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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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陈伯达一度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的工作。
1937年7月，陈伯达携带妻子到了延安，在党中央机关作研究工作，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等职。曾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著作，是党内著名的“秀才”之一。1945年“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以后，中央部分机关转移到黄河以东。他和康生在山西省晋西北一带进行土地改革的试验，提出许多左的错误口号，“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做法扩大到不少地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1956年9月，陈伯达在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8年，陈伯达主张人民公社要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一年，陈伯达担任新创刊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一块，奉毛泽东之命到“两年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南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去考察。因为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经济”，主张“取消货币”，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1967年初，政治局常委陶铸被打倒，陈伯达成了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响当当的“理论家”。
“死都死在一起”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读了毛泽东的1971年3月15日批语，当着女儿的面，冷笑地说：“读马列的书，是为了整军队老干部，整大老粗。”接着又说：“现在不让说天才，实际上就是有天才。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脑袋生的好。这是爹妈生的，也没办法。人与人不一样，就在这上边。”
1971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派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干参加被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进行“掺沙子。”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
住在苏州别墅里的叶群，4月13日打电话给吴法宪，向他交底：“林彪让我转告你，他说，他是愿意同黄、吴、李、邱死都死在一起的。林彪还说，你吴法宪在会上把林彪捅出来，我相信你还不敢，但搞得不好，口不紧，把我（叶群）捅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叶群接着又说：“你要知道，我和林彪是分不开的。我在庐山就告诉你，大锅有饭，小锅好办，你要记住这句话！”
叶群再三叮咛，要黄、李、邱三人帮助吴法宪“把关”。
吴法宪表示：“请你们放心！”
“四员大将”立即开会，最后共同议论了几条对策：一、四个人都不要到京西宾馆，都不去见省（市）各军的人，避免说去搞活动；二、在批陈会上，不早到，不晚退，多听少说，带着一双耳朵，一包香烟，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抽烟，喝茶，做记录；三、把人家提出来的问题，记下来，不要有问必答。想好以后，写稿子，照着念，以免说漏嘴；四、会上情况，要随时相互通气。
汇报会开始以后，会上，有两个同志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串连的情况。林彪、叶群一听说，在苏州再也呆不住了。
4月19日，两人特地从苏州飞回北京，目的是“回来坐镇北京，必要时再说话”。
林彪心里很清楚，“批陈整风”中的“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彪。所以，他做贼心虚，特别害怕。
4月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黄、吴、李、邱“四员大将”，也在会上做了检讨。李作鹏惊恐地说：“这一下全捆在一起了。越检讨，捆得越紧，越被动。”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德生、纪登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到自己的住地开会。
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吴法宪，从前多次要找我谈话，我不愿意，今天一块谈。你们三个人的检讨写得很好。你要再写个检讨，要叶群也再写个检讨。
谈到错误，毛泽东批评说：你们主要没有调查研究，三个副词是我抠了的。
康生接过去，又重复了一句：主席讲了嘛，你们主要是没有调查研究。
“五一”节晚上
在北戴河，林彪看到了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当他看到：“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的时候，十分恼火。他猛地把文件摔在地上，猛力按下电铃，喊警卫参谋：“回北京去，明天就回北京去！”
吴法宪很快派来了专机，接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
“五一”节晚，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林彪不愿意出席。叶群再三苦苦恳求他一定要出席。最后林彪答应去五分钟就归来！
林彪、叶群登上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林彪根本无心观看焰火。他只同毛泽东打了个招呼，匆匆应付几句话，摄影记者还未来得及给“最亲密的战友”照相，就急急忙忙走下天安门了。
叶群为了掩饰这种很反常的情况，一回到家里，马上就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打电话，通报情况。
叶群说：“林彪同主席谈得很好，毛主席批评你们几个，对林彪帮忙不怎么高明。”
叶群又补充说：“谈话时，我就站在主席身边，我连忙解释说，是帮了倒忙！”她再次安慰“四大金刚”：“别的没有什么事，你们放心好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4）
叶群对黄永胜一伙说：“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林彪是绝对信任我们的，不论到什么时候，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们死都死在一起！”
邱会作当场向叶群表态：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忘恩负义的，林彪保了我们，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要是江青把我们打下去，送到农场劳动，我们也会给林彪养几只老母鸡！
到北戴河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带着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于1971年8月15日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关于解抉“四大金刚”问题的指示。
这天晚上，专机到达北戴河，大家很疲劳，马上就休息了。
周恩来住在山前那座毛泽东的别墅里。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同住在绿林丛中的一座别墅大楼内，一人一间房子。黄永胜则住在另一座小楼上。
8月16日上午，周恩来及其一行，乘车沿着北戴河海滨公路，爬上弯弯曲曲的山间柏油路，穿过密密层层的松林，走进莲花峰山腰的林彪别墅96号楼。
这是一座工字形的灰色两层楼房。楼的东西两头，是林彪、叶群各自的卧室、办公室和室内车库。楼的中间是宽敞的走廊和服务人员住室。
林彪住在楼东头的卧室里。这位怕水、怕风、怕光的“怪人”，像在北京毛家湾一样，把卧室装修得像一座密封的墓穴。窗帘严严实实地遮罩着窗口，室外虽有灿烂的阳光，室内却阴暗得难辨五指。为了测量外面是否会刮进风来，窗户专门挂着两米长的纸条子，发现纸条摆动，赶快把风口封住。他还在床头的屏风上，贴满大大小小的字纸，上面写着吃什么出汗，吃什么不通大便。温度计旁边，挂着穿几件衣服是多少体温的说明。为防止着凉，他不接触凉的东西，连电灯开关都被裹上纱布。林彪常常是坐在沙发里，半睁半闭着眼睛，陷进无穷无尽的沉思……
工作人员向林彪连续报告了三次：总理来了！
在叶群的陪同下，林彪身上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大围巾，来到了会客室。
几句寒暄之后，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纪登奎汇报了关于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概况；黄永胜汇报军事情况：李德生汇报关于政治情况等问题。
最后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十一”前后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正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林彪听汇报后，接着，他对战备工作讲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对于毛泽东关于批评“四大金刚”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调查研究”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谈到庐山的那场斗争，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批判陈伯达，这一下把你们几个都带出来了。陈伯达一拖，把你们几个都拖出来了。”
南方巡视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从武汉到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沿途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就庐山会议及其形势作了指示。
毛泽东在谈到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时，曾这样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1972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中，关于庐山会议及林彪、陈伯达问题，有如下记述：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笔者注：指林彪、陈伯达瞒着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5）
林彪同志那个谈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笔者注：毛泽东曾把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及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称为党内“九次路线斗争”）。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笔者注：即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