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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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教训我们：十年动乱的原因之一，是“无法无天”。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以致全党无法监督约束自己的领袖。我们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凌驾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4．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文革”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全社会陷入了“天下大乱”的无政府状态。经过拨乱反正和不断整顿，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的教育，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要看到时代在发展，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转折里，经过拨乱反正，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在21世纪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后记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5年5月30日，我在北京市房山县担任“四清”队长时，接到报社紧急通知，火速赶回编辑部。在大今上，陈伯达宣布，中央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陈伯达说，他来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开始了为患十年的动乱。
“文革”进程中，我作为中央党报的记者，绝大部分时间在作采访和编辑工作。有段时间还列席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所谓“中央首长”的接见，目击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反革命分子的现场表演。
我用十年时间，收集积累“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粉碎“四人帮”后，我在完成岗位业务的同时，断断续续又花了十多年时间来写。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眼下还难于了解“文革”全部真情。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这样。
我的晚年，有18年时间献身于老年事业。1983年，以我和几位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杂志，任总编辑。1987年，又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创办了《中国老年报》，任第一副总编辑、社委会主任。邓小平同志先后亲笔为这一刊、一报题写了刊名、报名。为党的事业，为社会发展的远景，办起这一刊一报，是我晚年的两个心愿。《史无前例的年代》这部书，也是在这个期间里，用十余年时间写完的，实现了我晚年的第三个心愿。
我的体会是：干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需有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老朋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晋绥日报》老战友、著名编辑傅真、著名编辑周毅之，朋友任贵银等同志，帮我校正全部稿件。我还感谢党史工作者苏采青、高级编辑钟立群，老伴丁帆、儿子纪晓军及家人，对写这部书的关心和支持。对我参阅了有关书刊论著的作者，在此也表示谢意，我向他们学了不少知识。我真诚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高级编辑宋世琦同志。他对出版本书不仅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支持，而且以高度负责精神，认真核对，仔细加工了全部稿件。
纪希晨jixichen@china
2001年3月时年79岁
1996年6月20日建党75周年前夕完稿
1999年9月19日第三次修改
2000年“八一”建军节第四次修改
2000年11月30日第五次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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