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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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由于唐代女性在闺阁中，在歌舞的场面上，在郊游的野外，总之在她所经过的一切地方，是如此不可避免地会飘下些缤纷的落影，男性诗人们由此而被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当他们看见落花的时候，会恍惚觉得，这自然凋落的花瓣，倒很像是女人们遗落的花钿。比如形容蔷薇的朝开暮落：“朝露洒时如濯锦，晚风飘处似遗钿”（徐夤《蔷薇》）。同一位诗人，还是写蔷薇，又增加了一点戏剧性的想象：“含烟散缬佳人惜，落地遗钿少妓争”（《尚书会仙亭咏蔷薇夤坐中联四韵晚归补缉所联因成一篇》）。有意思的是，在两首诗中，诗人都是把枝头上盛开的蔷薇形容成彩色斑斓的织物，披洒朝露的蔷薇像是经濯洗的彩锦，笼罩在如烟的雾气中的蔷薇，则像是洇染的花缬，但是一旦凋落到地上，就仿佛女性掉落的花钿了。只不过，这天然的花钿，可引不来歌妓们的争抢。有人干脆把落花直呼为花钿：“绣林红岸落花钿，故去新来感自然”（刘兼《春怨》），“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钿”（毛熙震《浣溪沙》）。落花与落钿一样，都是似有情似无情，来无因去无由，不知何时就零落在了那里，让人不免联想到男女之间的情感诱惑：“楼畔花枝拂槛红，露天香动满帘风。谁知野寺遗钿处，尽在相如春思中”（赵嘏《和杜侍郎题禅智寺南楼》）。诗人们甚至想象，天然的落花，就是神女们遗落的花钿，比如杜甫写雨中花落：“神女花钿落，鲛人织杼悲”（《雨》之四）。他说，那落花就是神女经过之后掉落的花钿，而绵绵的雨丝是鲛人含悲织就的轻纱。宋人梅尧臣《水次藓花》诗中则说：“水边有神女，妆去遗翠靥。”诗人看着开在水边的小野花，觉得是神女曾经在水边梳妆，不留心把翠钿的假靥遗忘在了这里。诗境到了此处，已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诗人，连同作为读者的我们，都已开始分不清落钿与落花，有些恍然了。
在千百年前，原来曾经有过如此的落英缤纷，不过这不是残花的凋瓣，却是由青春美艳的女性们酝酿而成。随着时尚的改变，花钿在女性妆饰中的消失，这人工的落红成阵，无论是作为生活中的真实现象，还是作为文学中被铺陈发挥的意象，都随昨日而去，也正像随风匆匆而过的一阵花雨。我们不知道，花钿确切是何时从中国女性的生活中彻底消失的，不过，到《红楼梦》的年代，它肯定是已经成为陈迹了。大观园中很显然的没有贴花钿的风气，可能曹公对过去时代的这一种化妆术并不清楚。不过，像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单从字面上，他也能猜出“翠钿”是一种女人的首饰。于是，从一个久远的诗的情境中，他化出了自己的新的情境，小说的情境。这就像是分属于两段不同历史的两位互不相识的作家，神奇地战胜了将他们彼此之间隔离开的漫漫时光，而把一场斗草的游戏加以了延伸，延伸了几个世纪之久。花蕊夫人说：我有五代宫苑的翠花钿。曹雪芹应对说：我有明清闺阁的石榴裙。
第一章 服饰附：遗落的笑靥
意象的营造，好像和“时尚”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拉不上关系。其实也不尽然。韦庄有一首《叹落花》，感叹落英缤纷，“飘红堕白堪惆怅”，使用了一个对我们来说很新鲜的比喻：“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他说，那满地的落花，就像西施的身影已经远去了，但是她的笑涡儿却遗落在了地上。如果不了解唐代女性的化妆术的话，我们也许会奇怪他怎么能灵光一闪想出这么个奇特的比喻，以为这是凭空想象的结果。
其实，诗人在这里并不是指女性双颊上天生的靥涡，而是指一种人造的、贴在女性脸上的假靥。从南北朝到唐代，有一种很特别的化妆风气非常盛行，女性喜欢在脸上贴各种小花片作为装饰，当时叫做“花子”、“花钿”等名目。实际上，在脸上贴花钿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都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在宋代以后，这一风气不如以前那么普遍而已。人工假靥，正是花子中的一种。“注口樱桃小，添眉桂叶浓。晓奁妆秀靥，夜帐减香筒”（李贺《恼公》）；这里是在描写唐代女性早晨化妆的情景，很显然的，在脸上制造一对假靥，与涂口红、描眉一样，在当时都是化妆步骤中很日常的一环。通常，这是一对小小的圆花钿，贴在嘴唇两侧的面颊上，人工地模仿出，或者也可以说，指点出女性微笑时的靥涡。元稹在《恨妆成》中描写一位女性打扮好之后的形象，就是：“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彩绘女俑，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一化妆方式——在嘴角两旁约略相当于靥窝的地方，各有一个深色的圆圆的花钿，非常醒目。到了晚唐五代，女人脸上的花钿越来越多，样式也越来越奇特，于是，原本是模仿天然笑涡儿的“圆靥”，也被做出了小鸟之类的造型，敦煌第61窟中五代女供养人的面庞上就是这样的一派风光。同时代的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句云：“翠钿贴靥轻如笑”，说明了好几层的情况：首先，这种人工的假靥，有时是翠钿，也就是绿色的花子。这种绿花子曾经是非常的流行，敦煌第61窟一干贵夫人的脸庞，就是花儿、鸟儿形状的翠钿们的天地。因此，假如真有时光机器把我们带回唐朝，那我们可得做好思想准备，一旦撞见一个个桃红双腮上带有一对翠绿酒窝儿的美女，可不要少见多怪，而是要惊艳，情迷，像张生那样茶饭不思，神魂颠倒。
当然，假靥不仅可以是翠钿，还可以是其他多种颜色，比如阿斯塔那出土女俑的靥钿就接近黑色。在宋初，京城的女性还流行用一种黑光纸剪成“团靥”来装饰面庞。不过，在花钿中，最流行、最受青目的是用金箔做成的“金钿”，这在靥钿一项中也不例外。《花间集》的时代，就是金箔做的假靥风行的时代，于是词人们眼中的美女，双腮上往往有金色的酒窝儿闪闪烁烁：“腻粉半沾金靥子”（孙光宪《浣溪沙》），“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毛熙震《后庭花》）。这种金色的假靥，干脆被叫成“金靥”了。金靥相对于翠钿等其他颜色花子的优势，是它耀人眼目，而且随着女性面庞的转动以及表情变化，它会时时闪烁金光，就像女性嘴角挂着一对明亮的、忽现忽灭的星星。和凝《山花子》中一句“星靥笑偎霞脸畔”就传达了这样的假靥的妙处，一对星星亲昵地偎依在人的唇边，不管那本人如何，这两点星光兀自地向着人眨眼，仿佛倒是有情有意的，是在故意地模仿着撩人的、淘气的笑影。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提到假靥，往往指出它暗示了女性的微笑这一效果，说翠钿贴出的假靥“轻如笑”，说如星的金靥仿佛是“笑偎”在粉腮上。显然，这正是当时女性们贴假靥的追求所在，倒好像笑涡不懂人的心情，总是不自禁地非要显现在双腮上，仿佛甜美的笑影不甘心寂寞，时时地要从内心处浮起，温暖女性的脸颊。“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这两句诗最好地道出了假靥的风情，人不笑时，妆靥却使得人儿似乎在笑；人笑了，妆靥又来助笑，为女性的微笑更增添一番情态，就像这里这位女性“暗娇”时的模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态，才有宋人吕胜己《虞美人》中描写菊花的词句：“尊前笑靥粲金钿”，形容怒放的黄色菊花，就像女性脸颊上人工的笑靥，流射着金钿的光华，形成熠熠的金色的微笑。这是一个灿烂的意象，也是一个意蕴微妙的意象，我们都应该看过黄菊花，不妨去体味这一比喻的妙意。
“翠钿贴靥轻如笑”，还写明了女性把人工假靥安置到脸上的方式：贴。王实甫《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中提到崔莺莺晨妆的情景，是：“则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钿窝”是元代对假靥的叫法，因此，在这里同样也写明了“贴”假靥的这一具体方式。从一些记载中可以知道，唐代女性使用花钿，与今天使用邮票的方法差不多，在其背面刷上特制的胶液，然后把它们贴到脸上去。问题是，人是要活动的，而且是有表情的，于是，在人的活动中，在表情变化里，那贴上去的花钿不一定能很牢靠地依附在面庞上、鬓发上，有时不免就会剥落下来。于是，在当时的生活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在女性停留过的地方，会有她面上、发上的花钿不经意间掉落下来，四处飘坠。一旦人离去了，她的一点两点花钿却会被遗留在原处，真像是女人有了大自然中花朵一样的本领，也会凋落下片片花瓣。“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就是利用这一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现象，创造了一个工笔重彩画般浓丽，却又暗含怅惘的意境：黄昏的红芍药花栏前，不知哪一个宫女的翠钿遗落到了泥地上，在五代西蜀的宫苑中，在喧闹过后渐渐降临的寂寥里。实际上，从女性身上飘落的花钿，给予唐代男女诗人强烈的印象，使得他们屡屡将之作为一种意象入诗，“谢娥行处落金钿”就是对这一意象运用的一个例子。作为花钿的一种，笑靥无论多么亲昵地依偎在女性唇边，有时也不免无声掉落，随风飘坠，遭到捐弃遗忘的命运。因此，韦庄用“西子去时遗笑靥”来形容落花，并不是出于凭空而来的灵感，而是得自于现实的真实。如果生活在唐代，就真的会看到，一位女性已经离去，不知归向哪里，却在身后遗落下了她的笑靥，遗落下了关于她的笑容的暗示，或者说，遗落下了微笑的蝉蜕。
第一章 服饰第4节 张生的礼物（1）
张生为赶考到了长安，为求功名滞留在了长安，失意之中，一时半会的还不能忘旧情，于是托人给远在他乡的崔莺莺送去了书信，附带着还捎了一点小礼物，这是崔莺莺在给张生的回信中提到的：“惠赐花胜一盒，口脂五寸，致耀首唇膏之饰”。“胜”、“华胜”在汉代本来是贵重首饰的名称，到了唐代，“胜”这个词还被沿用着，但一般多是指用彩绢、彩纸等剪、刻成的小饰物，如立春日的“春胜”、人日的“人胜”等等，这类花饰通称为“彩胜”。彩胜因为是用绢罗、彩纸剪、刻成的，所以呈薄片状、平面化，很接近后世的“剪纸花”。因此，莺莺这里所说的“花胜”，作为一种“耀首之饰”，应该是指唐代女性贴在脸上或鬓上的小花片，而不是指绒花、绢花这一类簪戴在发髻上的立体的、仿真的人造花朵。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这类用于装点脸、鬓的小花片一般是被叫做“花子”、“花钿”、“面花”等等，而以“花钿”一名比较常用，可崔莺莺是才女，给才子回信，自然是文辞博雅，提到日常用的小装饰，也要借用古称。
大概从南北朝起，一直到宋初，在这么漫长的时段里，对于女性来说，脸庞的功能更像是一个底板。描眉擦粉涂口红这些工序，当然是不能免除的，可是，完成了这些例常的程序，化妆的任务还只是进行了一半。在自己这张底板上，还要装饰上一些新奇的彩色花纹，甚至花鸟图案，才算大功告成。装饰底板的主要方法，一是“画”，二就是“贴”。“画”的功夫，这里且搁下不表，只谈一谈“贴”出的风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帖，蛱蝶重飞样未传”（王建《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按我们的经验，会以为这几句诗是在品题工笔设色的小品册页，或者彩绣贴绫的团扇面，其实呢，这里是在描写男人注视之下的贴满“花子”的女人脸庞：“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诗人还真没夸张，在敦煌第61窟壁画中，五代时期曹义金家族的贵妇们，一张张脸庞上就不但有红有绿，而且有花有鸟，在额头上、眉梢、眼角、双颊、嘴角、两腮，都要贴上或红或绿或金色，呈花鸟或圆点形的小片花钿，这些花钿几乎覆盖了整个脸孔。而且，按照中国古代的审美习惯，女人的打扮要遵循“对称美”的原则，因此，花钿都是一对对地贴在面庞两侧，呈左右对称分布，所以，在人面上就出现了“鸳鸯比翼”、“蛱蝶重飞”的局面。
诚然，正如沈从文先生等专家指出的，像这样的贴一脸小花片，乃是晚唐五代的作风，更早的时候，女人脸上还不至于如此热闹。如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初唐时代的彩绘女俑，是在嘴角附近相当笑靥的地方贴一对小圆钿。在新疆出土的《弈棋仕女图》、相传为张萱作品的《捣练图》等艺术品上，则可以看到，盛、中唐时代的女性，一般只是在额头上正对眉心处贴一朵花钿。总之，都不像后来那样琐碎和铺张。不过，不管一张脸上使用的花钿是多是少，这些小饰物一般都是非红即绿，在诗文中，红的花钿被叫作“朱钿”，绿的叫“翠钿”，此外还有金色的就叫“金钿”，黄色的则称为“花黄”。把女人脸搞得如同贴满窗花的农家窗户，如果依照今天的审美观念来衡量，那实在是难以理解，更没法欣赏。可是，这一风俗在中国却沿袭了很久，一直到元明时代还没有完全消失，比如，《金瓶梅》第二十四回中，“宋蕙莲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飞金是指金箔做的花钿，面花儿就是指彩色的花钿了。到了第四十回，风流的潘金莲，装扮成丫头搞笑，在一整套改扮当中，有一项就是“贴着三个面花儿”。第八十九回中形容发达了的春梅，也有“花钿巧贴眉尖”之句，可见明人对这种化妆方式并不陌生。《金瓶梅》中虽然谈到女人贴花钿的地方并不多，但每次提起的时候，都暗含着欣赏的语气，显然是觉得这样妆扮的女人特别“性感”。在唐人的诗文里，这样的面孔更是显得具有无限的魅力，男性对之凝视玩味的目光，简直就是痴痴迷迷的，这也足见出，审美习惯更多是所谓“文化建构”，关于“美”或“性感”之类观念的定义，不一定有多客观的标准。
《全唐诗》卷八八三“补遗二”中，录有杨巨源的一首《赠陈判官求子花诗（魏府出此物）》，看那诗意，便可知道，诗题中的“子花”应为“花子”之误，全诗正是专门在描写唐代女性自己动手制作花子的具体工艺过程：“油地轻绡碧且红，须怜纤手是良工。能生丽思千花外，善点秾姿五彩中。子细传看临霁景，殷勤持赠及春风。若将江上迎桃叶，一帖何妨锦绣同。”“油地轻绡”，说明唐代花子的质地，是轻薄的绢罗一类丝织品，但要经过涂油的处理。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