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大抗战-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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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死伤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下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
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忍不住长叹一声：“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2）
怵目惊心的人吃人
身在省城的刘湘，陆陆续续终于了解更多更惨烈的灾情：1936年春夏开始的近一年时间内，四川各地频频传来饥民吃人肉充饥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出现更可怕的杀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上《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大饥荒已使人性泯灭、变态！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子割下煮在铁罐里……街上的人发现了，打了他 一顿。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若有单人前往吃肉时，他就将吃肉的人打死……被查出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张孝忠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编修金川县志搜集资料时，从百岁老人的口述和尘封多年的民国档案里，还接触到1937年四川靖化县（今金川县）几十例令人怵目惊心的资料：
马奈联保的农民王大妹姐弟俩被送县政府惩办。县长于竹君审问，王大妹供认：“我骗二妹说：‘二妹，我们来学咋个套獐子。你当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为真，我和弟娃用麻绳将二妹颈项套住，一人一头扯住，用脚蹬紧，把她勒死后，我俩就把她的肉煮来吃了……隔了几天，我和弟娃两人又把隔壁罗四爸家的四个娃娃哄到我家里来睡觉，夜深时，我俩用青杠棒把他们打死，又煮来吃了……
还有一例更令人心惊肉跳： 观音岩农民刘文元到县向于县长哭诉：“我妻去年病故，遗下两男一女。四天前因家中断炊，我走了20里路来县里买粮，耽搁三天……回家后却不见娃娃，到周家询问，周云发说：‘三个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们来！’周转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见周家屋内有几个箩筐里堆满了人骨头，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杀来吃了！正要转身，见周云发手提斧头直奔我而来……我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于县长当即派县保安队长带三名士兵去抓周云发。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内箩筐里面共有孩童头骨41具，大人头骨22具！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3）
空头“赈灾”与“拜神求雨”
小小一个靖化县，人吃人案接连不断。1937年4月8日，靖化县长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刘湘看了，连吞几口冷气！他吩咐甘绩镛：“赶快赈灾！再不赈灾，恐怕饥民要跑到成都把我都嚼了！”
但赈灾粮迟迟不到。而本来对人吃人深恶痛绝的县长于竹君，被一桩桩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了，学法律出身的他后来竟然写了一篇为吃人者辩护的文章，说食人者不犯杀人罪，而应正名为人身正当防卫。理由是：“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这位县长引经据典，此奇文还登在某学术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员黄正中向省府报告：“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尸骸满谷……则虽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赈靖化县灾民于水火！”
身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对大灾荒无计可施。他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求赈灾，毫无结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拍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
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过：“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1937年4月，甘绩镛又捏着厚厚的文书、报纸，向刘湘汇报说：“1936年夏季持续到今年的旱灾，已持续近一年之久。近百分之九十的县受到影响，以川北、川东灾情最重。据《新民报》说：不甘坐以待毙的饥民，到处抢米夺食、成群结队‘吃大户’……潼南、铜梁、广安等县边境饥民，计有81万之多，沿乡挨户乞讨！甫公，你看《西南评论》上这篇《饥饿压迫下的四川》，还登得有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咧，都是逼慌了的饥民，他们拖儿带女，喝碗啥子草纸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同军队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开枪打死不少！”
刘湘大惊失色，忙问：“是饥民造反？还是驻军处理失宜？”
甘绩镛苦笑一下说：“仓促急变，说得清楚啥子？遂宁县蒋系人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县政府在城内树立了一根旗杆，说‘悬挂国旗可在老百姓中培养爱国感情’。结果谣言纷起，当地老百姓说：‘旗杆’就是‘齐干’，竖旗杆不吉利，才引起了大旱灾……他们聚集起来要求拔掉旗杆，王县长拒绝了。老百姓就冲进县府，捣毁了办公室。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捕或打死……
甫公，你说这是饥民造反还是百姓愚昧？警察开枪又是不是处理失宜？”
刘湘搔搔短平头，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齐干、迷信、国旗、中央政府？硬是有些说不清楚喃，不过打死老百姓也不应该嘛！”
甘绩镛又说：“还有大批难民涌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仅在今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在城内埋葬了近四千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连外国人都在关注川省的大灾情！”
刘湘很少向下属发火，这时大为恼怒了：“妈的，你们搞的啥子赈灾？死那么多人，叫我这个省主席，挨国内国外的人臭骂！既对不起川中父老，又叫老子脸面往哪里搁啊？”
甘绩镛犹豫一阵，说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无数次报中央求助，拖到如今，才拨下一点点……省政府为赈灾，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下跪，叮嘱务将赈款发在灾民手中……”
刘湘急忙问：“赈灾可有效果？”
甘绩镛叹了口气：“甫公咧，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能起啥子作用嘛？”
刘湘一愣，大骂起来：“妈的，蒋介石要统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烦他又不管……统一他妈的铲铲！”
病急乱投医，为解旱情，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 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锡手撰祈雨疏文……”
刘湘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 他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都祈祷声声连日不绝。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
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有篇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 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何弄得满目疮痍，几成人间地狱？
当时有识者就评论说：民国后四川军阀间470多场混战和横征暴敛，是根本原因。 “果无军阀防区制之毒害，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
四川人民，就是在这种极严峻悲惨的形势下共赴国难的。仅在半年后，四川就为抗战提供了在全国各省居第一位的人力、财力和粮食，使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可靠基地！由此也不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努力和牺牲！
第一部分第4章 四川人民的抗日呼声（1）
少城公园风情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威风凛凛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宣统三年（1911年），成都将军玉昆及巡警道周孝怀等人，在此建造起少城公园——这是四川第一座“公园”。
1914年后，公园内修建起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气势巍峨直指蓝天。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此碑就是为纪念四川保路运动死难烈士而造的。
纪念碑西侧空地有体育场和“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及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先后是“射德会”会长，常在这里兴致盎然地“雕弓较射”。体育场之南，有森森楠木林、小桥流水、荷花池。公园东边的静宁餐馆、桃花源等川菜馆，烹炒的“回锅肉”、“麻婆豆腐”香气四溢，令公园外的行人也馋涎欲滴……
公园临半边街的角落，是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在抗战前夕，馆内“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已震耳欲聋……
那座“四川父老其功也伟哉”的纪念碑国内闻名。但更吸引国内人士的，是少城公园内的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这里每天坐满三教九流的茶客。竹椅子、盖碗茶，吃瓜子、谈生意、冲壳子（川话，即吹牛闲聊）……不时有人大呼小叫：“来碗茶！”“堂倌”高吼一声：“来喽！”便左手夹着重重叠叠的茶碗、茶船和盖碟，右手提着长嘴铜壶风风火火跑来，变戏法般咣咣当当把“三件头”抛在茶桌上，眨眼间已泡上了沸沸滚滚的香茶……茶客便熟练地用茶盖轻轻搅动茶叶，一面慢慢呷着热茶，说：“巴适，巴适！” （川话：舒服之意）
茶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大都在某一个茶园内聚会。如“射德会”茶园茶客多是国术、体育界人士。绿天阁、浓荫的茶客多是文化人、教师。每年阴历六月和腊月假期，各中小学校管事的到这里招人，名为“优礼延聘”，实则廉价选人。被称为“叫咕咕”（蝈蝈）的教师们人头攒动，拉关系、托人情，竞争激烈，市民戏称为“六腊之战”（四川打过“泸州纳溪”的军阀内战，称“泸纳之战”）。茶园中，接了聘书者“拈伙食”有望了，自然喜气洋洋；盖碗茶喝得淡如白水仍无人问津者，只好强装笑脸在茶桌间乱窜乱拱去“毛遂自荐”。还有人板着“苦瓜脸”一直傻坐发呆……
一位教育界老前辈曾对本书作者说：有一个穷教师走投无路，喃喃乱念着“‘六腊之战’胜战场，欲哭无泪想跳江。天苍苍，地茫茫，咋个回家见婆娘啊！”自此莫知所终，只苦了家中伸长颈项苦盼的婆娘娃娃……
公园里还有当时成都最大的体育广场，这里是省城各种集会必到之地。1924年5月1日，中国Y·C团（即吴玉章等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共产团）在此举行盛大的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1925年4月，在此召开过隆重的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1928年夏天，举行过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袁诗荛等14人被枪杀的“二一六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抗战前后，少城公园更是成都各进步团体如“海燕社”、“成都学生救亡联合会”等讲演、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民主万岁》等抗日歌曲和戏剧经常在此演出，令蜀中父老热血沸腾……
少城公园，可说就是四川、成都社会的“缩影”。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少年时代在成都上中学，课余最爱到少城公园大操场踢坝坝球。赛前他先去“鹤鸣”茶铺买一碗“报到茶”，给“堂倌”打个招呼就离开，赛罢返回鹤鸣，买一盆热水洗脸，再端起凉了的酽茶一边细品、一边“侃”球经……直到1983年，杨尚昆来成都还指名要到公园去坐茶馆。他回忆往事时说：“当年不是‘一次性消费’，人暂走茶虽凉，座位仍然有效……花钱不多，其乐无穷！”
许多外省人到成都，也首先朝这里跑。比如，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