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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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无小事”，外交方面的所有重大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毛泽东为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1973年8月5日，他同江青谈话时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他念了一首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砍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谈起秦始皇。他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代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借题发挥，大做文章。
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和大批判写作组，发了大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文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笔名“梁效”的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笔名“罗思鼎”，中央党校笔名“唐晓文”等，都以“批宰相”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几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四人帮”制造舆论的中心，变为他们呼风唤雨的传声筒。
江青看了“罗思鼎”炮制、经姚文元修改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争论的社会基础》一文后，连声叫好：“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在接见北大、清华的大批判组时说：“为什么要批孔？就是因为林彪是最大的儒家。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才能深入。”
江青指桑骂槐，明目张胆地把锋芒指向周恩来。她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没有正确地分析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再次宣称：“还要多次进行像无产阶级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路线，江青一伙的力量在政治局内有了增强。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以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为由，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像坐电梯一样，被提升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同江青一伙密切合作的野心家康生，也被提升为副主席。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追随江青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取得了更大的权力。
江青的炮队
“9·13事件”后，在清查毛家湾的林彪住处时，查到林彪引用孔子、孟子的几条言论材料。
例如，1969年10月9日，林彪写给叶群的一张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的条幅。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2）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度的思想核心。林彪多次书写“克己复礼”，暴露了他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笔记，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王洪文看了这个材料，1月12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他俩还建议，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毛泽东随即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主观意图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和不理解。这同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对广大干部群众再进行一次“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助于转变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态度，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达到“防修、反修”的目的。
江青得悉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国之后，立即于1月13日深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开展“批林批孔”。她通知谢静宜的丈夫空军干部苏延勋，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原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三人，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
江青对三个人说：“毛主席在1973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的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批孔呀？”
江青越说声音越高：“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
在此以前，她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她立即把这份材料当作炮弹，越过中央军委、南京军区，亲自给连队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防化连送信。她并且把写给空军司令员的信以及材料，叫苏延勋亲自送去。
第二天，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分别到了南京防化连和空军某师。据谢静宜交待，大年三十这天，“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1月18日，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转发全国。“材料”前言说：“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1月22日，是春节除夕。回到北京的迟群、谢静宜和苏延勋，马上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江青欢喜若狂，见面第一句就说：“我的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江青请三人吃饭。在餐桌上，江青边吃边说，举起酒杯：“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在另一会议上，江青还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江青“指挥战斗”的炮队中，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两位将相外，还有几个火力很强的“炮群”。这就是以“大批判组”命名的几个写作组。仅1976年10月，梁效大批判组撰写公开发表的就有18篇，其中许多是江青、姚文元直接点名授意的“重点”文章，为“四人帮”夺权服务。
两个大会
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燃遍全国，进一步在军队中鼓吹开展“批林批孔”，在军队中无正式职务的江青，竟然居高临下，于1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信上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
张春桥阅后，马上将信批转给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1月24日至25日，正值春节假日，江青等人未经批准，在北京连续召开两个万人大会，一是工人体育馆的在京部队单位大会；一是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召开这两个大会，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更没有讨论过。周恩来听说要开会，通知国务院各单位去参加。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在“1·25”大会上，迟群叫嚷说：“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谢静宜也声嘶力竭地叫嚷：“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呵，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大会上，82岁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三番五次的被侮辱点名，几次被迫颤颤抖抖地站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3）
会后，张春桥还到郭沫若家，当面要他承认抗日战争中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当即给予驳斥和拒绝。2月10日，江青也到郭沫若家，当面逼郭沫若作检查，并以批判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为名，攻击周恩来。
大会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里，得到江青一伙要向全国发大会录音带的消息，十分生气，严肃批评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毛泽东说：“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口某些干部子女当兵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别有用心地同性质根本不同的“孔孟之道”、“林彪路线”联系起来，妄图再打倒一批老干部。
1974年1月30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表明自己对“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看法。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指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后来，毛泽东又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称之为“三箭齐发”。
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说，中央认为：“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伙对抗毛泽东的批评，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王洪文、张春桥在军队各大单位“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不深入，不得力。
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2月10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一家美国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回去，并提出“抗议”。后来经周恩来指示查明，美方送玻璃蜗牛并无恶意。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强加给中央领导人“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
在批林批孔的洪涛巨浪里，笔者认为值得特别记录下来的是老一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大义凛然，不屈从压力的事。
1974年受到江青点名批判的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批林批孔开始，他秉笔直书，针对当时风行的观点，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鲜明地指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说：“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关键性人物，孔子的功罪或价值如何，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表现出成功失败而定之……‘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赛恩斯’和‘德漠克拉西’（笔者注：科学与民主）标榜，大体上是对的。但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仍须走自己路。”
他在政协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坚持不批孔的看法。
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也是公开的。”他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
政协学习会整整批了他半年，最后要他表态，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了他的话，全场一片哑然。
放火烧荒
江青为搞乱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
1974年2月25日江青写信给张春桥。她写道：“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总参问题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接到信，当天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