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7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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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各有一处“家”，倘佯于城乡间，过一种“半隐者”类的生活。他的书房富有典雅特点，令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之类的书房一定这么布置：入门旧地炉、漆红地板，肃井有然的书，多年积累的大量古典音乐磁带、西向的简朴明亮木窗棂垂下家种的常青藤，一个不大但舒适的写字椅、墙上有“天无语使人言之乃大诗人之事业”条幅，玻璃板、墙壁上钉有他的诗篇、句子的纸片……
日本有位盐野米松先生写过一本《留住手艺》的小书，内收录他采访的诸种日本现代社会将濒绝的民间手艺人的文字与图片，如手工造木船、棕编、打铁、做钓钩等，（文学，于今不也快成一门需要“留住”的古老写作手艺了吗？）看那书图片上那些苍老的艺人的一丝不苟的工作，始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训，“文学，只有文学，这工具简单有如石斧”（戈尔丁语），一个人能否从事文学手艺，看看他的“作坊”就明瞭了。
哑默有保存文化史料的良习。他一生坚持写日记，书架上摆有一本本厚厚的当年日记，70、80、90年代的都有。他生于上世纪40年代，其家为富商与书香之门，父亲曾斥资兴学。他的另一良习是顺手搜集资料，贵州民间近二十、三十年来不少资料都有留存。对于哑默远在西南所经历的这么多年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化事件我不清楚觉得似也难弄确，但多少年里，许多当地的文学青年都喜欢过他的书房，因而前来拜访，书籍的气氛营造了他主人的文学之“沙龙”。这些时间很长，从“文革”中、“文革”后，延至今日。
和他一块儿在门前、及山后湖泊、小路散步，他说林中一小路很像俄罗斯小路、树掩红楼、果然。哑默与那一代人一样喜欢俄苏文学，并深受浸染。依我观察这种浸染就是有虔诚感、质朴感和严肃感，“头脑必须清楚，心灵必须纯洁，肉体必须干净”是契诃夫对从事这门艺术的人提出的严苛要求。哑默不吸烟，不饮酒，极喜清洁，60岁了还在写作。有的人好像一个陶器，为昨天，文学或朋友而盛装，大概这样的人与文学有缘了。
在哑默书房的半日，我的结论是阅读或文学，使他原本看似平淡无奇的一生富有了意义，焕发了光彩。写作是他的一种自我修炼，肯定嘉奖与精神提升，进而影响了周边的人，青年。
读书和写作是哑默30年来的最大享受。在他的“作坊”里可以想见，一个人长久而认真工作伏案的情形：先收拾干净不大的书房，务使一切归位而完美，心灵与外界无尘始放心。然后，沏一杯热茶，随袅袅茶烟浸入境界，写得很慢，写写停停，好像不慌不忙，像匠人在打造一件细致的玉器。我相信屠格涅夫也会这么工作，俄苏的契诃夫、画家列维坦大概都这么入境地工作，法国罗丹一生也这么工作。进而忘记了世界上的混乱、嘈杂和时光流逝。永恒就是这么产生的吧……
“……他们生活得小心谨慎，从不抛头露面，招摇过市，他们有的像乡民一样居住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茨威格谈真正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人的生活与日常轨迹）。想到后现代正在“消解”一切——消解经典、消解权威与传统——但我真希望被“消解”掉的不包括这些：这样的书房、阅读和进行文学实践的本质与方式……乱草横斜，拾穗者说
山势雄浑，谷底开阔，金沙江从险峻峡谷匆掠，坡上禾苗青翠，沿途多见着黑衣装饰的彝人，彝青年在车中唱火烫情调山歌（远古混杂现代），穿过一串脏乱的小镇，从颠簸的长途车中远眺见普格县城了。普格为彝语：坝子间的草地。
“大胡子”是在汽车站见到发星给我的第一印象，略胖而显得雄壮。他说此县城人差不多全认得他，这个几乎全城唯一年轻时就留有大胡子的汉人。他今年35岁，话语较迟，说说停停仿佛在费竭力寻找一个辞儿，但其实十分健谈，有旺盛得令城里人吃惊的蕴藏在山中体魄里的少有的精力。他写诗做财务，原毕业于某财贸学校，现在县农机厂（改为一个公司）工作。
现时代对人的了解和认识常凭偶然。我是居京偶然读到他的“发星诗歌工作室”出版消息，偶然与之通信读他编的诗刊《独立》、《彝风》（《大凉山第二诗界》），这回相见也有点偶然，大概相遇的“遇”字里就有“走”和“偶”的意思。“发星诗歌工作室”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他是民刊诗界的四川袍哥么，汉人还是彝人？大凉山究竟在哪一省？“第二诗界”何解？怀着这些纳闷，我由云南折向四川南部，列车贴着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走向。噢原来大凉山藏在川、黔之间的粗犷山褶纹理间，原来云贵川的雄莽山脉是相连一体的，川南、滇西北是中国彝文化集中的地区，尤以大凉山为最。
90年代的民间写作是太芜杂，（尽管也有伟大创造），是要有个清理，但怎么清理法？“发星工作室”是干这个的吗？这样的工作室应该建在哪个城市呀，竟在荒凉渺远的大凉山顶，像极一个玩笑。但确是一个事实。
路途燥热，但大凉山确实“凉”，晚饭后我们在屋顶平台纳凉，置茶聊天。
发星说：“我性格喜欢独行侠。《独立》诗刊处于大凉山特殊地方，这里有独立的气候，独立的文化源，像一个独立的王一样的地方。我想创造一个独立的艺术空间，不受更多的什么派的影响。
“依靠西南彝文化资源，团结交流一些好的诗人，写出一些好的东西。站在大凉山上我看到了我的一生，我喜欢诗侠这个称呼吧。大凉山保留了彝文化，喝酒要大碗，交朋友要直率，做人要正派、大胆，反对虚伪软弱。彝人婚丧嫁娶，千百年来用诗唱，非常诚朴感人。彝人天生有诗歌天才，小孩生下，就浸泡在妈妈的歌谣环境，到十五六情窦初开，自编自唱。我见一个12岁男孩写的诗，是一种自然排谴寂寞和表达流露，非常天然，比汉人写很多年的都好。因为有两种新鲜语言结合，原生性强。
“关于‘发星诗歌工作室’的整理。工作室1997年成立，到目前，已出8卷，都是我一人编。我主要集中某一个诗人的作品，一年的或一段的来整体推出。不搞那种一人一首。专辑中增加除诗歌外的文学通信、文化资料等，以给今后的研究民间留下资料。办刊人水平下降是许多民刊消亡的原因。民刊最好是一个人办，不搞组织、圈子，以免矛盾……”
我翻看了他编的几个辑子及《独立》和《彝风》各期，内心觉得他对民间诗歌90年代的清理有点“乱草横斜，拾穗者说”的意味。他一个人在以“资料室”名义工作，我突然觉得大有洪荒之下苍茫孤独劳动者的劲儿，我觉得“整理”方向值得肯定，也许需更多的人，从不同角度方法来办。90年代，唉，流星过目，乱羽飞飞，从何下手？但发星已开始做了。他说还要“整理”60年代出生，直到50年代出生诗人的作品专辑来推出（我认为是种文化上“跨代关怀”），他说要来点“逆向思维”——因为现实最热者为关注70年代出生的诗者。
他很寂寞，准确说是种山中特有的孤独。大概正是这种孤独产生的交流欲望，使他整理民间诗歌的档案。我读过阿翔、发星整理“90年代主要民刊掠影”，还有他的《在大西南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地域性写作组诗，印象深刻。发星为每期所写“整理者语”中常有独到见地。也大概只有山中才有这么多大块时间和安详心绪
同登山，斜阳强耀，远山形成明暗变化，云诡奇幻，发星说这里应是出大画家的地方。我们爬到“火把节”时彝人狂欢的山顶平坝，他说那一天男女示爱无妨（有点像法国葡萄酒节或美洲的狂欢节）。我们谈到发星及贵州梦亦非所倡西南地域性写作对90年代之后的意义，我觉得有点台湾文学70年代“乡土”回归的味儿。特别对种种先锋后现代潮热但不甚奏效今天有所意味。
他的家四世同堂，上有祖母，下有小儿。平房，烧沼气，养着猪，父亲至今还种一点水田。而发星在弄着今日最奢侈的诗，据说还有时帮助更穷的西南诗人。他谈现在竞争比过去铁饭碗激烈多了，诗，只能在休息之余作为精神调剂，有时顾不得那么多（优雅），他目前尚安定，但也有对工作对生活的种种隐忧。
旅途所见。川、黔长途汽车上电视乱放“有伤风化”港走私带，彝人老者与数岁小娃张口看靓男乱女。世道人心正在改变。有人吸毒贩毒。所以行包数被盘查。山坡立有“保持长江上游生态”巨标。乡民布满皱纹的苦脸在路边晒太阳。沿途集市上售鸡鸭农副。
告别发星就是告别“山中的诗歌岁月”。80年代，我曾作为个人文学观察，数次考查过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文化现象，我担忧由于山中文化学养之不足，与世睽隔慢几拍以及遗留下“诗歌运动”症前20年野蛮残余，及易滋生的反文化状态，都会给“山中诗歌岁月”浪漫蒙上阴影。祝愿发星吧。祝愿他避开这些暗礁。（心底里一个声音：发星在这里怎能从事90年代诗歌资料的整理？！）（另一个声音：在浮躁匆遽切割成碎片的都市就成么？需要时间、心境、条件。诗歌今日可能滋生于任何偏居之一隅！）
烛炬成灰光犹在
■ 黄东成
吴老走了。
4月20日一早，吴老的小儿子吴心海电话中急促地告知我，他父亲已于凌晨3时10分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92年的人生之旅。尽管早在预料中，但悉知噩耗仍禁不住语塞，为江苏诗坛失去这位备受尊敬的元老不胜哀痛。
吴老是继诗坛巨擘臧克家老人仙逝以后，接着离去的诗坛最年长的老诗人。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至死眷恋着的耕耘了近70年的诗坛，离开了他时时眷恋着的同辈和年轻一辈诗友，离开了受惠和受恩于他的学生们，走了。
吴老走完了他坎坎坷坷的一生。他的正直和真诚，曾被一时误解，但最终以他光明磊落的人格昭示诗坛和学界，使他备受人们尊敬。像一支烛照生活点亮别人的白蜡，终于燃烧尽自己一颗赤诚的心，把徽光永远留在了人间，留在了人们永远的记忆里。
他已在医院里被疾病折磨好几年。21世纪初，不慎摔了一跤，就此住进医院，以后老年病数病并发，身上插起了插管，挂上了尿袋，时好时坏终于愈来愈严重，耳朵本就有些失聪，后来竟至神志不清。2002年初春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南京召开，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诗人顾浩宴请来宁出席诗会的著名老诗人贺敬之，宴后贺老提出去看望吴老，于是我们（还有南京市人大副主任陈安吉）驱车直发吴老寓所。恰好吴老刚出院，他的小儿子吴心海将我们领进书房围着吴老坐下，附在他耳边向他一个一个介绍，大声告诉他贺老来看他了。吴老倚坐在椅子上，木木讷讷没有反应，只用朦胧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们，似乎认出来了，又似乎没有认出来，脸上毫无平时那种喜见老友的表情。他不再灵敏的迟钝，使我们的心情都感到沉重。
其实，他病初发时，我曾代表《扬子江诗刊》去医院看望他。他是诗刊的“顾问”，平时我们交往甚频，但凡他有诗友来宁都会告知我，我也不时会去他府上讨教，我一直将他作为前辈师长敬重。尽管此时他身上插着管子，精神仍与平时无异，不像一个病人。他思维清晰，矍铄地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依旧关心着诗坛信息，我们谈了不少时间，他一定要我留下陪他吃饭，让我跟医生说说放他出院。他的儿子提醒他这是在医院，并悄悄告诉我，他将时任省委副书记顾浩的慰问信，珍藏在贴身口袋里，固执得连洗澡时都不让别人拿开。我理解他，那是他对省委的由衷信任和感激。记得1997年某夜顾浩副书记约我陪同他第一次去看望吴老，吴老受宠若惊得有点意外，既激动，又感动，以他曾被打入过另册的身份，今天省委领导人能亲自登门前来看望他，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顾浩同志关切地对吴老说，你是文坛前辈，希望保重身体，今后还要为振兴江苏诗坛多多出力。省委领导人对他的尊重和看重，他从来不事张扬、炫耀以抬高自己，只在内心里深深感受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和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以后，顾浩同志又多次要我陪同去看望吴老，吴老已不再拘束，俨然成了相知的朋友。
吴老是一个热爱生活，热心关注中国新诗发展的现代诗人、诗歌理论家、现代文学史家、教育家。他勤奋，从30年代起，便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他编诗刊，写诗篇，发诗论，授诗学。可贵最是80高龄了竟然依旧青春焕发，创造力不衰笔耕不辍，在全国报刊不断发表新作，一本接一本出版论著和诗集，完全不像一个耄耋老人，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几乎一辈子都交给了诗歌。
1988年初，他告诉我准备编一本涵盖中国诗坛七十年（包括台、港及海外华文诗人作品在内）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将构想，设计、体例和框架都给我说了，他为此已搜集了多年的资料。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更是当时十分热门的选题，想不到吴老还有如此宏伟的计划，我极力赞同，唯担心他已高龄，不待我说出口，他摆摆手说这个不成问题。时恰值安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诗人刘明达来南京访我，在接待他时我向他透露了吴老的构想，明达听了连说好好好，希望马上定下选题。我即将带他去见吴老当面商谈，非常顺利，明达当即表示回去后便寄合同来。此时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蔡玉洗悉知了这个信息，立即找我，希望这部辞典由江苏出条件更好。我随与吴老商量，觉得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确乎有利条件多多，一则编审方面出现问题时就近便于商讨，再则毕竟江苏的作品由江苏出版也是对本省的支持。于是只得由我向安徽说明原委道歉再三。同时由吴老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签订合同立即上马。
上马后才发现，尽管吴老前期已作了大量案头工作，但正式启动后各种事务的工作量仍十分浩繁，海内外有近400名入选的老中青诗人需要找到确切通讯地址联系通知；遴选出700多首优秀诗作需要请评论家拔萃点评；诗坛70年（1917—1988）大事记的资料需要筛选汇编……。事无巨细一切均得由担任主编的吴老统领操作，他找来了他的几个研究生做下手收发信件、跑腿联络；又在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诗人中特邀了八位担任编审逐一审定稿件；里里外外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出不得一点差错，可想而知他该有多么紧张繁忙，压在他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此项浩大工程并非一两个月即可完成，我真为他的健康担心，虽然我也忝列8个审稿人之中，但实在帮不上他更多的忙，无能为力分担他肩上的责任。然而，他却镇定自若，按部就班，仿佛一个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将军，千军万马在他手下得心应手地调遣，夜以继日，一篇一篇都须他按体例统筹审定，从未听说他喊过一声疲倦叫过一声累。就这样苦战三个月，终于大功告成，拿出了150多万字的初稿；他更在极度繁忙中，挤出时间为辞典卷首写序：《中国新诗的流派和流向》。这是一篇对中国新诗建设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章。若无对“五四”以来中国诗坛发展脉络了然于胸的剖析，对各个阶段、各个流派、各个时期代表诗人的准确而肯切的评价，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