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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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战清除了战争的迷雾”也并非准确的说法。诚然，美国的信息生成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可以用这种技术制造假新闻、假图像、假声音、假消息，其效果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曾运用这种信息生成技术向伊军下达假命令，并冒充伊拉克的本土电台实施广播，还模仿萨达姆和伊方其他军政领导人的声音下达假命令和假指令。但在这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确定信息的可靠性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和情报不是一回事，同样，信息与智慧也不是一回事”。2
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所说，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即便是它的军事能力，也不像它想象的那样强大，那样可以我行我素。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最低层次的跨越国界的关系越来越多，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发明显，而各国政府显然也无法独力控制诸如通讯、人才交流、毒品交易、移民、气候变化和恐怖活动。这些方面既谈不上单极也谈不上美国霸权，而且这些方面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也显然越来越重要。在美国，保护和改善美国公民命运的政策需要休戚与共的国际社会其它成员共同作出努力，在反恐斗争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努力是非军事领域的，情报部门、地方和边防警察、海关和地方户籍登记机构的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3这也注定了美国不可能在所有场合和所有时段都进行单边主义的表演，在更多的时候，美国采取的将是“多边主义第一，单边主义次之”的“聪明”的单边主义做法。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不可小视的联合国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著名期刊《外交问题》的主编詹姆斯．休奇曾经非常担心，在伊拉克的胜利会使得白宫和新保守主义者忘乎所以；《纽约时报》的主任编辑也在为那种极少去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感情的美国民族主义而担忧。1美国的单边主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的残局却使美国自身调整了立场，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聪明”的单边主义做法。
2003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了第58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寻求各国对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的支持。与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初对联合国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所不同，此番布什对联合国却表现出了久违的诚恳态度，对联合国的作用大加肯定，并特别地提到了联合国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表示相信联合国可以在帮助制定伊拉克宪法、训练公务员和指导自由、公正选举方面起到更大作用。这一表态较9月7日（认为联合国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美国提出的伊拉克问题新决议草案，让更多的国家参加到对伊拉克境内的恐怖势力的斗争中来）又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仅仅在两个月前，当法国人提出让联合国介入伊拉克战后维和工作时，白宫还嗤之以鼻，是什么使这一切迅速改变的呢？
不可小视的联合国
美国突然向联合国发出善意并非出于诚意，而是迫不得已。自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战争结束以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令占领军不快的消息，他们未能保障任何一个重要设施的安全，无论是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还是清真寺，也无法保证人员的安全，无论是美军自己，还是联合国高官、伊拉克宗教领袖、伊拉克临管会官员。看上去，伊拉克正在眼睁睁地变成越南式的泥潭。
布什向伊动武的两大理由也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萨达姆已经拥有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迄今为止没有找到，萨达姆政府与“9·11”事件有染也已被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亲口否认。这一切都使布什直面一个严峻的选择：他应该扩充和强化美军，以镇压手法日益老练的反抗活动，还是应该向联合国寻求更多帮助？
但不论怎样，布什都可以从巴格达的多起爆炸案中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伊拉克战争根本没有结束，联军今后可能还会遇到更糟的事，二是，要想在这个分裂了的充斥着外来武装分子的国家保障安全和恢复和平生活，国际社会不通过联合国表现出负责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经济上的不堪重负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2000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还盈余2400亿美元，到了2003年亏空却已达到4000亿美元，为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后重建，2003年9月7日布什总统又向国会要了870亿美元；按照现实的估计，此后5年，伊拉克需要的费用在2000亿美元之上，而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完全恢复则还要等上几年。按照国会预算局的估算，到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8万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则比这还要悲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依靠美国自身的财力和军力，显然是件不轻松的任务，从伊拉克“脱身”是个现实的选择，而要体面地脱身，就需要赢得盟友和联合国的支持。
国内的原因也使得白宫不得不求助于联合国。如今，不仅民主党人抓住伊拉克问题大做文章，媒体也表现出较以往大得多的不满，《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甚至称这是“迅速的战争，流血的和平”。民意也显现对布什不利的趋势，2003年10月10日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的支持率已降至50％左右（两年前的此时为88％），有50％的选民希望他下台，这其中，伊拉克问题使美国遭受不应有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选显然是个现实的考量。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主编莫伊塞斯·纳伊姆看来，由于总统竞选的时节即将到来，“从此时开始，主要影响外交政策的不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而是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卡尔．罗夫。所有的外交政策决定和动议都要放在选举进程的背景下加以筛选。” 布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3年10月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4％的受访者对国内经济问题最为重视，只有16％人认为，国家安全最重要。这种情况与老布什当年非常相似。为了不重蹈覆辙，布什不仅需要很好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还需要通过伊拉克成功的战后重建为自己的在对外政策上赢分。在这种情况下，布什不得不改变初衷，认真地考虑是否让联合国参与伊战后建设。
就这样，在依靠自身资源应付国际挑战几个月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寻求其它国家的帮助，尽管这是出于务实精神，而非源自内心的信念。布什政府意识到，从伊拉克到利比里亚，从朝核危机到巴以冲突，美国都面临着超级大国的局限性。就在几个月前还对美国“自行其是”作风深感担忧的国际社会，开始听到越来越强烈的呼唤它来分担干预重负的声音。
在现实面前，布什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自己所不喜欢的联合国合作，并使之看上去显得很和谐。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华盛顿实际上是想同联合国联姻，而且是一桩令双方都满意的婚姻：联合国把受自己保护的多国部队开进伊拉克，就能大大加强自己在那里的阵地，而且有可能对伊拉克的政治调解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前不久丢了面子的联合国来说，这是回到世界政治前台的现实机会。不过，这一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有利的，布什政府虽然对联合国做出了让步，但依然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因为布什赞同的决议草案规定由美国当多国部队的司令。
显然，华盛顿决定在伊拉克再次使用在波黑、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过的维和模式。克林顿对这种模式早就有过表述：“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多方行动；不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单方面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的，每次都有多国部队的指挥系统，但在任何情况下战略控制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当然会与盟友磋商，但如果它们不“善解人意”，美国仍然可以自由地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不过，由于美国此番有求于联合国和其他大国，而又难以轻易让出在伊拉克的利益份额，美国与联合国的“联姻”不会很容易达成，讨价还价、纵横捭阙是少不了的。但不管怎样，联合国重新回到“前台”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过难忘的“伊拉克之旅”后，美国人开始明白，无论多么强大，一个国家总还是有自己力量的局限，而一个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无论多么不完美，但终究是有着不可小视的力量的。就像哈佛教授约瑟夫．奈所承认的那样，联合国是不可取代，美国必须认识到联合国安理会是主要大国进行协商和作出决策的论坛。1如果它没有发挥作用，不能归咎于联合国，而只是说明了主要大国的外交失败，包括美国在内。对于美国来说，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会承认美国是世界这个养满鱼的巨大鱼缸中最大的一条鱼，但在这个没有一条鱼可以逃出的鱼缸中，“最大的鱼也许可以战胜其它任何一条鱼，但却无法战胜它们全体，即使只是其中较多的部分联合起来，它也无法战胜它们”。2
在伊拉克战后的现实面前，人们对联合国的顾虑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仅仅在几个月前，美国的鹰派还在谴责安理会没有授权美国发动这场战争，而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则谴责安理会未能阻止它的爆发，日本甚至提出要建小联合国，而加拿大媒体则认为八国集团取代联合国是迟早的事。但话音未落，美国便垂下了傲慢的头，开始和英国寻求联合国授权它们联合占领伊拉克、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开发伊拉克石油直至拉联合国大旗派兵维和，这也正说明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可或缺。
事实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已经使全球各个地区，如纳米比亚、萨尔瓦多、柬埔寨、斯洛文尼亚、莫桑比克和塞浦路斯恢复了秩序。即使因伊拉克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安理会仍然可以对发生在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家——如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中的严重危机作出重要决定。
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承认，不仅安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组成联合国系统的24个以上的相关机构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世界粮农组织在过去5年里每年为7000多万人提供食品；世界卫生在2003年组织成功地协调了全球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的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发动了一场根除童婚的运动；联合国难民署一直是全球难民的生命线；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全球的计划生育、妇女保健和最贫困 地区的儿童健康成长等工作做出了贡献；联合国有效领导了全球性的抗击艾滋病的工作……诚然，有了联合国并不能解决所有重大问题，但人们难以想像的是，如果没有联合国，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尽管大多数人仍相信联合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面对新世纪的种种挑战，人们还是希望联合国能够有所变革，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就对联合国的现状不很满意，他抱怨说，在冷战期间陷于瘫痪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没能彻底改造自己，以便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势和新的威胁。他希望，能够给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并对它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使它适应现实。1
在联合国内部，人们谈起改革时，提到的往往是如何提高该机构在利用资源以及各成员国在履行职责方面的效率。但在联合国以外，人们谈到改革时，几乎必然提到给安理会“壮力”的问题。一些人希望增加或改变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取消否决权。不过，这似乎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建议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放弃它们的席位或否决权显然是不现实的，否决权仍是全球政治角逐的一部分。也许可以建议增设5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一些轮值成员国。但让谁进来呢？巴西是否就可以代表拉丁美洲？南非是否能够代表非洲？如果印度进来，巴基斯坦会甘心吗？不愿正视历史的日本能得到广大亚洲国家的支持吗？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牵扯面巨大，联合国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将面临重重阻力。在联合国，要通过一项修正案需要得到联合国大会中2／3 以上成员的赞成票，加上2／3成员的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这在今天意味着令人难以置信的128个国家的议会），其中包括安理会的全部5个常任理事国。
在联合国的改革过程中也决不能忽视116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其实，早在联合国成立初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国，在政策上就构成了一个介于美苏之间的没有阵线的阵营，它们所表明的利益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苏联。此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随着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殖民帝国的衰落，联合国又陆续出现了大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到现在，它们已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决定性力量，在安理会内部也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曾试探着要拉安理会中的非常任理事国，但令它多少有些意外的，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不买它的账，无须法国等投否决票，它也得不到9票的多数。
在日本等国强烈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际，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等也积极要求进入这个层次，而且看上去更具代表性。更重要的是，阿拉伯联盟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有助于联合国在中东问题上提高声望和影响力，事实上，在巴以问题上，联合国、欧盟、美国与俄罗斯组成的“中东四重奏”表明，“联合国轻率地放弃了决定性的有利地位，并充当了大国集团的副手，尽管应该只在它的职责范围内解决这些难题”。2这也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表示失望的重要原因。联合国应该意识到它的力量源泉，意识到代表性的重要性。
联合国需要新型的成员国关系。通过一系列国际问题的解决，人们意识到，如果安理会的工作要提高效率和力度，就要改变理事国的行为，也就是它们对安理会的态度及彼此之间的态度。如果理事国真正决心更好利用此机构，很多事是可以做到的，这不仅意味着尊重规则和程序，其实还意味着在多边框架中听取他人的观点并寻求与之妥协的方法。在这方面，作为头号强国的美国需要做出表率，它必须放弃单边主义做法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更多地与安理会的其它成员进行协商与合作，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舞台上表现出对其它国家的尊重来。而联合国也必须把握好对美关系的分寸，既不能甘做橡皮图章，也不能成为反对美国强权的论坛。
奥尔布赖特说的话就很中肯。在她看来，布什政府之所以在赢得伊拉克战争之后，要寻求联合国的支持，是因为尽管联合国每年的预算只有12。5亿美元——仅仅相当于美国五角大楼32小时的预算支出，它仍然是在全球遏止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为穷人提供食品，救助难民，打击全球性犯罪活动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最有效力机构。就像安南所说的，在“9 ·11”事件后的危险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它（联合国），而不是抛弃它。”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不完全的单边主义”
尽管布什在联合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