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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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y），本是１９８０年代与１９９０年代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发言人之一。在切尼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之前，她不仅著述甚丰，而且频频在各大电视网以右派的代言人露面，有塑造话语之影响，俨然是个布凯南第二。5年前多尔挑战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她亦奋勇助战，远比作为前国防部长的切尼活跃。但是，近来美国悄然兴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是布什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拉里·克林顿之后，这股势力哪里容得下在“我们的”白宫里阴盛阳衰？况且当今的第一夫人是个只会用计算机管理衣服的家庭妇女，除了当个贤妻良母外，乏善可陈。琳·切尼大概为了避免抢了白宫女主人的风头，于是“进宫”后索性“在家从夫”，完全在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是在当了副总统的切尼病得无法说话时，她才代夫君讲了几句，爆出个小小的全国新闻。尽管如此，她对当今保守主义运动思想遗产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当年就是她攻击美国的大学左倾化，成为自由化的“大本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保守派攻击左派或民主党时所用的标签liberal，译成中文就是“自由化”。　　　　
　　　　“9·11”后，美国校园的气候与主流社会小有不同。读过书的人毕竟想法复杂些，希望反省一下美国为何会在国际上这样遭人恨，反战的呼声也时有可闻。这无疑激怒了保守势力。２００１年11月13日，琳·切尼一手创办的保守主义组织“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TrusteesandAlumni）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捍卫文明：　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列举了“9·11”以来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其中有些“言论”，纯属于陈述事实的句子，根本不构成观点。如一位在纽约大学教传媒的教授说了一句“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也被保守派视为有政治问题，列入“黑名单”。如今，保守派主张：　大学的政治构成应反映社会的政治构成。也就是说，大学教授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比例，要与社会上左、中、右的比例大致相同，使大学能公正地代表社会。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学的社会构成要反映社会现实的逻辑，正是民权运动之后左派的主张。比如大学的种族、性别比例要反映社会的种族、性别比例等等。这一套也正是右派正在不余其力所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强使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追随流俗，大学中那种思想独立、社会批判的精神就会丧失，多数人的专制就将压制个人自由。　　　　
　　　　笔者曾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的传统，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然而，如今这一传统，却有借着反恐战争发展到要剿灭独立的知识传统的地步，乃至形成了“大老粗”登高一呼而万众义无反顾的图景。这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构成了一个大威胁。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7节　　布什：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布什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校，却领导着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潮流，可谓美国之一奇。在他执政周年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9·11”是如何转化了布什。不错，布什刚刚上任时，人们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如今，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80％以上，有人说他因“9·11”才真正成为总统。此言不虚。然而，布什身上那股“土”劲儿，那种反精英的倾向，却从未因他由一个弱总统变成一个强总统而改变。　　　　
　　　　早在竞选时，布什就为自己打造一个凡人的形象，甚至不愿提及自己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在许多选民眼里，他就像一个关心他人的好邻居，觉得能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他在电视辩论中嘲笑大谈经济数据的戈尔用繁琐的数学糊弄选民，摆出一副不屑于和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为伍的劲头。有人指出布什是靠未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上台，可谓参透他成功的秘诀。　　　　
　　　　“9·11”之后，布什更是注意自己反精英的形象。他身穿一身夹克外套亲临世贸中心的废墟，一只手搭在满面尘埃的消防队员的肩上与国民讲话。这一貌似随便的场面，实质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布什要对国民传达的信息是：　我是你们之中的普通一员，我最理解你们！在领导反恐战争的过程中，他坚持向国民讲大白话，避免讨论超出常人理解力的技术细节。新年时，记者问他美军何时撤出阿富汗。若是克林顿，一定会给你上一堂国际地缘政治的课。布什则干脆说：“这要问TommyFranks将军。我们在阿富汗有明确的使命。我已把这一使命交给Tommy了。他说完事了，我们就撤；他说事情还没完，我们就留在那里。”可谓举重若轻。一位共和党的政治评论家指出：　人们总觉得处理国际事务需要读好多书，懂很多。你看看布什：　他在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首脑是谁也不知道。可事到临头，他的每一个政治判断和决策都是正确的。　　　　
　　　　聪明人与笨人，各有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前者不一定就胜过后者。克林顿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以和你逐个讨论非洲小国的政治，从政府首脑到内阁部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那些和他决裂的前助手们，在批评他的性丑闻时，也承认“他的脖子以上非常出众”。他曾和助手们就波斯尼亚问题开了６个小时的会议，常常半夜１２点以后电话把阁僚叫醒，可谓事必躬亲。布什则知道自己的限度。布什家族以智商平平而著称。一位曾给尼克松和里根当过经济顾问的元老曾说：“尼克松是个知识分子，天生的大学教授，他主持经济会议，就像主持一个研究生的研讨班，频有洞见，才华横溢，给人智力上的刺激非常强劲。可在里根任上，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也主持经济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在具体的讨论中讲过一句话。”这位小布什被媒体认为比其父更差一等。他被授予耶鲁大学名誉博士时，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公开抗议，认为这是对耶鲁的侮辱。然而，自知智力有限的布什却有不俗的政治判断。他靠老爸的关系，在组阁时网罗了一个“梦之队”。像切尼和鲍威尔，全是其父的班底，精明强干。当年布什挑选“不会竞选”的切尼当竞选伙伴，被媒体指为一着臭棋。如今看来，没有个人野心的切尼为老布什辅佐“幼主”兢兢业业，成为布什政府运作的核心，并在“9·11”那天亲自坐镇白宫，在布什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指挥全国度过危机。布什本人处于这群智力和经验明显高于自己的老爸的旧臣之中，能够用人不疑，权力下放，自己作协调工作。结果该说硬话时他推出拉姆斯菲尔德，广结善缘时搬出鲍威尔，大家都有表现的机会。自布什上任以来，媒体上分析布什内阁内部矛盾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布什的班底，一年来显得团结得出奇。这与布什让大家各自表现、自己不多干预的作风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整个内阁的协调一致，使布什享有良好的政策咨询，各项政令也能得到有效实施。所以，笔者曾把布什比作《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看上去虽然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但却能统率一群超一流的文武爱将。　　　　
　　　　因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培育了最极端的民主政治文化。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之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最近更是大行其道。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触怒了美国的公众。大家对那些喝墨水多的人不免一肚子气。而布什在这个关口，正好成了那些“简单的美国人”的化身。他从上台起，就与左翼知识精英们展开了一场战争，而且渐渐占得上手。战时总统有君王之威，领导着民意。人们觉得世界是由善与恶、黑与白这简单的两极所构成，头脑趋于简单化。布什深谙此道，知道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不崇拜知识权威的美国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并觉得头脑简单的布什，不会用复杂的知识糊弄大家，值得信任。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8节　　21世纪的“新政”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然而不久前，当美国商业部公布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GDP狂增5。8％并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时，华尔街却并不振奋。相反，道·琼斯指数当天跌下10000点大关。以后的好消息并不少，包括美国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季度猛增8。6％且创下19年来的最高纪录等等。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为所动，道·琼斯指数还是在10000点左右上上下下。美国公共电视台一位著名的经济节目主持人对此感到摸不着头脑，惊呼：　现在大家不是要找经济学家去咨询，而是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看病！　　　　
　　　　人们并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相反，投资者的反应，说明美国经济尚需要一个“新政”式的改革。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　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一大部分以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中年、中产白人所组成的投资阶级，大胆把财产投入股市，为新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从2000年春季开始股市泡沫破灭，大约1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50000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且要过历史上最奢侈退休生活的一代投资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而安然丑闻表明，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经理们，在经济走低时并未与他们风雨同舟，而是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金蝉脱壳。安然、安达信，以及刚刚与纽约等州达成偿付罚金1亿美元的MerrillLynch，代表着一个企业、财会审计、金融集团结成的“邪恶轴心”。他们买空卖空，制造花账，唱高一钱不值的股票，侵吞投资者的资产。“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根据《商业周刊》的民调，如今的投资者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2001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本应代表客户利益，为客户寻求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但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客户那里为投资银行获取多少资金，而非这些资金给客户带来的回报。这种“利益冲突”，使这些分析家们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cost）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１９９０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但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此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称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这期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１９９０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进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不仅是这些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如此，国际金融界对美国也不乐观。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仅购买267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而去年的购买量达1000亿美元之多。根据MerrillLynch的调查，在世界300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被过高估价的股市。GoldmanSachs估计华尔街的头五大投资银行将比极盛期少挣20亿。这一前景必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正如一位金融家指出的：〃这是一个信誉产业；信誉是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华尔街丢掉了信誉，就必须投资把信誉拿回来。没有信誉，一切都是空谈。”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安然时代，“企业规制”（CorporateGovernance）成为美国经营管理的流行用语。“企业规制”意味着一套法律、规章及其实施机制，包括财会审计规范、企业运营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等等，来塑造健康的资金市场和企业运营，使企业的个别经济行为能够有利于而非有害于社会公益，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进而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全球经济的形成，更使“企业规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造。在这方面独领风骚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JeffreyGarten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各国经济进一步融合，建立“企业规制”的国际标准已势在必行。因为华尔街上市的许多股票属于外国公司，即使美国清理了自家的院子，其他国家的金融体制的漏洞，同样会伤害美国的投资者。为此，以倡导“在社会责任感之下做生意”为宗旨的耶鲁商学院，成立了“全球企业规制研究所”（GlobalResearchInstitutionforCorporateGovernance），探求在不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