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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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更无趣？站在浴帷前的，究竟是个智者还是白痴，抑或二者都是？与此同时，帷幕之后，那女人的把戏开始了，宫女们在帷幕内外进进出出，自然还应该有个扮丑角的太监，时时跑上台来给皇帝那屡屡掏空的袖子倒满黄金。一切都是现成的，古人早就为我们把所有的因素都设置好了。
话说回到香汤，在洗澡水中加香料的方式，大约入唐以后就渐渐不时兴。当然，在中医那里，在民间，始终有用各种植物香料煮汤浴身的做法，但主要是起“药浴”的保健、治病作用。上层阶级日常洗澡的时候，都不再预备带香味的洗澡水。随着中国人对外来新型香料越来越熟悉，一整套加工、利用进口香料的丰富方法发展起来，相比之下，把香料放到洗澡水中，所起到的香身效果可能并不那么理想，也不太实惠。《赵飞燕外传》中有很认真的一笔，说赵飞燕“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座），潦（有的版本作‘燎’）降神百蕴香”，赵合德是“浴荳蔻汤，傅露华百英粉”，汉成帝两相比较的结论却是：赵飞燕虽然身上通过洗浴而有了“异香”，但是，比不上合德“体自香也”。赵合德并不是身体天生有香味，让汉成帝误会的原因，在于合德浑身擦香粉。这个情节，其实意在说明运用香粉的妙处。赵飞燕香身主要靠香汤，所以其汤是“五蕴七香”，运用了多种珍贵香料；而赵合德没有在洗澡水上花太多力气，但是善于利用香粉这一武器。香粉也是很古老的美容用品，在外国香料普遍引进之后，其制作一样是要添加多种进口香料。因此，这里是通过汉成帝之口宣布，在香身美容的效果上，香粉要远胜过香汤。赵飞燕在这一项争宠上败给了赵合德，实际象征着香汤在与香粉竞争中的失败。非常神奇的，这部作品在洗澡水的香气之中，把对香汤浴身的女人的窥视推向了极端狂想；然而，也正是它，无情地宣告了香汤必遭淘汰的命运。
这一非常古老的卫生和美容习俗在无人注意之中悄悄式微。带香味的洗澡水——香汤在实际生活中的退位，直接造成了其在文学中匿迹销声。唐宋以来的文学固然还常提到香汤、兰汤，但这两个词实际已经成为一般的热洗澡水的美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从盛唐以来，有关洗澡的最广为流传的典故，唐明皇赐浴华清池、杨贵妃温泉洗凝脂这一路人皆知的著名故事中，那温泉池水是没有香气的。历代文人反复涉猎这一题材，但是，好像很少有人想到，妃子汤、莲花汤应该像“清嬉浴室”那样，下点香料什么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简单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也许就是因为洗澡水没有了香味的刺激，在宋代以后的文学中，围绕着洗澡的色情想象，似乎再没有爆发出香汤所曾经唤起的那种激情。《长生殿》的“窥浴”虽然又俏皮又旖旎，黄得不像话，可是绝没有前代作品的那种境界和力度。至于《金瓶梅》中的“兰汤午战”，则与文学无关。
像一切有关女性的色情想象一样，香汤，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反讽式的男性版。比较早的例子如《晋书•；后妃传》中言之凿凿，晋惠帝的贾皇后淫乱不堪，有个容貌漂亮的捕盗小吏，走在大街上，忽然就被人骗上了一辆车，装在柳条箱里，运进了深宫。在宫中，小伙子“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在不知情中稀里糊涂地和贾皇后混了好几天，最后得了些礼物，被打发出宫来。在围绕香汤的想象中，角色的分派本是固定的，比如赐浴的是男性，而入浴的是女性；女性的洗浴，目的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感官享受。但是，到了男性版中，发生了“性别倒错”，于是一切都有了完全不同的意蕴，而且必然地带有闹剧色彩。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四章 鉴赏第53节 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1）
一
中国男人里头所出的最著名的“女人甜心”，恐怕要算是“掷果潘安”了：“（潘）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晋书》）。可爱的美少年夹着弹弓到城外游玩，竟然遭到女人们疯狂的追逐、拦截，她们手拉手把他围起来，用水果往他身上扔。滑稽的是，正像有“东施效颦”一样，男人中间也有不知好歹、自不量力的：“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世说新语》则说这个丑男是左思：“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张载是被小孩子扔石头乱砸，左思则更惨，挨女人们一顿臭啐。
男人们出外游玩，女人看见漂亮的就上去扔果子，看见丑的就猛啐唾沫，我总怀疑这条记载透露了某些古代特殊风俗的信息。按照“世说”的说法，左思的错误似乎不在于他敢出门——丑男人也不能不见天日呀——而在于他“效”潘安出游的方式。而潘安又是怎样出游的呢？是“挟弹”，手臂里携夹着弹弓。原来他是一位“挟弹的少年”。
如果去晋唐的文学世界里转悠，常常就会与挟着弹弓的少年劈面相遇，“掷果潘安”不过是这无数惊喜相逢中的一次而已。在挟弹而来的少年们的不绝行列中，他不是打头的第一人，甚至，虽然创造了这么美丽浪漫的典故留给后人，他也算不上这个行列中最抢眼、最有风头的。在文学世界中，率领着这个雄壮队伍首先登场的，是韩嫣，而这一代表性的出场真是灿烂夺目，光照古今：“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西京杂记》）。用弹弓打个鸟，竟然动用黄金来铸弹丸。一位华服宝马的美少年就这样一路打着金弹子轻驰在雄伟的西汉帝都的郊外，身后追逐、喧哗着成群衣衫蓝缕的贫家顽童。
让人对这个故事更感迷惑的因素，是此处没直接说出来的背景，韩嫣是个“男人甜心”，而那个男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青春期的汉武帝。不过，从韩嫣“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史记》）的事迹来看，这美少年显然也一样是女人的甜心。进宫本来是为了陪皇上，他却乘机与宫女混不清楚，不但冒犯天威，而且情感不忠，可汉武帝还是要在皇太后面前为韩嫣求情而“终不能得”，倒好像是那少年皇帝更为这一段情所困，可见甜心的魅力之大。借用港台影评人士前些年爱用的、从西方趸来的一个概念，这韩嫣真有点“魔鬼天使”的味道。在韩嫣的悲剧里，当今时兴的同类题材中所要求的一切热门因素是应有尽有（甚至不缺一个高傲而嫉妒的兄弟！并且这位兄弟还是个“王子”，是个赫克托式的人物），真不知道在此等故事特别受宠的今天，韩嫣的人生沉浮怎么还没有引起注意，所以，我觉得同志们在历史视野方面还应该进一步拓广。
话扯远了，用一句北京话，这是“说到二屋里去了”。还是回到美少年“好弹”这件事吧。韩嫣虽然为男性帝王所钟情，用习惯的说法，是个“佞幸”，但他并不卑微，也不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红楼梦》形容秦钟）。他出身高贵，是侯门之子，而且与汉武帝是打小一起念书的同学（也不知道他俩上的是什么学，是不是“茗烟闹学”的那种），从那时候起就有感情。更重要的是，韩嫣“善骑射”（《史记》），汉武帝16岁做了皇帝之后，立志要打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因此，他是一位精于武艺和军事的英武少年，吸引汉武帝的，也正是这种英武气质——司马迁说韩嫣“善佞”，但是，他“佞”的方法与邓通不同，是发现皇帝想打匈奴，就“先习胡兵”。第一次在文学、在历史中登场亮相，挟弹的少年就与武力、与尚武精神、与男性气概相联系在一起。
二
据楚国“善射者”陈音的理论，“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弓是弓箭的前身。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在唱：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发出土丸去打鸟兽。正是在弹弓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更锋利、更有杀伤性的弓箭。
陈音的专业知识，来自于从先人那里代代相传下来、夹杂着传说和神话的历史记忆。根据这样的记忆，是神农氏的时代发明了弓箭，如此推算起来，弹弓的身世就要前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当然是远远早于有文字的历史。进入文字的历史以后，弓和弩早就成了人类暴力活动中最合手的武器，弹弓遭到冷落和忽视，似乎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这好像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里，弹弓很少进入人们，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的视野。有线索表明，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弹弓从来就不曾绝迹，比如它在《左传》中就有一次非常著名的出场：“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宣公二年”）。可弹弓的这一次现身，所承载的信息完全是负面的。身为国君而喜欢用弹弓来打自己的臣民，实在是暴君昏主的典型形象。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暗示：打弹弓是顽童的游戏，成年人还玩儿童的淘气游戏，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甚至，我们不免要怀疑晋灵公这种人是不是心智有问题，达不到成年人的正常标准。
“韩嫣金弹”的记载，也一样证明着弹弓在历史中的始终存在。这个故事所呈现的豪奢气势，固然让我们简直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另外，关于《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历来说法纷纭。有一种观点是，书中的各条资料原本来源于汉代的野史杂记，由魏晋人（最可能是葛洪）抄录而成。这一观点应该是可信的，因为，有种种考古发现十分确凿地证明，《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的风俗、器物等等的记述，往往是惊人地准确。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轻易否定“韩嫣金弹”的真实性；即使它只是一个传说，那么这传说最初乃是产生于汉代，这一点，也不可以轻易怀疑。有意思的是，晋灵公不君—陈音论射—韩嫣金弹，正好贯穿了春秋、战国与汉代这绵长的历史时期，从三段记载中人们提到打弹子时的自然语气来看，这项技艺在其中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为人所陌生，这正表明了弹弓在现实生活中的持续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存在。
但是，恰恰是从“韩嫣金弹”起，弹弓的身份与意蕴开始获得翻身。弹弓，随着发射金弹的美少年韩嫣一起，终于从历史的混沌中一跃而出，摇身摆脱了卑微，而与一类高贵、华美、强悍的形象相伴。要注意的是，虽然如前所述，这个传说很可能是早早产生在汉代，但是，似乎是到了魏晋以后，“韩嫣金弹”才真正开始引起注意。以司马迁的善于捕捉细节，在《史记》记述韩嫣的本事时，却没有涉及到它，班固作《汉书》时也不采。也许，“韩嫣金弹”的传说在司马迁、班固的时代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更可能的是，虽然存在，却不入史学家、文学家这些时代之代言人的法眼，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没什么意义。总之，我们今天之能够知道“韩嫣金弹”，完全是因为《西京杂记》在晋代以后的出现和流传。
“掷果潘安”的事迹或者传说的诞生，与“韩嫣金弹”忽然开始吸引人眼球，基本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一个现象，并不偶然。因为，正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尚武崇义的青年们纷纷地携夹着弹弓出场。我们这里所谈的这一双光辉的传说，可以说正式标志着一个文学“原型”的诞生。说“挟弹的少年”作为一种文学人物类型、一种文学母题，是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我们都熟悉汉代著名的《陌上桑》一诗，诗的最后部分是罗敷夸耀自己丈夫的言辞，“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云云，如同一个标本一般，展示出汉代人心目中理想的英武男性。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很喜欢重写前代题材，“罗敷”便是他们反复翻写的诗材之一。有趣的是，到了南朝梁王褒仿写的《日出东南隅》中，女主人公在夸耀“夫婿好形模”时，末尾忽然来了两句：“少年任侠轻年月，珠丸出弹逐难追。”似乎诗人认为，要赋予一个青年以理想的英武形象，要让这人物塑造显得有说服力，给他手里塞上一张弹弓，就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例子最清楚地表明，弹弓成了塑造一类理想青年形象的高贵、华美、强悍气质的一个重要成分，甚至就是这一人物类型的一个明确标记。而这种描写，在汉代的《陌上桑》中是没有的。不仅如此，在像《羽林郎》等描写青年军人的汉代诗篇里，也不见有谁提打弹子的事。
第四章 鉴赏第54节 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2）
三
弹弓怎么就能够这样咸鱼翻生，这样神气活现地重新在思想观念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塑造一类神气活现的人物类型的必要因素，要把这个现象讨论清楚，那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挟弹少年”之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在其中交互起作用，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打弹弓的技艺，在魏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空前绝后的重视。
这一现象可以从文献中找出很多痕迹。
其中，以唐代留下的资料比较多。比如，《太平广记》“报应”中记载唐初一位叫李知礼的人，“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而在《太平广记》“绝艺”一项里，竟然列了两条都是有关打弹弓的，“僧灵鉴”一条讲述唐德宗贞元末年的一个善放弹子的和尚，打树节能够“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不但能击中树疤，而且能在树疤上打出坑来；另一条讲述军人张芬，不仅“曲艺过人”，而且是个惊人的大力士，他的一项本事，就是“弹弓力五斗”，使用的弹弓力道非常之大，而且还“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妍”。“攻放弹”几乎可以与“善弓射”、“能骑乘”并列，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本事，一个人会因为擅长使用弹弓而获得声名，这些线索，都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打弹子这一门技艺非常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僧灵鉴”一条里一本正经地记录了这位和尚制弹丸的独家配方，而“张芬”一条也讲到了做弹弓的特殊方法，都说明打弹子的一套工具造价低廉，弓和泥丸都可以自制。另外，它杀伤力不大，但足以用来打鸟和小动物，推测起来，打弹弓可以作为射术的一种辅助练习，在多方面锻炼人准确击中目标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它有身为弓箭的“替补”的意味。在一个重视骑射，重视年轻人作战能力的时代，打弹子与正经武艺一起，大大地吃了香。毕竟，从汉末以后，中原地区就进入了长期的战乱动荡之中，社会需要大批的年轻人永远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处于备战状态，随时拿起武器都可以精准地打击敌人。因此，青年人日常弹弓不离手，等于是处于一种准军事训练的状态中，这既是防止军人们“手艺”生疏的有效方法，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打弹弓，在当时并不是顽童的游戏，恰恰是年轻人时时要操练的一门技艺，也为青年们普遍精熟。那时发弹的弹弓也与我们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