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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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抛弃它。”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不完全的单边主义”
尽管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对联合国的敬意，对联合国的称赞看上去也颇为诚恳，但事实上却有些言不由衷，或者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布什政府的“不完全的单边主义”，里根政府官员、目前在外交学会任职的劳伦斯．科布曾评价说，“这届政府对世界的态度是‘可以的话，就奉行单边主义；必要时，再实行多边主义。’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认为目前我们处于‘必要时’。”科布说，在伊拉克问题上，“他们本希望能够自己处理，不用理会联合国和其它国家，但当所需的部队和资金超出原定计划时，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1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于未能得到安理会授权，使美国对伊动武缺乏了法律依据，但在攻陷巴格达之后，美国似乎对此不以为然，而鹰派则叫嚷着要废弃联合国。尽管有人警告说，“像所有的超级大国一样，它们既有敌人又有弱点，有时它们了解这一点并试图通过理解势力均衡并寻求盟友来进行弥补。有时它们看不到自己的薄弱程度，并为它们的无知付出代价。”2但在亢奋的状态下，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已被胜利蒙上了双眼。
但伊拉克战后的现实却是冰冷的。没过多久，美国人就发现，事情远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不仅伊拉克的情况混乱不堪，就连布什引以为荣的国内堡垒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民主党人开始把枪口对准了一度令布颇为自信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参议院爱德华·肯尼迪甚至将布什对伊开战的理由称之为“骗局”，而2000年总统选举中同布什和戈尔争夺白宫宝座的第三党竞选人拉尔夫·纳达尔也认为，将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的整个理由完全是“一整套谎言”。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中心的美国研究所主任道格·布林克利甚至看到了华盛顿的“不顺从气侯”，并认为，“猛击布什现在成了一种时尚。”3在经历阵痛之后，布什政府逐渐意识到，仅仅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向曾经被忽视的人群伸出手去。
在这个时候，安妮·阿普勒鲍姆的建议可能更会引起布什的共鸣。在她看来，美国所需要的不是傲慢的单边主义，而是“聪明”的单边主义，实行聪明的单边主义意味着美国不能有意激怒自己的盟友或是与它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认识到向海外推销自己的重要性，无论这些国家是敌是友。而从长期来看，美国的安全不在于它研制和购买多少新型导弹，而是它将它的朋友调动起来的能力。4白宫也不得不承认，没有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就无法应对国际犯罪、贩毒、技术灾难、环境保护、疫情蔓延这种种挑战。
但整个世界需要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因为再“聪明”的单边主义也还是单边主义，区别的只是策略及态度，而不是自我认知。客观地说，在美国如此强势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单独的力量真的可以改变它的单边主义想法，人们可以影响或改变的更多的只是它对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态度，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单边主义地去想，但最好不要让它那么自由自在地去做，钉子碰多了，就自然会有回头的想法，至少是变换一下态度，就像美国对联合国那样。也许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傲慢的单边主义和聪明的单边主义将会交替出现，而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将会持续存在。有了“伊拉克重建”这样一个契机，相信人们会悟出更多的与单边主义打交道的道理来。
从美国一些思想家的建议，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一点。约瑟夫·奈的建议是，即使是一个惟一的超级大国，它也应该遵循经验法则，应试一试“多边主义第一，单边主义次之”1的做法。这与克林顿的“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多方行动；不能多方行动，就采取单方面行动”的行动模式一脉相承。
单边主义并不意味着谋求单独行动。就连比较强硬的查尔斯·克劳萨默也认为，在能够与其它国家协同行动时应该协同行动，单边主义只是意味着不允许自己受到其它国家的“挟制”。比如说，没有一个单边主义者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在打击伊拉克问题上提供的支持。在他看来，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区分开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假如有一天，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再支持你，你怎么办？你是否能够允许自己在所有重大国内国际安全问题上都听从别人的号令呢？2
从根本上说，单边主义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是国家利益，只是这种国家利益的取得常常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或尊严为代价的，一旦他们觉得国家利益可能要受到克劳萨默所说的“挟制”时，就会去掉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赤裸裸的“本色”来。由此看来，出兵伊拉克将不会是最后一场单边主义表演，只要有一国利益与他国乃至多国利益的冲突存在，只要这种冲突不能经由讨价还价等方式“溶解”，单边主义就会像系列剧一样一集一集地拍下去。只不过，此“一国”并不仅止美国一家，事实上，以色列、日本等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消化”并“吸收”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学会顺势操盘，变得“聪明”起来。
但“聪明”有时也会反被聪明误。由于单边主义中有着太多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断的成份，必然会在现实中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击，就像美国在伊拉克战前、战后所遇到的诸多“不测”一样。不仅如此，这种单边主义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也未必不是一种变相的伤害。在这个因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而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外交是否成功，而不完全只是看它的军事实力。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有一点是一样的：树敌太多，积怨太重，都不利于安全和成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约翰．基廷曾经很替美国担忧地说，“我敢肯定，许多人如今都认为美国正在孤军奋战，而且是为美国自身而战。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主要问题是，能从一个城市控制全世界吗？美国国会拥有控制全球——更不用说全球资源——的能力吗？拿我个人来举例，我不相信它有这个能力。”3布什自己可能也不相信美国真的有这个能力，否则他也就无须那么客气地赞誉联合国了。让单边主义低下头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觉得有求于人，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鸽派的制衡
采取“聪明”的单边主义也是鸽派及其占主导的国务院所能接受的方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公认的“国际主义”派，向来以稳健、“慎兵”著称，也是公认的鸽派的带头人。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前后后，鲍威尔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并力争使之回到联合国的舞台上，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提起和通过被视为鸽派的一次重要的反单边努力。
2002年8月的一天，鲍威尔与布什和赖斯共进晚餐，当时便对伊拉克问题非常担心，并提醒总统有关单边作战的种种危险。在布什面前，鲍威尔极力主张采取一种多边的方法，恳请总统征得联合国的同意。他许诺说，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他，而最佳的时机则是9月12日召开的联大会议。
结果，11月8日，在联合国，144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鲍威尔赢了。1441号决议的通过好像证明他所强调的反对切尼阵营的路线有效，他也确信，萨达姆和以往一样，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安理会将在几周内被迫支持诉诸武力。而鹰派人士对这种外交上的“装腔作势”则大加嘲讽。他们知道，总统将走向战争，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
布什政府也有不与联合国协商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选择。然而，如果联合国不授权，就难以确保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参加战争。鲍威尔国务卿在联合国安理会开展政治工作，也是满足布莱尔首相的要求。1
但令鲍威尔多少有些尴尬的是，在安理会却发生了令美国人十分难忘的“伊拉克阻击战”，布什最终不得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单方面动武。随着伊拉克战事的顺利进行，鹰派在趾高气扬之余，对鲍威尔们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认为是他错误地把美国引入联合国“战场”。就像把法德等国唤作“老欧洲”一样，拉姆斯菲尔德则把鲍威尔称作“老美国”的代表。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鹰派认为鲍威尔们已经落后于形势和时代。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考虑到国际事务、强权政治和现代战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根本无法将对外政策、外交活动、国家安全和发动战争“轻易分开”。“鹰派”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势力渐强，主要是“深刻领会总统意愿和眼光的结果”，他们嘲笑国务院官员未能有效向全世界传达美国的对外政策，以致在国际舞台上多次碰壁。
事实上，布什政府内鹰派和鸽派之争由来已久。早在布什选班子时，在国务卿的人选上，鹰派的沃尔福威茨就败给了鸽派鲍威尔，屈就国防部副部长，而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选上，鲍威尔力推的阿米蒂奇则败给了沃尔福威茨，最后被鲍威尔收为自己的副手。但在布什第一个任期的大多时间里，国务卿在与五角大楼的较量中却多半落得下风。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伊拉克战争尚未开打之际，国防部和国务院就先打了起来。2003年2月，退役将军加伊·加纳打算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组织一个重建专家小组，他的名单上包括20名国务院官员。但就在加纳动身前往中东的前一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突然给他打来电话，命令他将名单上的20名国务院官员裁掉16人，换上国防部的人！鲍威尔虽然对此非常愤怒，但最终还是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败给了拉姆斯菲尔德：争取了半天，16名被裁掉的人员只有1人官复原职，挤身加纳将军的名单。不久后，加纳也被替换掉了。这件事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诸多较量中简直是小事一桩，但它充分说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政府中的份量和他的专横的作风，也说明了在力量对比上，鹰派占了上风。
即便是在看上去鸽派占优势的国务院，鹰派也有自己的代表，他就是约翰．博尔顿。作为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布什的“邪恶轴心”的名单上又加上了古巴、叙利亚、利比亚，并对许多国际条约持反对态度，声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寿终正寝，反对美国在国际刑事法庭中发挥任何作用。此外，他还对联合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反对美国交纳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反对美国参与维和行动，被视为鹰派在国务院的制衡鲍威尔的力量，但在五角大楼，鲍威尔却没有这样的平衡力量。
对国务院的工作，鹰派是颇为不满的。在前众议院议长、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金里奇看来，美国无法凭借一个充斥着繁文缛节和托词借口的外交官僚机构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在安全、健康、繁荣和自由等各个方面向前发展。除了国防部之外，美国还必须拥有有效而可靠的政策工具，只有对国务院进行一场认真持久的（迟到的）改革，这些工具才会成为现实。他警告说，如果不对国务院进行大胆而彻底的改革，美国将很快发现自己在除军事以外的各个领域里陷入守势。1
但外交学会资深中东问题学者理查德．墨菲却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金里奇的这些举动可能是在给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打头阵，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任何攻击 国务院以及被称作失败主义者计划的国务院的计划和方案的机会的。作为一个较容易对付的目标，国务院不像国防部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拥有与其利益相关的拥护者，它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没有一批拥护者来在其受到攻击时对其进行保护。2
鸽派对鹰派也颇为不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多国务院的官员，都对深深刻上鹰派印迹的布什政府的傲慢态度和无视国际舆论的做法感到担心。他们认为，布什总统任期的前两年内美国奉行的这种处世方针，可能会让许多国家在几十年中对美国形成的好感一扫而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从稍有松动到再次尖锐对立。自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国务院就在积极同德黑兰的温和派人士“搞好关系”，以便遏制该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朗甚至允许美军飞机越境袭击塔利班目标，国务院可谓开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外交奇迹”。不过，随着布什总统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入所谓的“邪恶轴心”，上述好不容易获得的外交成绩在几个小时内化为乌有。而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朗的多次威胁则使得美伊关系回复到了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
不过，尽管一些评论人士对布什政府内分为沃尔福威茨和鲍威尔两个“阵营”感到烦心，但从布什的角度看，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有利的，像中国古代的帝王那样，如此布什总统便可凌驾在这两派势力之上，巧妙地掌握着平衡来运作政权。一方面，沃尔福威茨在奋力推销他的“单边主义”和“战争”，另一方面，鲍威尔则坚持“多边”和“迁就”反恐联盟的伙伴。鲍威尔需要一个“沃尔福威茨”来激励自己行动，而沃尔福威茨则需要一个“鲍威尔”来控制他不要走的太远。3于是我们看到，在伊拉克问题上，当白宫意识到继续鹰派的不妥协路线将带来政治风险及外交政策风险时，就转而采纳鸽派的与联合国及盟国合作的主张，而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都心照不宣地拒绝承认在伊拉克问题上改变了策略，因为这是布什所反感的说法，而维护布什则是鹰派和鸽派共同的信念。
不仅如此，双方有时还彼此为援。2003年5月上旬，布什总统派遣国务卿鲍威尔前往中东，访问了叙利亚，有意思的是，鲍威尔以新保守主义派为工具向叙利亚施压，他指出：“如果不和我们合作，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强硬措施。”利用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的强大压力和新保守主义派有可能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压力，鲍威尔以非常强硬的立场进行了交涉。4就这样，为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伊拉克战争的效果和新保守主义派的存在，国务院得以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非常轻松地开展外交活动。这不是第一场“演出”，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场。
布什心知肚明的是，在代表鹰派的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与代表鸽派的鲍威尔的势头此消彼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最终都会共同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鹰派”与“鸽派”的相映成辉，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美国面孔”。在国家利益面前，美国的“鹰派”与“鸽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它们之间无论怎样较量，也都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只不过，鹰派更看重实力、强调出击，而鸽派更看重美国形象、强调平衡。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鲍威尔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和平解决和外交解决的道路被封闭了，就必须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