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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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沙出发了。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年7月18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1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再次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告？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了。第二天，俩人到305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这几天北京发生的事情，把跟周恩来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听后，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江青还在闹”
为扭转社会混乱，逐步实现安定团结，10月20日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同唐、王二人谈话时，还赞扬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2）
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陪同也门外宾再次来到长沙。毛泽东在接见邓小平时，再次谈到邓小平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上顶江青的事。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接着，他用手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只好担起来了！”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这里谈的去见江青，是指政治局会上吵架以后，邓小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主动去看过江青一次。
据姚文元交待，邓小平看过江青以后，江青很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小平同志来看了我，谈得还好。邓说：会上吵架，钢铁公司碰上钢铁公司了。延安时，我也被叫过钢铁公司……”
“不要由你组阁”
王洪文长沙告状，没有达到汪青一伙的预期目的。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利用掌握的报刊阵地，连篇宣传“法家路线”，为争夺领导权鼓噪不息。
《红旗》杂志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鼓吹要坚持法家路线。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等文，公然叫嚷，要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使中央政权中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
江青一伙还积极通过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将他们物色的骨干塞进党政要害部门。
1974年3月，王洪文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1974年4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还提出一个88名中央各部部长备选名单，报送到中央来。
早在1973年，江青一伙就开始网罗帮派骨干。据上海帮派骨干朱永嘉交待，张春桥曾向在上海的一伙心腹交底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党的“十大”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同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驻地，向他们交底。
王洪文说：“从上海选出这么多中委和候补中委，准备把你们调中央来。”
张春桥说：“你们要做出思想准备，把你们调出来，调各部掺沙子。”接着又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调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当社长，他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些情况。”
江青一伙私下多次密谋以后，1974年11月12日，由江青出面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她的“组阁”计划名单。例如，让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党中央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
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完，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提笔又在信纸上加写上：“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一天，毛泽东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第一，不要出风头；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
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积怨甚多”，就连王洪文也都深有体会。他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曾在一次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时斗争不讲策略，处理问题不够冷静，动不动就耍态度，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霸道。对政治局的同志不够尊重，往往一个电话叫人家去，一个批示叫人家办。不管老同志、新同志，多数挨江青同志训过。一次，登奎同志被训得当场流泪，而事情又往往无关原则。据说，对待身边的服务人员比较粗暴，群众有些反映。江青同志曾提出，搞外事的人一律穿民族服装。外交部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没有办法，她就给扣上对抗中央的帽子。去年马科斯夫人来访，计划上并没有要江青同志陪同去天津，她事先也没有跟政治局打招呼，临走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天津。特别是批林批孔开始，脱离中央集体领导，单独搞了些活动，提出批判‘走后门’、‘三箭齐发’是很错误的……”
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多次严正告诫江青，可是江青本性不改。11月19日，她又以“检讨”为名，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她在信中说：“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20日在江青信上批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是，江青不听劝诫。她马上找到姚文元商量，提议由姚文元出面报告主席，任命王洪文当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据姚文元交待，他当肘很吃惊，对江青说：“难道党的副主席，不是党的职位？”
江青发火了：“照你这样说，我就不提什么意见了？”
江青根本不把姚文元的话放在心里。她坚持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到长沙时，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她就提议，让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员长，名次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听了汇报，再次尖锐批评江青：“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不要搞四人帮！”
“9·13”事件毛泽东失去“最亲密战友”后，1972年9月7日，中央调上海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到北京。从那时起，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及国务院会议，开始了全面的学习与“实习”。
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一边坐着周恩来，一边坐着王洪文。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30日，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位。
这之后，王洪文一连多次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国党和政府首脑，成为国内外政坛上的显赫人物。
共同的阴谋野心，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第一夫人”江青，军师是张春桥，笔杆子是姚文元，战将是王洪文。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的同时，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
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3）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是何时形成的呢？
对此，王洪文在1976年10月28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我的检查》中交待说：“我回忆是从1973年11月开始形成的。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谈判时的错误开始的。这之前，虽有来往，但并没有一道研究过什么工作问题，一般看电影有机会（除开会）见面。从批评周总理的会议以后，我们四个人的碰头机会才多起来。”
毛泽东对“四人帮”问题曾多次批评。王洪文写道：“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1974年5月1日，主席接见我和江青时候就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
但是，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作耳边风。据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交待：
“有一次，江青找我们去。我说，主席已经批评了，少数人议论问题，这样不好。”
“张春桥说：毛主席讲了，可以少数人议论问题嘛（我不知是毛主席什么时候讲的），给了我很大错觉。”
“江青说：你怕了吗？怕什么？我们也没有做坏事。”
阴谋的破产
1974年12月下旬，第四次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保证开好这次会议，12月23日，两架专机从北京出发前往长沙。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另一架是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专机。为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两人一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23日到27日，同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四次谈话。
12月23日，—毛泽东一见面，就请周恩来坐在自己的身边，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
毛泽东批评坐在一边的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王洪文满脸通红，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用手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比他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茶几的纸上，用红蓝铅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强”字。周恩来看了“强”字，连连点头。
周恩来汇报到政治局决定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