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毛泽东-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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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席照顾我。　　　　
　　　　………　　　　
　　　　　　　　　　　　
　　　　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很少生病。　　　　
　　　　建国初期，主席已经六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这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打下了良好的体质有关。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繁重，主席的体育活动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吃饭前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一到办公室就坐下来，体育活动少，人自然就胖起来了。胖起来对人很不利，尤其对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让主席加强活动，他一出来散步，我们就非常高兴。但是毕竟太少，跳舞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有时候他跳的时间很短，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样增加主席的活动量，也是颇费脑筋的。后来，我们就想请个按摩师来，增加背部的运动。但是，主席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在香港学护理专业的女华侨，回国在医院工作。我们就请她来教卫士们按摩，所以卫士们都学会了按摩。这对主席的帮助很大，每次给主席按摩完，卫士们都是一身汗。有时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着了，这应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　　　　
　　　　1953年11月，王鹤滨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动。就是我想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去学习，主席一连说三次：“我需要你。”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主席对你那么好，你就忍心这么走了。最后，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　　　　
　　　　他问我要学多长时间，我说从大学学起，他说太长了，我说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来是三年，后来呆了三年半。不论你在不在主席身边，他都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丁点不舒服。我在他身边确实没什么忌讳，高兴笑就笑，高兴说就说，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得那么严肃、枯燥。　　　　
　　　　所以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是金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主席是个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也受派别的打击，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对主席产生什么别的想法。　　　　
　　　　


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1

　　　　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61年在颐年堂，作为中南海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给毛泽东的是什么印象呢？　　　　
　　　　中南海的颐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这里办过公，解放以后，经过简单修整，成为主席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党内外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商谈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个习惯，要开会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主席的这个习惯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主席坐的沙发是马蹄形的，所有来开会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都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　　　　
　　　　一天，主席到颐年堂开会，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来以后，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给主席。我照办了，可端着这杯水，我的手有点颤抖。　　　　
　　　　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见我是陌生人，照例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多大年龄。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吗？我说不是，主席说我看也不像。他又问：谁给你取的名字啊？我说是一个老和尚给取的。主席说，啊，这个名字好。接着，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盐城的。他说，盐城这个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总部就在江苏盐城嘛。因为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说你是盐城的，那也是咸城人哪。主席这么幽默，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个时候，其他首长就陆续来开会了，我就离开主席。当时见主席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见到我们服务员这么亲切和蔼，像慈父慈母那样，主席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主席面前表现得很不自然的毛头小子，能给毛主席留下印象。　　　　
　　　　到了1964年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让二十二岁的吴连登到自己家里去工作。可吴连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一天，我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是在外面服务。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就到处找我，她找到我后说：“大登，主席在叫你呢！”当时我就有点发愣，我说主席叫我？她微笑着点点头说，主席现在是检阅休息，你赶快去。我见了主席先问好，主席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说：“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让我坐下来，护士长在一边说：“主席让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刚坐下，主席就说了，我们见过。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说是，我叫吴连登。主席说：“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点儿事，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没有人做，你看，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就想主席这么谦虚的人，我真没想到，按理说就是其他管主席身边事情的卫士或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找我就可以了。我就跟主席说了，我说：“主席，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主席说没关系，那你就过来吧。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主席家里工作，一直到1976年，把毛主席送到了纪念堂。　　　　
　　　　　那么，吴连登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　　　　
　　　　开始的时候我在主席家有好多杂务要做，主要是每天到主席房里搞卫生，清理书房等等。毛主席有个习惯，他办公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房间里面，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每次搞卫生，最费心的就是主席的床铺，因为主席的睡床上一多半堆满了他看的书，还摞得很高，有的夹着纸条，有的横放，有的竖放。我虽然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但清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乱了位置。换完床单之后，我再把那些书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从没有发生过清理完之后，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　　　　
　　　　除了清理床铺，还要清理主席抽烟留下的烟蒂、烟灰。主席抽烟很多，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或者是更晚一点，他就到外面换换空气，或者是到中南海游泳池，或者是钓鱼台，或者是大会堂。主席出去后，我就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打扫卫生，给房间通风。主席回来，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休息环境。　　　　
　　　　我的另一个工作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在毛主席的仓库里，都藏有什么“宝物”呢？　　　　
　　　　毛主席的仓库就是他院子东边的一个平房，面积也就是十五六米。这个房子已相当破旧了，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六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一个学生桌，是我们用的，里面放一些登记过的账目什么的。还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眼泪，主席的这个仓库里有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那边带过来的：主席穿的大棉袄，一些穿旧了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等。不能再穿的，我们也洗好以后叠放在仓库里。当时，也有好东西，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1950年到苏联去的时候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这几件衣服一直在仓库里面放着，主席从苏联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穿过。还有些毛衣毛裤之类，进城以后主席的身体比以前胖了些，穿过的毛衣毛裤就不能穿了。我们就把它拿到毛衣厂去把它放大一点，毛衣改肥改大，袖子加长一点，裤子再接长一块。现在，我们老百姓都不穿了，毛主席当时就穿那样的衣服。　　　　
　　　　还有一些毛线头，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好多毛衣都是手工织的。织完以后，剩下的那些线头，还有补衣服的补丁，有两大包裹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扔掉过哪怕是一点。后来，主席就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我们就在这里头翻来翻去寻找到合适的，再给他补上。　　　　
　　　　主席有一个习惯，穿衣服从来是穿长袖的，主席就没有短袖衣服，连袜子都是长袜。这样即使穿坏了，也容易补。实在补不了才进仓库。像主席的袜子，当时的北京袜厂我常去帮主席补袜子，最早的时候是拿布补，这样不好看，后来就拿勾针给他织补。　　　　
　　　　


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2

　　　　库房里还有主席的鞋子，以及主席的备用外衣。因为主席的外衣在做的时候都是一样两套，一套留作备用。　　　　
　　　　每年夏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　　　　
　　　　总之，这个仓库里的东西，第一，没有值钱的。第二，没有任何金银首饰等宝贝。第三，没有一件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1968年，吴连登由服务员或者说勤务员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他管的事情更多了，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吴连登全权管理。那时候，毛泽东的工资有多少呢？又是怎么用的呢？　　　　
　　　　开始时，我每天为主席清扫卫生，还要每天灌一个热水袋，外加管管仓库。慢慢地，江青、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一些生活上的杂事，也都由我管起来了。到了1968年，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主席的管理员，我想这也是主席的意思吧。服务员的工作要单纯得多，完成规定的工作就行了。管理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管的面要比原来宽得多了，我的担子和任务就越来越重，主席的饮食健康等方方面面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主席和江青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由我领回并保管起来。　　　　
　　　　主席的工资原来是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就提出来，那个时候他问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回答说是一级工资。主席说：“太高了，不要拿那么多钱嘛。”主席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　　　　
　　　　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包括在大会堂也一样。花每一分钱都是从我手里出去，支出记有一本账，花钱多少都有明确的去向。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等，除了咱们国家正式邀请的那些活动，都是主席自己掏钱。不过，主席请客吃饭也是便饭，很简单的，无非是给多加俩菜。主要就是谈工作交流看法。在我印象当中，主席没有正式请党内人士吃过饭。即使开会开到很晚，主席说今天我请客，吃什么呢，就吃面条。每人一碗炸酱面，够不够就这一碗。这个钱按理说不应该是主席出，但是主席还是照样在他工资里面出。主席到外面视察也是一样，他不请地方上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吃饭，也不要地方上的干部请他吃饭。我觉得，主席这个习惯挺好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既浪费时间，也浪费国家的钱财。　　　　
　　　　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百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这样加起来，比吃饭的花费都多。　　　　
　　　　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也都从这里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十五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三十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三十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江青的、孩子的、江青姐姐的，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困难，主席也要给些帮助，他曾经给过我两次钱。这样一来钱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　　　　
　　　　这时候，我通常会把这个账本带过去。我说主席您看看，最近您开支收支的情况，主席摆摆手说，我不用看了，说你搞的事我放心，是不是又要用钱了，你要多少钱吧？完了以后，我就写个条儿：主席，需要从稿费中支取多少钱，多少不定。主席批个同意从稿费中支出，下面签上名字。只有这样才能从主席稿费中支钱，因为毛主席的稿费，我管不了，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的。主席讲过：“这个钱，任何人无权动我稿费里的一分钱。这个稿费来自于人民，我还要把这个钱呢，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　　　　
　　　　在生活中，毛泽东基本上有三样东西是不离手。　　　　
　　　　第一个是书。毛主席吃饭的时候，桌子旁边有时候摆着书，后面那个沙发上面也摆着书。还有呢，就是到卫生间的时候，他都离不开看书。主席跟我也讲过，他说你这个管理员哪，一天不给我吃饭，他说“我”，他拍拍肚子，这里还有存货，意思是没事儿，我要一天不看书，他说我活在这个世上难受。　　　　
　　　　第二个是烟。说起来，主席抽烟有这么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战争年代，我听老同志们说，主席什么烟都抽，杂拌的也好，卷炮筒的也好，他都抽。进城以后，主席抽过三五，也抽过中华、熊猫。到1969年的时候，他改抽雪茄。主席抽雪茄烟这事，还与李先念有关。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李先念抽的是雪茄烟。主席扭过头来，朝他看了看，李先念心领神会，就给主席递了一根。一般的人没有给主席递烟的，李先念那天却给了主席一根。主席可能觉得自己没抽过这个，接过来就把它点上了。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你不告诉我呀。这就是说，主席喜欢抽这种烟。后来，打听到成都有这种烟。可这种烟夏季很容易反潮，到了冬天又干得厉害，抽着发麻，不好抽。最后决定在北京生产。弄了两间房子，找了两个人，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还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