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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个人的世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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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资深委员爱德华.肯尼迪等人就很担心,“研制这类武器是美国核政策一个危险的新方向。这一新方向对于目前的反恐怖战争和国际武器控制行动脆弱的平衡会带来不祥的后果。”他们反问道,“我们如何能够在自己设计、制造和试验新核武器的同时要求伊朗和朝鲜放弃它们的核计划?”     
    “安全困境”的加剧是一个可想而知的后果。“安全困境”是指冷战所揭示的内在的自相矛盾,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国家的安全感增加无意中将使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自动减少。”这种动态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加强军事实力,其他国家会采取措施与之抗衡。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就批评说,先发制人的打击理论更有可能鼓励武器扩散而不是阻止扩散。在他看来,以恐吓别国(特别是伊朗和朝鲜)为名,美国实际上是在促使它们加速获取核力量。 伊拉克战争给这些国家的现实刺激并非美国所臆想的那样(因恐惧美国的力量而退却和屈服),而是的萨达姆未能尽快拥有核武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与美国现在拥有的造价昂贵且无人能比的常规力量相比,小型核力量不仅价格低廉,而且也相对容易获取。詹姆斯·卡罗尔质疑道,“那些关心美国建立新的统治地位的人还停留在19世纪;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方式和暴力活动因为有新技术和信息系统而代价低廉且无法阻挡的世界里,我们强大的国力不能保护我们。”     
    史蒂夫.安德烈亚森也表示,“很难想象,假如当时美国的武器库里有一种新式小型核武器,本.拉登在“9.11”那天也许就不会那么做,对于萨达姆等人来说也是一样。如果美国的大型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没能对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形成威慑,那么增加一种新式小型核武器也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还担心,美国扩大核武器库会鼓励更多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削弱本来就很脆弱的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在霍普金斯大学资深研究员威廉·阿尔金眼里,这样做无异于一场核赌博,美国降低核门槛很可能把美国和世界带入恐怖的深渊。在他看来,新核战略忽略了跨越核武门槛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政治、道德及军事代价,从而使美国处于一种近乎赌博的状态中,这种思维令人不寒而栗。     
    尽管美国用心良苦地防扩散特别是努力制止无核国家发展核力量,但美国的这些做法却只能鼓励一些国家为避免美国“先发制人”而铤而走险,从而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使更多的无核国家变成有核国家。2003年9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猛烈抨击了美国研发新型小规模核炸弹的计划,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将向意欲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发出错误的信号。巴拉迪对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当我得知有这项研究小型核武器的计划时,我至少对此坚决持保留意见。……毫无疑问,这种计划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使人们误以为我们并非致力于裁军,而是在倒行逆施。”    
    很多国家也会问美国人,为什么你拥有核武器而我们没有核武器就是安全的,而不是相反?这个问题印度问了25年。在几年前,印度实在懒得再问了,索性自己搞出了核武器。巴基斯坦随后跟进,核武器就这样迅速增殖了。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在发展核武器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在挑战美国之前,一定要确保拥有自己的核武器” 。现在,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开始认为,只要拥有一枚能够摧毁一座美国城市或在战场上炸死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国军人的核武器,美国就不敢对他们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则强化了而非如美国所愿弱化了这一认识。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核武器泛滥的世界,美国本身会变得更安全吗?    
    不仅如此,随着核扩散的危险增强,恐怖主义的杀伤力也很可能会因此而成几何数字地增加。由于核武器将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方便携带,而且它将不是美国人和其他主要核国家的专利,得到它比以前更加容易了,这很可能使恐怖主义者增加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机会,从而使世界处于更可怕的浩劫边缘。真不知,丧钟最终会为谁而鸣?    
    


第六章:核佑美国伊拉克:WMD在哪?

    不管丧钟最终会为谁而鸣,但鹰派却执意要最先敲响萨达姆政权的丧钟。值得注意的是,《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提出将在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采取更加凶狠的手段,而此时正是美国磨刀霍霍向伊拉克而去之时。尽管美国没有在报告中点出伊拉克的名字,但美国发布这一报告的时机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向他表明了一旦交战时伊拉克如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面临的后果。    
    这一战略明显扩大了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曾对伊拉克提出的警告的行动范围。当时老布什总统曾在一封信中警告说,如果伊拉克对美国军队和盟国军队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美国将“采取最严厉的回击”。这一警告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五角大楼官员说:“他(萨达姆)没有越过不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这一界限。伊拉克人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对这封信的理解是:美国将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遏制手段。” 这给了小布什总统以积极的启示,那就是,举起核武器的大棒,萨达姆也许就不敢动用生化武器了,这对进行伊拉克战争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使“倒萨”获得广泛的支持,美国学者、政府和媒体无数次地剖析了萨达姆的图谋和威胁,这其中尤以安东尼.H.科德斯曼列举的扩散的16种动机最为全面:    
    ·寻求地位和威望,在这个常常不顾是否具有有效吸收能力和正当培训维护能力而争相购买最新武器的地区,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及导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需要威慑其他国家,以及威慑对象的不可知性,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扩散国都谎报它们获取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及导弹的努力,依赖于不公开的力量。     
    ·需要加强战斗力,以及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作为一种〃均衡手段〃,威慑或击败常规力量占上风的敌人。     
    ·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表明,导弹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确给国家带来实际地位和力量,并会被用来攻击军事和民用目标。     
    ·需要威慑或制止美国和其他外来力量使用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     
    ·邻国间的军备竞赛势头: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海湾南部地区。     
    ·国家没有能力依靠军备控制和国家的克制,也不能预测未来的敌人。     
    ·无法了解或预测其他主要的地区成员所进行的努力的程度,而且难以确定它们在某种特定武器方面的能力,难以确定这些武器所构成的危险。     
    ·〃大中东地区〃更为广泛的趋势的影响,包括前面提到的军备竞赛的日益交织,再加上北韩的扩散和印巴军备竞赛的影响。     
    ·尽管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及导弹从未在战争中被使用,但它们是进行恐吓的有力手段。     
    ·扩散是代替投资高昂得多的常规力量的一种方式。     
    ·希望形成被特定敌人看作是巨大的既成威胁,以至使其不敢以低级军事手段轻举妄    
    动。     
    ·对缺少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制度的反应。     
    ·希望形成击溃国家、国家雇佣力量或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秘密或单向攻击的能力。     
    ·表现出有能力利用敌人对民用和关键设施的防御缺陷和对反战术弹道导弹的防御不    
    足。     
    ·生物技术的发展—─加上生物技术和研究设施、食品加工能力和药品生产在海湾地区广布——已使武器控制和出口控制制度无法用于防止生物武器的生产,其中一些生物武器可能具有同小型核武器相同的杀伤力。这个地区在今后5到10年必然会获得制造更具杀伤力的遗传工程武器的能力,并且其容易程度将使恐怖主义组织有能力为之。     
    在美国政府看来,萨达姆政权具有以上几乎所有动机,同时也具有了相应的威胁,即便仅只是出于防扩散的目的,这个“邪恶”的政权也是必须被更迭的。更何况,布什的倒萨战争还有着地缘政治和能源战略意义,有着杀一儆百的效果。    
    在五角大楼的精心策划下,这场无悬念战争很快便尘埃落定了,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在对伊发动“先发制人式进攻”之前,美英联军认为萨达姆的部队配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为如果他们不在这场决定伊拉克命运的战争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他们在等什么?但事实是萨达姆的部队并没有对联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鹰派接下来说,肯定是那帮“流氓”把它们藏起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肯定的是与联军的战斗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输不起。他们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用它们?死后?”     
    很快地,“如何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在哪里?”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随着伊拉克战后局面越发失控而变得尖锐起来。没过多久,“情报门”事件又浮出了水面: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英国政府查明萨达姆最近在非洲寻找铀矿”,被证实是不实之词。    
    “情报门”一度被闹翻了天,但与布莱尔所遭遇的“凯利门”相比,布什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不仅他的部下主动为他分忧,承担责任(前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后有副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美军也十分争气,于2003年7月22日在一次突击行动中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振奋了鹰派和美军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获胜的战争,是一场让大多数美国人快慰的战争,是一场给美国带来巨大战略利益的战争,这种“成功”的形象继续了“9·11”后布什所拥有的这个国家稳定和强大的象征意义。由于有着恐怖主义的持续压力,媒体和民众并不希望“中途换马”,把布什搞下去并非双赢的选择。事实上,布什政府很快便从“情报门”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就像此前的安然事件和“预警门”一样。    
    尽管如此,在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美国政府仍将不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拷问,“WMD在哪”?也许,这便是“先发制人”的一个代价吧。    
    


第六章:核佑美国朝鲜不是伊拉克

    当美国的《核武器态势评估报告》中关于对朝鲜将使用核武器的内容在2002年3月9日公之于世时,平壤的官方媒体于3月15日宣布,如果美国要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它将被迫重新考虑和美国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同年10月,美朝核武器争执尖锐化,美国停止重燃油的供应,朝鲜能源开发组织决定暂停轻水核反应堆的施工。随后,朝鲜于12月取消与朝鲜能源开发组织的核查协定并驱逐其核查人员,同时开启1994年冻结的石墨型核反应堆及其他核设施,重新运作。    
    2003年1月10日,朝鲜终于宣布正式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次日开始生效,这也意味着1994年签订的美朝“框架协定”全盘瓦解,从此,朝鲜的核问题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也成为了美国在“倒萨”成功后需要优先考虑的防扩散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伊拉克问题不同的策略。尽管美国2002年10月后一度采取了强硬的态势,但在一段时间的心理较量和对地缘政治关系进行一番审时度势之后,还是开始向东北亚各国所普遍希望的和谈方向退去,毕竟,朝鲜不是伊拉克,东北亚不是海湾。    
    朝鲜想要什么?也许没有人可以真的说得清楚,因为国际社会对朝鲜了解得实在是太少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朝鲜要的是“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也包括经济安全。    
    越来越多的国际观察家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朝鲜也许真的需要核武器,以免成为布什总统先发制人、尤其是政权更迭新政策的下一个目标,即便不是真的要发展核武器,朝鲜也还是希望借此来说服国际社会继续向它提供援助和在外交上承认它,而对于美国,朝鲜的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互不侵犯条约,二是提供经济援助至少是允许其它国家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对此,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制定核不扩散政策的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罗伯特·艾恩霍恩看得很清楚,“你必须和他们接触。我们应该向朝鲜保证,它能够得到它认为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即他们的安全和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2年2月,危机升级前几个月,朝鲜一名官方发言人指出,“朝鲜无法杀死美国这个重量级冠军。但朝鲜能够毁掉它的一只手或一条腿,这样它就不愿再战斗下去了。这就是朝鲜的逻辑。”其实,平壤并没有兴趣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对抗。 它很清楚冲突的代价。    
    现在看来,在第二次核危机出现之前,朝鲜曾表现出惊人的开放姿态和让步:开始开放边境;接待了数百名国际救援机构的代表;加强了地缘经济合作;开始尝试进行经济改革;谋求与日本关系正常化;与美国进行接触;与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成功化解与韩国的摩擦,朝韩关系进一步好转;平壤甚至对美军继续驻扎韩国表示同意,并强调说只是在美朝处于敌对状态下,驻韩美军才是危险的存在。但遗憾的是,美国未能抓住机会促成与朝鲜的进一步和解,反而因其傲慢的态度和冷战思维把美朝关系推向了一个异常危险的境地。    
    如此看来,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武断地把不同性质的国家(如伊拉克和朝鲜)都划入“邪恶轴心”,是个重大的外交失败。白宫不断在说它不想攻打朝鲜,但“邪恶轴心”的说法削弱了白宫在这个问题上的可信度,并缩小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德国政治分析家特奥.佐默批评说,“任何一个国家通常不会挑出一些国家,说它们是邪恶的,除非这个国家准备与它们交战。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国家被说成是邪恶的,它会认为自己将遭受打击。”     
    事实上,自从布什轻蔑地朝鲜列入他所谓的“邪恶轴心”,朝鲜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就在成倍增加,而随着美国打击伊拉克一步步即成事实,朝鲜开始担心,在美国成功“倒萨”之后,它将成为下一只“羔羊”,这也正是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所担心的事情,在他的“阳光政策”刚刚在韩朝之间搭建起信任和友善的桥梁时,华盛顿的一系列威胁性举动无异于毁掉韩朝的“和平长城”。而事实上,布什政府中的一些鹰派高员从来都不曾掩饰他们对金大中及其阳光政策的不屑一顾,这种对阳光政策的轻视,也加深了朝鲜的疑虑。    
    在2002年10月凯利傲慢地离开朝鲜之后,朝鲜方面已然断定,只有让布什担心他们已经拥有核武器,才能阻止美国在短期内对朝鲜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与满脑子“先发制人”的强权国家打交道,核威慑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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