澎的国民党部队，也进入了戒备。一时间，我国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似乎马上就要爆发了。
一个月后，形势和缓了，天也变冷了。疏散在野外的部队，吃、住和训练都遇到了新的困难。各部队首长纷纷来电反映遇到的艰苦情况。秘书根据各军区的反映，及时报告了林彪。
“部队可以回营房了，可以停止疏散了。”林彪要秘书打电话给黄永胜，“让他们研究一下”。
秘书建议说：“部队是按首长的命令疏散的，如果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回营的决定。”
林彪同意结束部队的疏散，开回营房过冬。
但是这个决定却受到叶群的阻挡。她说：“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放回来一旦战争爆发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叶群的一句话，又使百万大军多受了几个月的冤枉苦，坑苦了广大官兵！
事实证明，“一号战斗号令”是一场虚惊！
这场虚惊的引起，在于毛泽东过分严峻地分析国际形势。他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争论演变成国家争端，夸大了战争到来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九大政治报告里，写进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核战争的内容。战备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无法计量的财力、物力、人力，都浪费在全国“深挖洞”的战备工事里了。
笔者在北京军区同志陪同下，曾参观了通县东部的“堆山”工程。这座可以容纳一个炮兵营的火炮堡垒，是林彪导演的战备工程的缩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被摧残的长城（3）
血染“5·13”
1967年上半年，上海、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夺权，实际上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相互争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千万个大小单位，两派群众组织都在相互争权、夺权。由于席位分配不均，直接涉及各派的利益，争端就更加尖锐起来。
夺权中，是不是实行“大联合”、“三结合”，又是两派争夺的焦点。什么你“保”我“革”，我“保”你“革”，相互争论不休。不同观点的争论，认识上的分歧，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之间，常常由嘴头的争论，发展到拳头动武，以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
连林彪也惊奇地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军队参加“支左”，由于分辨不清谁是“左派”，常常变成“支派”，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混乱。一些造反派肆意冲击军队，又致使军队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相继发生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1月26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进入汽二团，因争夺枪支，双方发生枪战。农八师的部队亦与造反派发生冲突。这次双方前后打死24人，打伤74人。接着，四川成都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2月23日，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
湖北、内蒙、广东、河南、湖南等地，也都相继有部队“支左”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犯了“路线错误”。
这里，特别值得一叙的，是发生在北京的“5·13事件”。
196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纪念日。
如何纪念这个《讲话》？4月20日晚，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代表。鉴于当时军队内部文艺群众组织也发生了对立和分裂，周恩来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联合演出”，并且说，只有联合演出我才去看，不联合演出，中央领导就不去看。
总政文化部向军内的各文艺团体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战友”文工团按照指示组织了五一节文艺演出，周总理观看后，表扬他们联合演出好。但是事过不久，他们就分裂为“老三军”和“新三军”两派。
5月13日上午，总政主任肖华打电话给军委文革小组，通知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请他们劝说要求演出的文艺团体，不要演出或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当夜，立即向有关单位传达了这个指示。
空军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常到中南海参加舞会，“5·13”这天，这位演员在同毛泽东跳舞时，汇报说文艺单位要联合演出。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且指示秘书打电话给叶群，支持他们演出。叶群叫来这位演员，问明情况后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
这位演员说：“我们想与他们搞联合演出。”
叶群说：“干什么要找那些反对你们的人呢？人少，可以到海政、总政的左派去串联。”
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得知肖华不让演出的指示，立即报告林彪。林彪一听发火了。他让叶群打电话告李作鹏、吴法宪。叶群说：“林彪讲，肖华算老几？不要听肖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呀！我看谁敢动？谁动，我打断他的脊梁骨！”
李作鹏、吴法宪向老“三军”的全体演出人员，传达了林彪的讲话。大家雀跃起来，说，有林副主席支持，怕什么呀！
当晚八点开始，一直演到12点，都很顺利。叶群不断在电话上讯问，吴法宪说，很好，没有什么问题，请放心！
深夜12点半，随着一阵马达声，新“三军”的几十辆汽车，开到了展览馆，冲进剧场，打碎玻璃，双方在舞台上搏斗撕打起来，一些演员受伤。
一位海军同志告诉笔者，李作鹏接到吴法宪告急电话，立即召集海军直属单位的“红联总”，动员大家到现场支援。他说，海军要和空军联合起来，反对肖华！并立即动员数千海军人员，赶到展览馆现场撵走了新“三军”派，抓了一些人。
陈伯达和肖华听到双方发生武斗的消息，立即赶到现场。他们看到被砸烂的乐器、道具和受伤的演员，十分生气。肖华当即把两派的人召集到一起，痛心地说：“前几天，总理建议你们联合演出，你们不听，那你们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