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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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在联共（布）中央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只讲了一个问题——“日本—德国—托洛茨基代理人暗害活动、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教训”。报告没有合情合理地分析情况，把情况真正弄清，原因很简单：讨论的对象本身是幻影，是假象。讲了许多大话和咒语。同时还报告了今天听来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的初步“结果”。
莫洛托夫在报告中首先声明，他是代替奥尔忠尼启则作报告的。２月１８日，在全会开幕前一个星期，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了。政府的公告说，他死于心脏麻痹。据认识奥尔忠尼启则亲属的一些人证明，他对乱抓间谍和乱找敌人的做法极感痛心。他曾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过几次长时间的和激烈的谈话。但作为回答，斯大林却把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的对奥尔忠尼启则本人的密告送给他，并且明白无误地暗示，“无风不起浪”。奥尔忠尼启则一定很明白，“领袖”要求他完全顺从，否则他就会像别人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场。此外，斯大林还委托奥尔忠尼启则在全会上作《关于重工业中的暗害活动》的报告。奥尔忠尼启则必须亲手把许多生产指挥者送上祭坛，必须直接参与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容忍的恣意妄为。奥尔忠尼启则就以在当时情况下大概是惟一适当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方法利用了自己在心灵上得到解脱的机会。在作出悲剧性决断的当天，叶若夫手下的人曾把审讯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帕普里亚的记录交给奥尔忠尼启则。奥尔忠尼启则的其他几名亲属也被逮捕。可以不折不扣地说，是有人逼他走绝路。而奥尔忠尼启则也就走了绝路。
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住所，命令把“根据充分的”自杀说法印出来。据亲属证明，死者曾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看来，信的内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领袖”整掉了奥尔忠尼启则，就又收拾了一个自己身边不赞成恐怖方针的人。（把人推入死神怀抱，然后抬棺或捧着骨灰盒送葬，致悼词，慰问亲属，这已经成了斯大林常干的事。）
由于为人民委员举行葬礼，不得不把全会改期。对斯大林来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不喜欢动摇的人。而奥尔忠尼启则在意识到全会要批准整个恐怖计划之后，不但发生了动摇，而且以自杀表示了抗议。其实，在那几年这样做的还有其他许多人——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萨比宁、柳布琴科……
莫洛托夫的报告满篇都是数字，满篇都是钻入重工业的“人民公敌”的名字：阿里斯托夫、盖杰罗夫、别尔曼、诺尔金、卡尔采夫、阿尔库斯、亚佐夫斯基赫、雅科夫列夫以及其他几十名领导人。用莫洛托夫的话说，领导这整个“恐怖分子和托洛茨基代理人沙巴什”的是皮达可夫。莫洛托夫不仅力求说明国民经济领域中“暗害活动”在增加，而且力求说明在大力同暗害活动进行斗争，他引用了令人不安的统计数字——截至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一些人民委员部机关中被判刑的人数：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５８５人
教育人民委员部——２２８人
轻工业人民委员部——１４１人
交通人民委员部——１３７人
农业人民委员部——１０２人……紒紞矠
一共讲了２１个政府部门。莫洛托夫向全会报告时，始终强调所有这些暗害分子都是按照“托洛茨基总部”的指示行动的。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暗害活动的“战略”就是托洛茨基的口号：“在敏感的地方进行最沉重的打击。”
但是，即使可能存在暗害活动的事实，也许真的有过暗害活动的事实，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应当知道，在大规模设计、建设和投产新工业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情况下，常常是仓促上阵，采用“骑兵奇袭”的方法。由于技术设备差、生产和工艺文化低、纪律松弛、不懂行，难免发生事故、车祸、火灾和废品。然而这一切全都被宣布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阴谋活动”的结果。
卡冈诺维奇的报告也贯串着这种精神，他“阐述”了铁路运输部门暗害活动的教训。这里是另外一套做法：托洛茨基分子阻挠采用“ФД”型机车，不允许“超过定额”（可是只要无视“极限论者”的意见，违反了定额，就发生事故和灾难），对抗斯达汉诺夫运动，破坏运输计划。卡冈诺维奇也开了一个很长的暗害分子—领导人名单：库德列瓦特赫、瓦西里耶夫、布拉亭、奈施塔特、莫尔希欣、贝克尔、克龙茨、布列乌斯、巴尔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为了不落后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也报告说，交通人民委员部“没有闲聊天”，没有浪费时间，已开始“捕捉”敌人。我已经引用过卡冈诺维奇的“统计数字”。不难想象，他们是怎样“揭发”和从运输业中“开除”（卡冈诺维奇的说法）那几千人的。使人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公敌”，如原来的宪兵、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白卫军官、破坏分子和间谍，竟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铁路上来了！
叶若夫通过自己的报告更进一步渲染了似乎“敌人”无所不在的气氛。他的可怕的统计数字（我认为这里没有必要去引用）给人造成一种许多敌对组织在全国各地到处肆虐的阴森可怕的印象。
叶若夫，这个精神和肉体的侏儒，在全会开幕前夕获得了国家安全总委员头衔。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被授过这种头衔。后来只有贝利亚得到过这种头衔。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报告中的某些想法，就是公开教唆和鼓励人们开展一个告发“内部敌人”的运动。叶若夫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个人民委员部的经济工作者和领导人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叶若夫同志，我对某某人有怀疑，那里情况不妙，请管管这个人吧。’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更多的倒是当提出要逮捕暗害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问题时，一些同志反而企图保护这些人。”紒紟矠
在就叶若夫报告通过的专门决定中重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对敌斗争中至少耽误了四年。按照斯大林的想法，似乎应当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进行血腥的清洗。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以便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紒紡矠。然而这一切只是序曲。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那些凭侦探的直观作出的统计，与其说要使思维健全的全会参加者相信到处都存在暗害活动，不如说要使他们感到恐惧。需要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论证。前面的报告人描绘了敌人进行活动的“景观”，而他们的实质、“本性”和猖獗的原因并不清楚。现在只能猜测，全会的参加者当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受：“胜利者代表大会”之后过了三年，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十个年头，几乎是重又遇到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央委员会“摆脱了”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又一次（第多少次了！）决定采用非常措施。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领袖”提出了这个纲领。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对“敌人”采取的恐怖手段。斯大林也完成了这项工作。需要把人们“发动起来”去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和其他两面派”。他也解决了这个任务。斯大林作了报告。根据报告措词的严谨、结构的缜密，根据他的结束语和他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领袖”是多么重视即将到来的血腥清洗。但是，甚至连斯大林也未必想到，暴力的惰性是多么巨大，这种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悲剧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斯大林报告的题目是：《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从斯大林以清晰的笔迹作出的大量着重号、边注和补充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多么精心地准备这篇报告的。他没有“屈尊”去对敌对的工作人员进行细微的“挑拣”，这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热心去干的事情。主要报告人把一切都一项一项分开。斯大林首先说明了“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现象，然后讲到资本主义包围的后果。在这里他正确地指出，来自帝国主义的危险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经常考虑到这一点。但是斯大林把这种危险同“托洛茨基派的危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把托洛茨基分子本身说成是“一伙暗害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布置进行活动的”。实际上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之后，得出了影响深远的、令人不安的理论结论：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大，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使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紒紣矠
在２０年代末和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一些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理论。这个论点听起来是反常的，按内容来说是不科学的。然而斯大林是实用主义者。他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准备中的大清洗过程。除了斯大林，他周围的人谁也不能解决这个任务。他需要这样做。“领袖”早就习惯于用他所有的理论推测来为党的政治方针辩护。一方面，早在１９３４年斯大林就断言，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可是现在，过了三年多，他忽然又来证明斗争在“尖锐化”。斯大林在全会上强调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从前的反对派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等待时机。斯大林列出了妨碍党最终消灭“托洛茨基匪帮”的整整“六条陈腐的理论”。他说，不能认为超额完成计划就能使暗害分子的活动化为乌有；他说，不能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本身就能消灭暗害分子；他说，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培养自己的干部，这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3）
如果说前面的报告人和许多发言人是引证暗害活动的具体事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存在的直观上，那么斯大林则和往常一样把一切都塞进一个硬性的公式中。他在３月５日的结束语中说，“有七个问题全会的参加者没有弄清”。在这些问题中，也有个别的正确的意见（例如，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到了正确立场上来，“不应当责难他们”），有显然是领袖至上主义的意见（他说，有时需要听听所谓“小人物”的呼声），有“动员性的”意见（“我们将来打击敌人，就像现在和过去打击他们一样”）。斯大林喜欢用简单的警句和人人都明白的比喻。他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有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紒紤矠总之，“领袖”指出了即便是“个别间谍”的特殊危险性，从而鼓励人们更加卖力地揭露他们。
就斯大林报告通过的决议包括２７个命令式的论点。他的铅笔字使提纲具有了完整的形式：
——谴责忽视宣传战线的实践；
——谴责把全会变为炫耀成绩的手段的实践；
——谴责增补委员而把选举变成空洞形式的实践；
——谴责按劳动组合制分配党的力量的实践；
——谴责对党员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实践等等紒紥矠。
骤然看来，很难不同意斯大林公设的主要内容，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宣告实际上没有对“党员个人的命运”发生任何影响，根本防止不了其他一些破坏联共（布）生活民主基础的现象发生。例如，在通过这个要求“谴责漠不关心”的决议之前两天，已经决定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而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宣布了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其他“间谍”和“恐怖分子”（实际上是党内同志）的判决。经常言行不一已经成了斯大林的习惯。供大范围“使用”的东西，通常看起来都比较体面、民主、合情合理。用于小范围的东西，则严格保密。双重道德，双重标准，双重态度，在斯大林周围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这一点，从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命运的过程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
在赞同强化反“托洛茨基派间谍和恐怖分子”的斗争方针的１９３７年２至３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决议，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到全会开幕的时候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为了起草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成立了由米高扬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安德列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施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亚基尔、贝利亚、埃赫、巴吉罗夫、布琼尼、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共３６人）紒紦矠。
布哈林为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准备了一封详细的、充满激情的信，他在信中拒绝承认对他的全部控告。这位失宠的理论家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企图使“领袖”相信，一批被捕的“人民公敌”提供的有关他本人的“证词”是授意假造的，他同恐怖、间谍及其他类似活动毫不相干。布哈林利用“转盘”（当时他家里还保留着电话机）给斯大林打通了两三次电话。斯大林安慰他说：“尼古拉，不必慌张。我们会弄清的……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但既然索柯里尼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和其他承认了暗害活动的两面派‘供出了’你，那就需要心平气和地弄清楚……你放心！”
“怎么竟能认为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呢！”布哈林脱口而出。
“沉住气，尼古拉，沉住气。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放下了听筒。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