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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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当场，康生指使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了赵健民。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一年过去了，没有人过问。在监护所里，既没有笔也没有纸，为了申述意见，1969年1月20日，他用石灰在地下写了短诗“一年有感”。其中曰：“我无任何罪，冤狱到一年。……坚信太阳下，不会永含冤。”
赵健民告诉笔者：1932年、1933年的山东共产党组织尚处在幼年时代。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山东省委领导机关在1933年曾两次遭到大破坏。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和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健民同志，经过曲折漫长的斗争，终于同北方局建立起联系。他1936年被捕后，在敌人狱中英勇不屈，保卫党组织。康生诬陷他自首叛变，纯属居心险恶的“想象”。
在监禁期间，赵健民几次写血书申辩意见。1970年9月15日，他在壁诗中写道：“审讯不准我申辩，只问片面严上严，紧箍血骨肉，道道血沟不堪言……”
在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下，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令冤案使云南省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记载，有“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八年的牢狱中赵健民受尽折磨。冤狱平反后，他通过书写一生斗争经历，教育革命后代。
舒同的傲骨
1984年9月，我在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栋小楼里，访问了当代著名“马背书法家”舒同。他精神健旺，目光敏锐，步履稳健，看上去好像60多岁的年纪，要不是夫人王云飞介绍，怎么也想不到他已是79岁高龄了。我请他写字，他当即挥毫舞墨，为我书写了毛泽东的诗词《娄山关》。他一气呵成，字字苍劲有力，刚中有柔，潇洒自如，具有巨大的艺术吸引力。
舒同六岁读私塾书时即开始练字。因无钱购买纸墨和毛笔，便上山砍来毛竹，劈成细丝，用黄土泥浆作墨汁在廉价的纸上，正反两面反复练小字，在地上练大字。到上小学十三四岁的时，他写的字在家乡东乡县就颇有名气了。
曾在抚州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舒同，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漳州战役时，他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写的字。
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延安以后，担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队长的舒同，为延安南门外新建的市场，书写了刚健有力的大字：“延安新市场”。
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形势，也为新市场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1943年，舒同奉中央之命，赴山东传达整风精神。临行前，他分别到杨家岭同毛泽东、刘少奇辞行。到达山东后，他在战争中多次向毛泽东发电汇报华东战局。
1954年，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大跃进”的后果开始在全国显露出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山东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章丘县委书记。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握住舒同的手说：“你只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舒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1966年，风暴乍起，舒同是陕西省委最早被打倒的书记之一。当时，他曾有预感说：“打倒后再平反”。
舒同被关押六年，唯有一本毛主席语录陪伴着他。1972年出狱时，来接他的只有原来的司机。他对司机说：“你说毛主席语录哪一页，我背给你听。”司机随口说了一页，他果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毒打是家常便饭，专案组还扬言要枪毙他。舒同在高压面前，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丝毫不向迫害他的人屈服。他蔑视迫害他的人，他用辛辣尖锐的笔锋，愤怒地痛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舒同夫人拿来一份用毛笔写的材料。这是舒同1971年12月31日写的《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致专案组的陷害者们》。这实在是一份难得的正气歌，表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为了保存这份资料，笔者将原文抄录如下：
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
（阅后请转呈中央）专案组的陷害者们：
你们可以完全不要事实根据地，并且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地，把一个经过46年长期考验，仅仅在某一个时候犯有一般性严重错误（见我的历史清算），本质上完全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为真理而斗争（6）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黑帮！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澜涛的狗崽仔！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二月逆流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三反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全家人反革命窝窝的总后台！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北京一个地下反革命组织的阴谋暴乱者和为首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私藏枪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的现行罪犯！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在华中的黑干将！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而今，你们又把他打成大叛徒！
从城市打到乡村，从机关打到基层，从陕西打到山东，又从山东打回陕西，（在陕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没有听说），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对敌斗争形式，都是同你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分不开的，大量的传单、图表、小册子满天飞。到处是提供陷害的炮弹，有许多场合还是由你们亲自出马，当众扯谎造谣。
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三字，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而且陷害的时间是这样的长，五年有余，陷害的程度是这样的深，彻头彻尾！
你们的智慧比起旧时的商贩来并不逊色，善于掌握市场的物价，乘机牟利，什么样的罪名能把心目中的对方整死，你们立即见机而作，不择手段，先定框框，后找材料，找不到材料也要瞎说一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做的。今年九月六日仍抛出一个见不得人的阴沟里的黑货——伪造假证件。
你们的权力有无限大，顺之则生（解放或给出路），逆之则亡（不解放或不给出路）。不是先落实材料来决定问题的性质，而是根据所谓的态度问题来决定对于人的处理。倘若顺从你们的陷害便认为态度好，即便是敌我矛盾也可以破坏新党章的规定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倘若不顺从你们的陷害，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或叫态度很差），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不顾党的政策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五年多来，你们一直就是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使尽了各种对敌斗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切手段：无奇不有的斗争形式、机关管制、群众专政（专政名单中我是第一名）、军事管制、游街示众（除了三次大游街之外还有一段时间每天小游街六次）、搜查住宅、翻箱倒柜（多次）、隔离封锁、跟踪跟哨、强迫劳动、打骂体罚（军管前两年还是这样），乃至种种折磨侮辱！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不顺从专案组的陷害，就认为是同专案组对立。而“对立就没有好下场”，那么，除了上述下场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无期徒刑或终身劳役，最坏的下场莫过于极刑。无怪乎你们有人大声向我恐吓：“要把你锁起门来送饭吃”、“要送你去法院”、“要枪毙你”，如此，你们就可以称心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即可以迫使小人们三跪九叩首，哀求饶命，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叛徒，岂不妙哉！可是，你们到底凭什么事实，根据哪一条法令有权利这样胡作非为呢？
你们真不愧为自由王国的人们，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毛主席的信件，可以自由扣压，毛主席的指示可以自由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可以自由篡改，《人民日报》纪念中共五十周年文章中某一段历史结论可以唱反调，铁的历史事实，可以自由歪曲，活生生的人证物证，可以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客观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可以无中生有，什么事实求是，什么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什么“九大精神”，什么“九大”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号召，什么毛泽东思想，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你们从来没有放在心里（绝口不谈、背道而驰），党纪国法，一概踩在脚下，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实现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没有真凭实据也要千方百计把你打成叛徒，方显英雄本色（捏造就是英雄事迹），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被审查人能不五体投地！
你们的确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谣能手，陷害专家！”
舒同71．12．於军管委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上访”的舒同，被勒令回陕西接受批判。他随身带的行李也被扔出门外。71岁的老人舒同，靠在中组部门口仰天长啸：老干部、老革命还不如战犯，还不如反革命……
舒同再次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最后一次欣赏舒同的书法，就是舒同的申诉长卷。毛泽东躺在沙发上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错误，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并没有人照办。
1992年，88岁高龄的舒同住进北京301医院。尽管他的记忆力渐渐衰退，但他在散步时仍不时吟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要打出一个党来”（1）
“全国一片红”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并没有掩盖“左”倾错误带来伪灾难。在“全面夺权”、“打倒一切”的方针下，各省、市和中央机关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了。
据198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控告，在193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就有88人。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制造冤案，破坏民族团结，有34．6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84000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2955人被迫害致死。
这些血淋淋的冤案，全被蒙上“全国一片红”的彩带！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成员谈召开“九大”和整党问题。
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农民、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
“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思想反映。他在这次讲话中说：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的解决。
为准备召开“九大”，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违反党规党法的会议。因为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70％以上都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了。第八届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临时从中央候补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勉强过了半数。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员竟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主持会议时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徐向前元帅告笔者说，会议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恐怖的高压紧张气氛。对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一个组里，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开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徐向前只冷静地回答一句话：“总要事实求是嘛！”
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二走资派翻案。”
被当作“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同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会议还对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进行了批判。
谢富治诬蔑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吴法宪公然当着朱德的面诬蔑说：“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林彪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在叙述历史上三次文化大革命之后说：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会议通过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根据他们制造的伪证，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里，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即达2．6万件，受灾祸的达2．8万多人。至于由冤案在不同范围内遭受批判斗争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了！
错误的“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