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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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20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20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了。
林彪“大做文章”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9）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月19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奔西郊机场，于20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21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7月20日下午3点50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于22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
下午4时50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惩一儆百”
7月22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公审，此风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0）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表示赞同，连连点头。
蒯大富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又问：“武汉事件的后台是肖华？”
王力说：“不是”。
蒯大富又问：“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这时，王力“表示默认”。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天报载：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聂荣臻、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同谢富治、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中央报刊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76篇之外，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从此，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林彪、江青“大做文章”，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围攻和迫害。
丑恶的“表演”
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11）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一幕浩劫
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