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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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颉！ �
尽管直到2003年9月，仍有人在争论“9·11”是否真的改变了美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哪个美国人不曾因“9·11”而有所改变，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到袭击的影响和深深卷入美国的强烈反应的人。
较之肉体上的创伤，心灵上的创伤有时更难以平复。在“9·11”过去一个月左右，天性乐观的美国人开始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但他们却还是处处可在看似正常的生活背后感受到隐藏的不安。
出于对新一轮恐怖袭击和潜在威胁的担忧，全美各地加强了安全防范工作，其程度远远超过冷战巅峰时期的防卫。在底特律机场，一名天真的儿童从母亲那里得知值勤的警卫是士兵后，对母亲说：“真可怕！”在洛杉矶托尼伯内特音乐厅的入口，一些老态龙钟女士的手提包也要被仔细检查；在芝加哥，一对夫妇为全家成员购买了防毒面具并进行防生化袭击演习；在华盛顿地铁，一名精神不正常的乘客掏出洗涤剂向人群喷洒，引发了生化武器的恐慌，地铁被关闭达6个小时；而2001年10月10日从亚特兰大飞往洛杉矶的一航班上，一名乘客给乘务员递上一个写有威胁性语言的纸条后，航班立刻招来美军战斗机护航……整个美国都处在一种神经质状态。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对安全的忧虑仍然是美国选民在做出选择时的重要考量。还在中期选举前，共和党人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将创造历史”，而布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更是把伊拉克的威胁当成一张竞选王牌，他对共和党各位候选人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战场，因为选民们更相信共和党能够保护美国”。果然，在2002年11月5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不仅扩大了在众议院的优势，而且还夺回了阔别一年多的参议院控制权，可谓全线告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资深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不禁感叹道，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惨败的原因是输给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狂潮，以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民主党对共和党总统布什的支持态度。
即便是过了两年，美国人的安全感仍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9·11”两周年前夕，媒体所做的民意测验仍然显示，有37％的美国人表示缺乏安全感，有20％的纽约人每天都会想起“9·11”。“9·11”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时间可以冲淡它，但却无法根除它。
安全感的缺失对美国的社会生活和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安全的忧虑则成了鹰派的“保护伞”。有了这种“民意”，鹰派就拥有了更多的借口和出击的动力。当然，鹰派自身的团队优势也不可小视，在布什政府中，鹰派不仅具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还占据了能够影响到决策的关键性的位置。
第四章：鹰气冲天鹰派战队
对布什来说，当3年前接受父亲的建议请切尼出山做他的竞选伙伴时，就预示着一个不同于克林顿的美国时代的开始。这位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不仅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还是能源集团在白宫的“首席代表”，更重要的是，切尼对海湾战争有着强烈的未了情结，在他看来，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是没有原则和方向的，尤其是对伊拉克太过软弱。
在切尼就任副总统后，很快就表现得与以往的绝大多数副总统有所不同。就常理而言，副总统一般情况下几乎是个虚职，主要价值是竞选的时候帮总统补缺，作政治平衡，当选以后，不负责固定的具体事务，只是为总统作决策支持、咨询，从事后台的党务工作，核心作用是在总统万一遭遇不测时领导政府。不过，切尼的这任副总统却做得有滋有味，虽然总是站在幕后，但对这个国家的影响确实离任副总统所难以企及的。一方面，他负责着国家能源计划的制订工作，尽管其间曾因安然事件受到一些指责和质询，但始终还是能够把能源集团的利益考虑清楚，并在事关能源安全的问题上（比如伊拉克问题）具有发言权和决策力。另一方面，他的鹰派思想深刻影响着布什的外交政策，使之锁定重点区域，以快速而精确的行动展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迫使对手作出让步，而不是分心于无关大局的事务上，从事那些没有意义的制裁和干预行动。尤其是在“9·11”过后，切尼更是如鱼得水，他的“倒萨”主张得以实践，他的老东家哈利伯顿石油公司也获得了伊拉克油田的维护和开采权。
更重要的是，切尼还创造了鹰派全军打入华盛顿的机会。从2000年11月的选举到次年1月新总统就职期间，切尼受命负责主管总统过渡期内的事务，他利用这次机会把自己的强硬派盟友都塞进了政府。许多人都预料国务卿鲍威尔将在外交政策方面成为真正的主宰，但没过多久鲍威尔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切尼的右翼关系网的包围之中，这张关系网中包括沃尔福 威茨、理查德·珀尔（沃尔福威茨的好友，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道格·费斯（国防部三号人物）、博尔顿和利比。
这其中，有四个人构成了鹰派在布什政府中的关键关系，他们是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刘易斯·利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助手保罗·沃尔福威茨，他们不仅交情深厚，而且惺惺相惜。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可谓老相识，两人最早于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中有过密切合作，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经济机遇办公室主任，切尼是他手下一名28岁的幕僚。此后在尼克松政府的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和福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任上，拉姆斯菲尔德又两次领导了。后来，切尼曾开玩笑地说，“今天我看他时看到的是国防部长。而他看我时———呃，看到的还是唐·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更为巧合的是，两人还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相同的职务：国会众议员、白宫办公厅主任（在福特执政期间切尼曾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此职）和国防部长。天长日久，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成了密友，1999年夏天切尼夫妇庆祝结婚35周年时，拉姆斯菲尔德夫妇是座上嘉宾，两对夫妇经常到对方家里做客。1
而沃尔福威茨和利比相识也有30年了，这段交情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他们与布什或是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关系，他们不仅曾经是上下级关系，还有师生之谊。早在1973年，当沃尔福威茨在耶鲁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时，利比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几年后，沃尔福威茨主管里根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时，利比被选为他的助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4人相继在7届政府中任职，但他们一起为同一位总统效力还是头一遭，这种“偶然”的“聚会”带来了并不偶然的结果，正是他们４个人促使美国对伊拉克采取了强硬政策，把先发制人作为主要原则，并且声称在危险的冷战后世界中，美国必须保留主动出击的权利。《纽约时报》援引国务卿鲍威尔的一名共和党盟友的话说，这几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觉得‘我们必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事情做完后，全世界也会知道这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在NMD两次试射失败后，克林顿将部署时间推延了，但拉姆斯菲尔德一上任就推动布什重新搞起NMD；1998年12月，克林顿发起“沙漠之狐”行动，在各国的反对下很快便退却了，但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却并不十分在意国际舆论，他们鼓励布什坚定不移地把倒萨战争进行到底，而全然不管反对的声浪；克林顿政府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而布什在拉姆斯菲尔德们的支持下则宣布克林顿的签字作废，美既不必履行签字国所应承担义务，也不接受该条约的任何约束……尽管鹰派的一系列言行并不讨人喜欢，但人们还是遗憾地看到，这些言行和它们背后的理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为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霸权国家”，或者说“长期保持超霸地位”，美国的鹰派宣称将使用军事力量阻止其它任何国家获得平等地位，这后来被成了布什先发制人战略的原则。这一原则及其背后的热望，在“9·11”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孕育着，成长着，也逐渐膨胀着。
第四章：鹰气冲天“旗帜”鲜明
与鹰派同样得势的，还有一本发行量只有5。5万份的区区小刊——《旗帜周刊》。作为共和党新保守派的喉舌，这份只是“8岁”的杂志，如今已成为研读美国政策的“风向标”。用《国家》专栏作家、《开明媒体如何？》的作者埃里克·奥尔特曼的话说，“就读者而言，它可能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在他看来，《旗帜周刊》的发行量可能很小，但是“他们无意与广大的平民百姓说话。这家杂志直接同当权派对话，为他们说话。要想了解这届政府的所思所想就必须读一读这本杂志”。2
《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被视为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锋，他是新保守运动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他的一个“大手笔”是1997年6月搞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他不仅组织了一系列文章支持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来充当世界警察，还得到了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珀尔等人的签名，不仅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拿起了武器，也煽动起了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传统的保守派。这些人不仅成了《旗帜周刊》的固定作者，还成了《旗帜周刊》许多思想的执行者。据悉，切尼每星期一都会派人来取30份杂志。
事实上，萨达姆的命运早就被《旗帜周刊》“决定”了。早在5年前，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旗帜周刊》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有权而且有必要让伊拉克改朝换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沃尔福威茨的《萨达姆应该下台！》。这在当时似乎荒唐可笑，很快被笑声淹没了，但没成想，到了布什任内却成了最强有力的声音。
《旗帜周刊》并非鹰派在媒体中的惟一“旗帜”。有意思的是，鹰派的“据点”虽然在五角大楼，但它媒体“后台”却在出生在澳大利亚的鲁珀特·默多克、英国人康拉德·布莱克和韩国裔美国人文鲜明。媒介大亨默多克不仅支持《旗帜周刊》3为鹰派和以色列政府传声，还通过他的福克斯电视台（沃尔福威茨参与其中新闻节目的策划）进行宣传。布莱克旗下的《国家利益》杂志和《耶路撒冷邮报》（珀尔是该报的董事）则明显站在鹰派一边，受他影响的还有英国与加拿大合资的霍林格帝国（拥有英国发行的《每日邮报》）。而文鲜明则拥有着合众国际社和右翼的《华盛顿时报》，后者因鹰派色彩和反共立场而颇有“名气”。4
虽然看上去有些气势汹汹，但鹰派中的很多人却是理论家，他们非常重视思想库的建设。美国企业研究所与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思想库为鹰派中离开政府的“内部和外围人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因为一项游说丑闻从国防部辞职的珀尔现在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它们的资金既来自大公司也来自那些有着数十年历史的保守派的基金会，例如布雷德利和奥林基金会，这些基金会花的钱都是一些早已过世的企业大亨的私人财产。很巧妙的是，鹰派特别是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并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反映企业界的利益。5
此外，很多著名的专栏作家都是新保守派，比如《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萨默、《新共和》周刊的劳伦斯·卡普兰和《旗帜周刊》的马克·格雷希特，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次攻击鸽派的代表人物哈斯等人是石油大国的“托儿”，进而攻击鸽派的与伊朗等国进行接触的主张。
芝加哥大学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里奥·斯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权利”，强调“敌友区分”（这很接近布什的以反恐划线的思想），“为了使世界变得对西方民主更安全，我们必须努力使整个世界民主化，使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变得民主。”1他的这些思想深深影响到如今活跃在布什政府中的许多鹰派分子，特别是沃尔福威茨。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沃尔福威茨就师从于斯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后来他又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沃斯泰特尔的名言是，“……只有先发制人，制定强有力的进攻战略，才能确保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超级大国地位。” 沃斯泰特尔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是珀尔，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斯特劳斯另一个传人曼斯菲尔德的学生。
在鹰派中，沃尔福威茨显然是最早描绘美国新世纪霸权蓝图的人。早在1992年，当时正是老布什执政的最后一年，沃尔福威茨就秘密提出了一份名为《防御计划指南》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新方针形成了一套新理论。这套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的新世纪挑战就是要维护并加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打击所有可能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的政权，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当时就提出应该对某些能够获得或已经拥有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国家进行预防性的打击。2但由于不合时宜，这套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面的抨击，就连切尼也对此反应冷淡。
尽管在老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时期都不甚得志，但沃尔福威茨最终还是等到了“明主”。由于沃尔福威茨们的看法与基督教右派和布什总统的世界观不谋而合，在“9·11”事件的作用下，得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对于鹰派来说，推翻萨达姆并不是唯一目标，它似乎只是证明其理论有效的一个大规模试验，或者说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建立美国新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在“9·11”之后，珀尔就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公开提倡在阿富汗之外，应借机同时打击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美国宿敌。而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一周，克里斯托尔也曾微笑着说，“要知道，我们的路程不会停留在巴格达。它只是开始……今后还要注意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而这一切也只是实现珀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在1998年的“预言”的开始，当时，他们三人曾坦言，美国有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重塑中东版图，该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要推翻伊拉克政权、然后再推翻叙利亚政权。
旗帜“鲜明”的鹰派对地位的迅速提升颇有心得。就像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说的那样，“想法最重要”。在他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新保守派人士，就属于鹰派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想要把威力和教化的使命结合起来，是理想的戴高乐主义者。”他们是一些思想者，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执行者，看上去，他们的执行越坚决，思想似乎也就越有影响力。在谈到他们与伊拉克战争的关系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说，“如果我所知道名字的25个人在一年半之前被流亡到一个荒岛上，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3
对于“9·11”，鹰派有着一种近乎“感恩”和生逢其时的感觉，用乔舒亚·穆拉夫奇克的话说，“如果没有‘9·11’事件，我们永远不会如此有影响力”。在遭到袭击之后，鹰派疯狂地寻求一种新的对外政策，一种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