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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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进一步试探地问：“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谁来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呢？
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议，请主席确定国务院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他们三个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
“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小平偏袒刘冰”
形势急转直下。对邓小平的批判开始还是在政治局小范围进行，但在清华事件之后，很快波及全国了。
刘冰的信是导火线。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同志，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
他们在信中揭发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的严重问题，反映他们在清华大学争权夺利，颠倒黑白，镇压群众，大搞法西斯专政等罪行。他们还揭发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之后，因为未能当上部长和中央委员，心怀不满，公开发表攻击党中央和领导人的言论。
与此同时，刘冰还将基本内容相同的信，写给北京市委，要求调查处理。
10月23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把迟群、谢静宜叫到人民大会堂，让他们看了刘冰等人的信。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看了刘冰信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于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迟群、谢静宜和刘冰同是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在信中对迟、谢提出一点批评，竟然触发了毛泽东的大怒。这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
迟群看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的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在迟群的指使和具体指挥下，吴炜煜连续炮制了10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文章，其中有三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这些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用臭名昭著的“梁效”笔名炮制反革命舆论，写了大量所谓批判文章。恶毒诬蔑革命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右倾翻案势力”等等。其中直接诬陷邓小平的文章即达60多篇。
他们无中生有，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梁效”实际起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中心的作用。
江青指示“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八千万册，散发全国。这些材料，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二十多个反动派代表人物相类比，编造了上百条罪状。
对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邓小平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汪东兴打电话给邓小平，要他过目一下“两报一刊”的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篇社论中充满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促生产”却谈的很少。邓小平问：“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告诉他说：“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中。
迟群按照江青的指示，以“梁效”署名，1976年2月在《北京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反动文章。迟群在文章中亲笔加上恶毒诬蔑邓小平的话，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公开强加到邓小平身上。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5）
江青一伙人利用诬陷材料，到处煽动“揪一层人”。2月6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党委会上公开点名批邓，别有用心地提出“以邓小平为首的翻案集团”。迟群在各种场合多次煽动说：“民主革命的民主派们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这也是规律”，“走资派还在走，不只是哪一个人，要看到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止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
江青一伙为了煽动打倒邓小平和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迟群、徐景贤和刘庆棠等人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组织编导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所谓“重点”影片，任意诬陷“刻画走资派”的所谓“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残暴性”。至1976年10年底，“四人帮”一伙共炮制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32部，拍成影片7部，大量发行拷贝，煽动打倒中央至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江青、王洪文一伙，还暗中整福建、四川、江西等省领导人的黑材料，1976年1月至9月，王洪文、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先后派出记者，到一些省、市了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说什么“要把眼睛盯住省委”，诬陷他们是“还在走的走资派”，“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
“打招呼会议”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和要点，要求在各级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讲话。《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点》还说，对此展开辩论“是完全必要的”，“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
《要点》，是个新的转折点。它表明，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
12月14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这场大辩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但是，经过十年动乱，深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干部群众，再也不相信这些“高论”了。他们从邓小平主持的卓有成效的整顿工作里，普遍认识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仅违背事理，而且也不得人心。因之，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
1976年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四人帮”十分不满。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野心的张春桥，立即写下充满怨恨的《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张春桥诅咒去年一号文件邓小平“来得快，垮得也快”，今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也将“来得快，垮得也快”。内心深处仇恨毛泽东不肯把大权交给“四人帮”，以诗来表达他的心愿：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以《毛主席重要指示》为题，经毛泽东审阅，传达到党内外广大群众。其要点如下：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二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主席重要指示》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左倾错误观点，混淆敌我矛盾，把革命同志当作革命敌人。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当然为毛泽东所不允许。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他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月上旬至三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继续打招呼”，许多干部想不通。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江青干涉太多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恨不得一棍子将邓小平打死。
3月2日，江青擅自在京西宾馆第9会议室，召集12省区负责人开会，从下午3时30分至5时20分，她发表长篇讲话，恶毒攻击辱骂邓小平，诬蔑“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江青惊恐地说：“他要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过，我已经有了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是——个头吧……”
江青俨然以“红都女皇”的口气，夸夸其谈地说：“别人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的激流里（6）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呵，同志们，不简单呵，不简单。”
毛泽东发现江青胡闹，十分生气，批示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了十二省讲话。”
当天晚上，联络员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上作“长篇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私自召集十二省的省委书记训话，竟然都听她的，可见拉虎皮，做大旗，也很吓人哩，她都讲了什么呀？”
毛远新汇报了江青讲话，并说还要把“讲话”印发给政治局全体同志。毛泽东摇了摇头说：“这样做不妥。你告诉江青，不要不自量力，不要干涉太多，政治局有副主席，有常委，轮不到她召集会议。要改一改老毛病，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
清华大闹政治局
3月24日。江青、毛远新指使迟群、谢静宜带一伙人到政治局“面对面批邓”，狂妄叫嚷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
谢静宜连夜赶到清华，进行部署。谢静宜鼓励大家说：中央要我们去汇报，“就是要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斗争”，“不要怯阵”，“既要有分量，又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听取“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江青煽动迟群、谢静宜等人，面对面围攻邓小平，诬陷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会后，江青一伙攻击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没怎么发言”，搞得他们很被动：说叶剑英没到会，“那是可以理解的”；骂邓小平在会上一句话不说，不理睬他们，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开水烫”。
“清华大闹政治局”这场闹剧是怎样出台的呢？请看，1979年12月3日，一位当年“荣幸”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受到江青“鼓励”的×××写的交待：
“3月24日深夜，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校部大楼党委会议室召集部分党委成员和‘梁效’写作组的骨干分子开会。……谢静宜首先传达了毛远新的指示，大意是说：中央要听我们汇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要选几个人到政治局去面对面批判邓小平，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经过商讨，最后确定由×××、××和我主讲，其他人插话，并规定了每个人插话的内容。谢静宜鼓动说：‘中央首长派我们参加政治局会议，就是要我们去同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作面对面的斗争，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勉励，我们决不能怯阵。发言一定要有分量，也要有质量，要讲出水平来，要给政治局一颗重磅炸弹。’迟群还详细布置说：‘汇报内容就以两校接待参观人员介绍提纲为基础，重点突出对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剥画皮。’他还说：‘到政治局主要由你们讲，我和小谢见机插话。’
3月26日，迟群、谢静宜带我们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由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诬蔑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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