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大抗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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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陪都”重庆在敌机大轰炸下仍巍然矗立！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7）
重庆赢得世界的尊敬
大轰炸让后方民众凝聚力更强了，并形成不屈不挠、充满爱国主义的“陪都精神”。
许许多多文化人以笔当枪，歌颂重庆民众的同仇敌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在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间隙，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老舍、知辛、于鸣、陆诒、梦星、靳人、戈矛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控诉日机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也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结伴从香港飞赴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的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被当场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1941年，日机空袭重庆81次，约3500架次，投弹近9000枚，毁房近6000栋，死伤数千人。这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在市中区都邮街“大什字”广场修建 “精神堡垒”，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八年抗战中，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1年9月为第一阶段，目的是通过轰炸以“挫败蒋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这个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大后方民众从未屈服，国民政府也从未屈服。1941年9月起，日美关系紧张，日本要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已无力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对重庆轰炸便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苏联的援助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1942年日机空袭重庆2次，未投弹。1943年日机空袭重庆9次，计384架次，投弹151枚，死伤数十人……此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和大后方广大民众，为反空袭斗争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川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在1937年8月23日就成立防空司令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损失惨重，中外震惊。蒋介石命令紧急疏散人口，在5至7日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25万。
5月5日那天，政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专车，都用来疏散民众，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的标志。各机关公务人员手执小旗伫立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有人畏怯不前，“经过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上车，疏散到乡下去”。
6月5日，英国路透社自重庆发出的电讯稿报道：“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委员长命市内一切公私车辆， 一律供疏散人员之用。今晨各车辆奉命集中于指定地点，由蒋夫人亲自指挥疏散妇孺……”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8）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由贺国光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月，同时就有120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架次先后侵入市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的，是大轰炸！”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1）
成都的“跑警报”
省城成都，这个西南重镇，是日本大轰炸的另一重要目标。本书作者是成都人，从记事起，“跑警报”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字眼！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光顾”成都上空，在外北、外南两机场投弹百余枚，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
1939年3月7日，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全市机关、学校陆续疏散到西门外茶店子等郊外，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李树华为司令。3月17日，本市新建防空避难所全部竣工。3月25日，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合布告，晓喻成都市民限期疏散。3月29 日，全成都民众50多万人，浩浩荡荡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集会。
4月4日，日本轰炸大后方渐趋高潮。从本日起，全市商店营业改为午后3时起至晚11时止，以防空袭。
1939年5月7日，省城举行5月总宣传大会，10万民众参加火炬游行，抗议日寇“五三”、“五四”血腥轰炸重庆。这天，蒋介石手谕成都行辕：“加紧疏散省城市民！”由中央补助疏散费50万元。
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连夜施工增开古城墙四门：如东门的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等……各新开城门处护城河一律搭疏散木桥。5月10日后，市民昼夜疏散，一周间达15万人。
5月23日， 本市老西门、新东门城墙缺口拆卸工程完工。省防空司令部这天专门请中国航委会派飞机高空散发防空标语5万份，广为宣传防空知识。
6月1日，为防止汉奸活动，决定实行“五家连坐”。6月5日，娱乐场所奉命停止营业。连市政府这天也搬到锦江岸畔的望江楼办公……
正因为事前做了许多防空宣传和预防工作，才大大减轻了大轰炸的损失。
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
6月11日，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成都。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红红烈火……军警及防护团员立即赶赴现场抢救，至午夜才完全扑灭。但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火中光荣殉职。闹市盐市口一带化为焦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 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