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2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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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惹了一个麻烦，虽然还不知道它有多大。我开始讨厌那种幽默感。



早班开始，电台里就已经有人在谈论我的岔子，那桩新闻更是人尽皆知。事实上没有什么枪战。那天晚上，一个叫“四哥”的黑社会头目指派一个家伙在翡翠宫的顶楼抓住了老板，警察围困了翡翠宫，那家伙是个死士，开了两枪，前半夜杀人，后半夜自杀。我是当天夜里不慎发出消息的几个人之一。



不论当天是否处于那种状况，我都没有想再次见到她。我没有期望这天中午就接到刘娅楠的电话。那时我有一部摩托罗拉大哥大，像块小砖头，算是新锐人物的身份证明。她打了这电话。“我在你们楼下对面的电话亭，你能下来一下吗？”她问。



那是11月，我们懂得天空的颜色暗示着漫天大雪正在酝酿之中。电台院子里，人们正在离开食堂回宿舍午睡，脸上流露出在如此严寒而难熬的季节能享受统一5毛钱的午餐的庆幸之色。



电台门口横着一辆黑色起亚轿车，两个家伙从车里钻出来，把我截在了门口。单看他们的样子你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两个人都很年轻，站姿故意歪向一侧，一脸邪气。“你就是著名节目主持人那谁啊？”其中一个问，然后当着担任保卫电台任务的警察的面抽我了一记耳光。“四哥听说你了啊。”



这家伙的毛皮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了大背头。那帽子与更早时期的棉帽子样式相同，只是把栽绒换成了毛皮。那年冬天每个混黑社会的或者假装混黑社会的家伙都戴一顶这种帽子。那家伙弯腰拣起帽子，极有耐心地掸着土。我等他戴好帽子，斜睨了我最后一眼，钻回轿车之后，才右转去咖啡馆。



　



哈瓦那咖啡馆是那时我们这般沈阳时髦人物去的地方，我们坐在火车座上，我一侧脸颊火辣辣地疼。夏天挨一下耳光其实不算什么——单从生理层面上说——冬天就难受多了。“找我干嘛？”既然她不说话，我只好开口问她。



刘娅楠开始讲她的身世，讲得艰难，时断时续。最初她在沈阳的新民县像别的孩子一样长大，然后父亲的患病去世打断了一切。她母亲很美，但是多病，性格柔弱，几年前成了县里一位领导的情人，这位领导如今已上调沈阳市出任高官。她母亲多病，她反复说到这一点，因此她们母女的生活重心就是维持住与高官的关系。高官自有家庭。那位母亲向来找不到什么活路，何况如今到处都在下岗失业，她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关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包括我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她说。她挪了一下咖啡杯子，又挪回来。



我仍能在脸颊上感到残留的麻木感，可也不至于恼火，毕竟在沈阳，抽人家一耳光和被人家抽一耳光之后，都只有一种态度是正确的，那就是若无其事。我问她能不能讲得清楚些，她不说话。某个似曾相识的阴影让我不安起来。



我做了几个洗脸的动作，舒缓一下神经。我决定告诉她一个故事。“我大一的时候，遇到几个高中同学，他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开始把那个高中女生的故事讲给她听，最初讲得犹犹豫豫，后来顺畅起来，我告诉了她所有我知道的，除了那姑娘疯掉的结局之外。我说，类似的事情我听到过不止一桩。



可是那一桩不同，我心里想着，因为我认识那姑娘，不得不时常回想起她的脸。



我问她，她的事情是不是与此相似。她点点头。我问她，是不是她的继父。她又点点头。



我能说什么呢？运气不错，现在我们有了高中女生故事的又一个版本了。



　



这个版本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刘娅楠变得非常紧张，她没有说自己“紧张”，但描述出的状态是那样。她跟别的小孩再也不一样了，童年中断了，稍长些，也不曾经历知慕少艾。她的生活就是看着母亲眼色行事，保住与高官的关系。现在她想吐露这一切，她没说“吐露”这个词，但她表示了这个意思，她需要这个，虽然很难。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除了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那个姐妹。在新民县，她母亲认为自己与高官是相爱的，至今依然如此。那是她成为情妇的理由。母亲总是对了解他们的事情的人说，自己与高官有心灵感应，他想什么她知道，她想什么他也知道，心有灵犀。总之就像是他们可以拍发心灵电报之类的玩意。有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心灵电报失灵了，她没有感应到高官正强奸她的女儿。那是刘娅楠初一时候的事。这持续到半年前为止。半年前高官安排她读了一家寄宿的美术高校，可是她没上什么学，是学校里画得最差的，她已经离开那学校了。



沉默片刻，我问她为什么把这些告诉我，她说觉得我可以信任。我问她既然不上学，那么在干嘛。她说，就是在玩吧。这时我决定告诉她第二个故事。我说，我曾有另一个女同学，她总是骗别人说自己父母离婚，继母对她如何如何不好，惹得别的女生哭红了眼睛。可是最终，大家发现这一切都是编造的，她的父母根本没有离婚，更没有什么继母，她虚构了整个故事。



有时候，一些还在青春期的孩子会编造些拙劣的故事来骗取他们真正缺少的东西，比如编造自己家里的富有来获得一些敬畏，编造离奇的经历来吸引注意力，编造某个爱好来增添一点儿魅力，或者最普通的，编造不幸来获得一些爱。



在沈阳，这种编造被笼统地贬斥为吹牛。可是谁又不吹牛呢？籍由一杯又一杯酒，人们把编造的习惯延续终生。只有置身其间，你才知道人生何其虚幻。



刘娅楠摇了摇头，不是的，她跟那个女生不一样，她说的是真的。她从口袋里拿出千纸鹤相册，给我看她母亲的照片。那母亲的神情，手上的动作，倚在酒柜前的脆弱的样子，看上去就像落入水中准备抓住漂来的第一根木头——给我如此感觉。当然，这只是照片而已。这事情我当时无法确认真伪。



后来，我知道刘娅楠的故事是真的，但真伪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开始想，这终究是个“慕绥新时代的故事”。这我可以稍后解释。我不是非把自己遇到过的事跟某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不可，也不是要归咎于什么，甚至于对那时代不无理解之处。但是不在那个年代，不在那个地方，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那，”我说，“你的事，你没告诉她？”



“她知道。”



那时我还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匪夷所思。“那，她还要继续跟你继父的关系？”



“她跟我说，你就当是报恩吧。”



就是这样。继父出现在这种故事里总会比亲生父亲好一些。我想是这样。



她问我，跟她回她住的地方，怎么样？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跟她说过，如果我去她家，那么只是去她家。她是个孩子，我对不快乐小姐的兴趣也并非那种。在我们走去她住的地方的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她，是某些抽象的东西。



　



沈阳的那个时期可以叫做慕绥新时代，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慕绥新是当时的市长，激变时代的明星人物。那是丹东港的舰只大摇大摆地驶往公海带回大宇汽车，而沈阳的工业建筑与灯红酒绿奇怪地组合在一起的年代。他通过地税局的税收通告让色情产业合法化，后来病死于监狱。市民们畏惧他，传他的流言，亲近他，憎恨他，最终崇拜他，概因此人是真正的市井无赖。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如何发生。这种人的征服力我们深有体会。在酸菜白肉、酒和严寒之外，是对放肆无忌的深深激赏，定义了何谓沈阳人的灵魂。



红灯区尚来不及集中，到处都是。我们身处当时当地，对一切了然于胸。不可能有人比我们更了解那种建筑为何样子奇怪，没有窗户，堡垒一般，门缝里透出粉色的灯光。至于内情，你不会真的想听。难忘的年代，嗯？奇诡之城。若不是我尚不曾像如今这般回望过去，那一切本该有些惊悚的味道。



色情，需要谈这个。



要问我们，一九七零年代生人，在可叫作灵魂的那个地方从当年继承了何种对于性的态度，并不容易回答。我琢磨过这个问题，想到的最接近的答案是“过度”。小学有个时期我妈不让我玩跳棋，可我总是跟一个伙伴在暗中玩，不惜跑去各种隐蔽的地方，次数一定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然后有一次突然吐在了棋盘上，那是一种放纵、恼恨之感，夹杂着欢乐。我们对于性的感觉中被迫继承了的部分与此类似。没有字词能准确描述它，它只是“x”感觉。



无妨承认，我也去过风化场所。电台里有个叫孙中堂的家伙，为大家提供安全情报。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一个隐形“公司”在管理着一切，警察仍会突袭脱离公司的地方。孙中堂是风月场里的cia，我们都依赖他的情报。



好吧，那时我们一分钟内就会见到十几个裸体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了内陷的乳头。第一次见到了几乎与皮肤同色的。等等。鱼水之欢不费什么钱，主要开销是酒。洗浴中心的那种我没试过，那会尴尬得没法进行。我去过唱歌喝酒的地方。“下班没？嫖娼去不？”真有人互相这么问。那跟“老四季抻面吃不”是一样的。欢场上趣闻颇多。如果你多嘴问小姐是哪儿来的，她们多半骗你说，白城的。白城是吉林省的一个地方。反正莫名其妙，一夜之间所有的小姐都变成了“白城老妹”。这种事越来越向黑色和滑稽演进。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个家伙一面让小姐抚弄着那话儿，一面问，你见过的鸡巴有一土篮子没？你知道土篮子，就是我们在小学劳动课上挖土用的那种柳条篮子。



我停止了这种，怎么说呢，12淫冶生涯。有人找我，我推脱掉。“x”感觉。



　



无论如何，我曾认识一个奇怪的三陪小姐，她的父亲，继父，是某个高官。



回想起来，刘娅楠带我回她住的地方，就是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这个。咖啡馆太吵了。“其实我也不是在玩儿，我现在是，”她顿了顿，说，“做三陪的。”



她不是为了让我震惊而故意停顿，但还是起到了效果。那间客厅，刘娅楠与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间，在天色映衬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我一想到那间屋子就回想起那种惊讶之感。我没想到她说的事。



客厅里没有地板，是水泥地，干净冷清，也称不上简陋，考虑到地段，租金应该并不便宜。屋顶有台吊扇。我坐在沙发上，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如今回想起来，那天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一切太冷清了。茶几上没有待客的水，没有水果，没有音乐也没有别的声响。什么都没有，只有两个人相对而坐。



刘娅楠说她去陪酒，脾气很坏，喝醉了就要骂人。是的，她常常骂人。那谁给你钱呢？我诧异地说。也无所谓，她说。我记得她又重复了她无所谓钱的意思，反正她向继父要钱。我们应该聊了不少，毕竟那是一下午的时间。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个男朋友，是她在那学校时的老师，有家庭。我在想那这就像一次车祸带来另一次车祸。她犹豫了一会儿，“他不是骗我的。”如今我记得的只有这些。17岁的姑娘这么说可不意味着什么，我想。



然后，这孩子正在纠结要不要陪客人睡觉。



“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现在还没做吧我想。”她依旧说得迟缓、艰难，“也许哪天就做了。其实，我觉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远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远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记得她这么说。



我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会遇到一个高官的继女会考虑这种事。她看上去脆弱，对平常的东西颇为警惕，却又在危险面前缺乏警觉。她处于毁灭边缘，我这么告诉自己。我遇到了这么一个姑娘，就像捡上了一个麻烦。漂流篮子里的婴儿，或者什么东西。按照电影情节我该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这只是她决定对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个人而已。



我离开前，她的室友回来了，脸色疲惫木然，跟她匆匆打了个招呼，立刻钻进了卧室。



“她就什么都做。”刘娅楠说。



那时姑娘们在欢场上是分为无形等级的，前三等分别是歌舞团演员、大学生和来自整个东北的美女们。刘娅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该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渐浓的小区门口，等着出租车。那儿有个家伙，外号“赵主席”，每天都站在杂货店门口摆着中国人民都熟悉的姿势，像挥别又像打车，等人给他钱好买酒喝。这时他买到了酒，仰着脖喝着。毕竟有人实现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节目，风波好似已经过去了，又有人打进电话来再正常不过地哭泣。



　



次日下午，我让孙中堂带我去见四哥。在沈阳惹上了麻烦，向来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你身边离黑社会最近的人。在北市场，我问鱼贩有没有更大的胭脂鱼。“有再大一点儿的我把脑袋给你。”鱼贩说。那位老四，人称四哥，在沈阳赫赫有名但没多少人见过的人物，按照孙中堂的说法，深居简出，爱好不多，最大的乐趣就是踱着步子，让他的胖脸在鱼缸背后时隐时现。



孙中堂开着起亚——如果你混得好又没有好到开林肯，那么就会开起亚——带我去肿瘤医院。他告诉我，四哥罹患肝癌正在住院。“快到点儿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四哥行将就木。



“也该死了，老流氓不行了，活着也是给人打工。”孙中堂跟我抬着鱼缸爬着医院的楼梯，说，“你记着我的这句话，兄弟，你永远记着我这句话——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没见到四哥，病房门口的几个家伙拦住了我们。他们在走廊上摆了一个棕色皮沙发，面前是张茶几，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煮鸡架、烤鸡头、人头马、金表、匕首和一把短筒猎枪，还有一大盆鸡汤，上面漂着香菜。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就像在自家客厅里。其中一个家伙是个瘫子，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娃娃脸，坐在旁边的轮椅上，似乎是其中的头目。他们叫他“九哥”。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个人，但听说他接手了他们的生意。



抽我耳光的那个家伙也在那儿，他嗤笑着，表示四哥不会亲自处理我的事。“长眼睛看不见九哥在这儿是不？”他非难说。这等于说这事归九哥处理。“没机会认识九哥，第一次见。”孙中堂赔笑。“谁你都认识你还是你？”那家伙说。



走廊里光线昏暗，九哥坐在阴影里，面部模糊。轮椅上的双腿显然萎缩了，腿上放着一只小鳄鱼皮包，我猜里面装的也许是把枪。他正在喝着那瓶人头马，拿着酒杯的手一指，我和孙中堂随之站在他对面，后背贴着走廊另一侧。



“我电台的，真没想到有幸见到九哥。”孙中堂惶恐地说，把我惹上麻烦的经过讲了一遍，强调我不懂事，单纯，不明白翡翠宫牵涉广大。“我老跟着四哥，八七年在三中就特别铁。九哥我老听说你，今天太荣幸了，第一次见。”



九哥喝着人头马，又拿起勺子，捞了点儿鸡汤里的香菜吃，继续微笑，沉默不语。



“给四哥带了点儿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