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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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年1月25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3月28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挨批　　　　
　　　　1966年3月28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3）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去年9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月31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他建议请在西北视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耍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　　　　
　　　　“《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是康生的意见。康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事记，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党，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了。　　　　
　　　　康生原名张旺，山东诸城人。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又改名张耘，受到地下党的教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改名赵容，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到苏联后改名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团长王明的副手。康生在政治上极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则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在苏联的中共党员。193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于看风使舵的康生，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之后，为了标榜自己“立场坚定”，利用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制造冤案，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康生利用他掌握的反奸肃反大权，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坦白会，对前来延安参加革命的许多青年干部和共产党员，残酷地进行逼供信，“莫须有”地扣上特务、叛徒、敌探等罪名，严重地摧残了党的干部队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4）

　　　　1947年康生、陈伯达还在晋绥解放区推行左的土改路线。他强调“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推行“挖底财”、“查三代”、“扫地出门”、“搬石头”。笔者在晋绥地区采访，亲闻目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当作“绊脚石”和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在乱打乱杀中死掉了。康生违背党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任意侵犯中农利益，大搞“化形地主”，错划阶级成分，把一些富裕中农、中农和贫农错划为地主富农。他公开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极左口号，摧残了党的基层组织，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　　　　
　　　　全国解放后，康生鼓吹“大跃进”，连续制造小说《刘志丹》等冤假错案。庐山会议之后康生不顾历史事实，又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　　　　
　　　　不平常的一天　　　　
　　　　1966年4月16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　　　　
　　　　另一件大事是《北京日报》发表了长达三版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按语”。　　　　
　　　　北京市委想通过发表这篇材料，主动检讨错误，但是却被毛泽东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　　　　
　　　　这天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按语，播发全国。这引起了在上海的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　　　　
　　　　17日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从上海打电话给《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一再叮咛不要转载《北京日报》材料，并且说，新华社不经请示，擅自播发《北京日报》编者按语的版面，犯了大错误，要这位副总编辑特别谨慎，多请示。　　　　
　　　　4月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　　　　
　　　　4月21日，毛泽东把批评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示要市委揭发彭真的所谓“罪行”。　　　　
　　　　从4月22日至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但这次会议被诬蔑为“四月黑会”。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判彭真。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不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他对康生、陈伯达说：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都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毛主席再次讲，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可以看清楚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终将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他尖刻地说，彭真的本质就隐蔽了30年。　　　　
　　　　在中央有计划有步骤的部署下，5月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解放军报5月8日发表了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