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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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
××在发言中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阴谋家、野心家’；‘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论’……他还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
×××在发言中主要指责邓小平同志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打击新生力量。
谢静宜插话时说：‘75年第三季度，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在八宝山给32名在文革中自杀的老干部开了追悼会，去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是坐着大红旗轿车去的。’她站起身，指着坐在对面的邓小平同志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参加了张霖之的追悼会？’邓小平抬起眼皮看了看她，没吭声。
谢静宜气急败坏地叫道：‘邓小平你为什么不回答？’
邓小平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
这时，王洪文接话说：‘贺龙的追悼会，周总理也去参加了，本来政治局并没有安排他去嘛，可总理听说给贺龙开追悼会，就自己从医院跑去了。’
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他们是向党和群众示威！是复辟的典型！’
张春桥板着面孔诽谤邓小平同志：‘是老牌机会主义，连托洛斯基都不如！’
姚文元说：‘去年，有那些小道消息，搅得人心惶惶，要查一下，根子在哪里？’
江青气冲冲地说：‘根子就在政治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是造谣总公司，邓小平你就是总经理！下面还有分公司、分经理。’
面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邓小平始终神态自若，一言不发。
迟群恼怒地责问：‘邓小平，你不吭声就是顽抗到底！’
江青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是少见多怪呀！政治局每次开批邓会，他都是这个样子，死猪不怕开水烫嘛！’”
从上述这份交待里，可以看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清华“大闹政治局”作了多么精密的安排。
配合批邓，迟群指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于1975年10月25日写信给毛泽东，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
毛泽东阅后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据此，副总理张春桥立即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11月8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人大会，校园内贴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
11月22日，迟群、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把收集到的周荣鑫讲话材料送给江青。他们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印了《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诬陷周荣鑫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
1976年2月，为再次打倒周荣鑫，江青、张春桥指使新成立的“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夺了周荣鑫的权，诬蔑他是“东风来就装病，西风来就大搞翻案”。轮番对他批斗了50多次。周荣鑫在残酷折磨下，心脏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带着氧气袋，步履艰难地爬上楼梯挨斗。一个星期，连续批斗五天，上午、下午，有时还加上晚上，大会、小会被批斗。
1976年4月12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当天夜里，这位人民的教育家含恨去世了。
邓小平二次被打倒
1976年4月5日，在悼念周恩来总理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里，数十万群众同“四人帮”进行了血与火的战斗。
血迹斑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万千群众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歌颂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业，拥护邓小平治国建业的宏伟纲领。
身体陷入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歪曲真相的汇报以后，对被诬蔑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做了如下指示：
“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此同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1）
1976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人民推进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四·五”运动以它特有的内容、形式和气势，震撼了中国，震动着世界。
在这里，眼泪凝结着仇恨，热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了一场大搏斗。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因久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8岁。
身患肠癌和膀胱癌的周恩来，到1975年底，已经做过大小十多次手术了。病中他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痛得两手颤抖，痛得额上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粒，可是他总紧闭着嘴唇，不肯哼一声。
周恩来在与病魔搏斗的同时，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据有关同志统计，他在病中：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出席会议20次：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7次。
据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自1975年下半年卧床以后，叶剑英几乎天天来到床前看望。他一再指示医生说：“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一次次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原来还能谈话，后来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他俩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动，一样地说不出话来了。
自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吃东西就全靠管子往胃里灌了。身上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可是头脑仍然清醒。天天坚持听读报、听国内动态、听广播。一次他在昏迷中醒来，用细微的声音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医生小声报告：“没有大的变化。”
周又问：“刘帅、刘帅，身体……”
他突然屏住了声，说不下去。
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来看望周恩来。
共和国的几位元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都在他昏迷之际，伫立在床脚，像雕像一般，默默地望着他，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滚下来。
1月8日晨9时57分，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张医生，绝望地凄凉的叹息一声：“不行了……”
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13年他以翔宇名写的手迹“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191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后东赴日本留学。1919年归国后，他作为天津学生界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创办进步团体“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参与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1924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党代表，参加领导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事委员。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五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书记。七月中共中央改组，任政治局临时常委。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辗转到上海。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工作。1930年9月，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1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3年春与朱德等人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第四次围剿。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红军进入贵州后，周恩来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选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后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曾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参与领导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
1936年4月，曾赴保安与张学良秘密谈判，达成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协议。西安双十二事件爆发后。1936年12月，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2月至9月，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同国民党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多次谈判，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在重庆，负责领导华南、华中、西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抗战胜利以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参与领导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时，周恩来随毛泽东留在陕北。同年八月，兼代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与指挥参与人民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间的准则。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为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和亚非国家的团结反帝做出了贡献。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勤奋工作，鞠躬尽瘁，尽力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他为中美、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做出卓越贡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5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愤怒的浪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擎天巨柱，陷入深切的悲痛。从首都到边疆，从北方到南方，从工厂、矿山到农村、军营，到处是擦不干的眼泪，咽不住的悲声……
在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大施淫威。他们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凛冽的寒风里，正当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时，在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1976年1月14日，“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标题抛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说“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妄图用这种强奸民意的卑劣宣传，转移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感情。
人民愤怒了，许多读者撕毁了当天的《人民日报》。有的还直接向编辑部提出严重抗议：“你们是什么感情？”“全国八亿人民，全党三千万党员要审判你们！”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广大人民按捺着心头的怒火，注视着斗争的动向，用传单、小字报、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像呼唤暴风雨的海燕，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愤怒，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二月初，山城重庆解放碑贴出一张大字报：《请注意当前斗争新动向》，尖锐提出“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的问题，提醒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二月中旬，北京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传单：“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纂党夺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3月份，杭州市连续三次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四人帮”在浙江的老巢。
贵阳贴出长达三万字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系统地从理论上宣传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福建省三明市贴出点名“张春桥是个坏人”的大字报。“为了把他揭露出来，我杀头也甘愿！”
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里公然删去周总理的题词。
3月25日，《文汇报》又在一篇文章里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直接攻击周恩来总理。
联系南京路上刷出的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当天，上海工人到《文汇报》贴出大字报：“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南京是周恩来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之后，南京青年学生最早带头奋起战斗。
3月24日，南京医学院的师生抬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走向雨花台，在街上写出“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大标语。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四百多名师生，抬着周总理遗像和用白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市区最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许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