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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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委员会上的解释，实际上没有被当成一回事。主要的“论据”仍然是：“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参加者一口咬定，说布哈林、李可夫和他们后来的“同案人”知道暗害和恐怖活动，并且帮助了这些活动。布哈林绝望了；李可夫比较冷静，他知道他们肯定会得到不久前被枪决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后来的皮达可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及其他“卑鄙叛徒”那样的下场。只要是政治审判案，这样的帽子就会满天飞。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这种荒谬绝伦的控告。
２月２６日晚和２月２７日晨，波斯克列贝舍夫给布哈林来电话说，他和李可夫必须参加已经在进行的全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已经不是中央的每次会议都请他们参加了）。除了乌博列维奇和阿库洛夫，谁也没有同他们握手。全会设立的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委员会的会议开始了。叶若夫还没有开始报告，斯大林就向大家说：
“布哈林宣布绝食了。尼古拉，你向谁发出最后通牒呢？向中央委员会吗？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可是你们要开除我的党籍……”
“向中央请求原谅吧。”
像过去不止一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布哈林没有坚持住。他从斯大林的话中感到还有一线希望。不过他立即明白了，审理他的“案件”的根据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而他的解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完全被说成是企图“欺骗党”。布哈林和李可夫面对着的这堵墙不单纯是不理解，而且是有预谋的敌意，当时他是什么感受，现在只能猜测。委员会成员手中的材料所依据的是通过不能容许的方法从已经被判刑的人那里取得的“证据”和“供词”。
委员会主席米高扬要布哈林坦白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猛然站起来回答说：
“我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自我诽谤。”
“你们不承认，”莫洛托夫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他说，“就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写道，我们的审判是挑衅。把你们逮起来，你们就招认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人在借用党的威信恣意妄为。”布哈林继续说。
“好吧，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斯大林插进来说，“你等着瞧吧……”
完全了解伪造罪名的大概只有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大家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是敌人。斯大林感到看过布哈林书面声明的委员会成员发生了动摇，就急忙拿出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来结束讨论。叶若夫建议：“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候补中央委员中和党内开除出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枪决。”开始对叶若夫的建议进行记名表决。但是第一个表态的波斯特舍夫说，他“赞成开除和送交法庭审判，但不枪决”。布琼尼、曼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也夫、施基里亚托夫——“赞成开除和审判，不枪决”……
斯大林看到已经不可能作出一致决定，于是像往常一样，老谋深算，走了一步独出心裁的棋。
“我建议，”他说，“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不送交法庭审判，而把这个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
斯大林知道，这同荒谬绝伦和无法无天的“开除、审判、枪决”毫无二致，但表面上他扮演了调解人甚至是“人道主义者”的角色。在斯大林建议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心中很可能又萌发了一线微弱的希望。自然，斯大林作了小结以后，大多数委员会成员表态就容易了：
“我赞成斯大林同志的建议。”这样说的有克鲁普斯卡娅、瓦雷基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另外一些人（柯秀尔、彼得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像波斯特舍夫一样，赞成“审判，不枪决”。但是历史也不会忘记，科萨列夫和亚基尔这两位紧接着就成了不法行为牺牲品的人，在斯大林建议后仍然赞成“开除、审判和枪决”。我们看到，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审判之前就宣布了判决；其他人讲了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似乎并未预先注定可怕的结局。主持委员会会议的米高扬没有公开表态。经过逐个征求意见，决定再一次进行表决。现在已经是一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
（１）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２）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个有论据的决议案。
委员会主席阿·米高扬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紓紛矠
斯大林明白，还需要再准备一次审判案。其结果如何，“领袖”是很清楚的。
会议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刚刚走出会议室就被逮捕了。从此开始了长达１３个月的时期，直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悲剧终场，而同他们一起的还有许许多多可能潜在地反对“领袖”个人专权的人。
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
（１）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
（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
（３）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紓紜矠。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4）
这里已经不再称每个人为“同志”，也不再称他们为“两同志”。
但是斯大林还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党太了解他们了。需要一次审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进行审判，还需要时间。
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导演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两难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这个特点是需要强调指出的，因为哈姆莱特的两难推理只涉及哈姆莱特。而斯大林是在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领袖”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剧。
中央全会的决定变成了强大的推动因素。还在１９３７年３月份，各共和国和各州就举行了党委全体会议。会上不仅传达了“领袖”的指示，而且报告了执行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诺夫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５日在列宁格勒作的报告中的几段话：
“布哈林和李可夫原来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无区别。这是同一帮强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为无耻、卑鄙、丑恶得无以复加。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想从他们口中听到真话。可是他们丝毫不以人的态度对待党，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只是一味说我们无权审判他们。”接着日丹诺夫竟然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员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说，布哈林绝食是演戏：“夜里１２点吃得饱饱的，到上午１０点就宣布绝食……”紓紝矠
日丹诺夫还必须讲讲在列宁格勒展开的揭露“敌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铁路线和十月革命铁路线发现了８个暗害集团；在市内各工厂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军区和党的机关发现了１０个集团……”在很短时间内，在所有的区委都发现了“敌人的巢穴”：维堡区——１３人，瓦西里耶夫岛区——１２人，基洛夫区１２人……共计２２３名党的工作者。“请想一想党的机关是多么不纯！”
日丹诺夫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渲染敌人在这个城市——革命摇篮肆虐的情景。“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有１８３名毕业生。其中３２人已被逮捕。现在留在列宁格勒的１３０人中，３人被发现是人民公敌”，紓紞矠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论家和恐怖实践家在全场一片愤怒声中继续说道。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怒吼声。相反，由于恐惧，人们的困惑和痛苦却只能强忍在心，不敢流露出来。
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却依然存在。彼尔姆的８０高龄老战士Ｋ·Ａ·库热拉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呆在遥远的科雷马劳改营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吓醒……”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1）
根据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后的审判”。艺术家们在圣像画《最后审判》的画面上，描绘了人们为尘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种种惩罚。强盗——上绞架，贪财的人——把滚烫的金水灌进喉咙，放荡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下火焰地狱，不关心同类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狱。这些老圣像画匠也描绘了一个张皇失措的人，他张开两臂，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却作孽多端。诽谤者因为恶语伤人吊在绞架上。在这些圣经画上也能看到残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虫”贪婪地咀嚼他们的肉。但是，看了这些老画匠的创作仍然难以理解，这些不正直的法官践踏最神圣的东西——正义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对于镇压原来的和潜在的“反对派”的不正直的法官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政治审判案的总导演知道他想要什么。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绝不拒绝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这一点。请注意，在他的图书馆里实际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很喜欢。特别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托洛茨基在这里写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阶级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发动武装起义，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当它（革命的阶级。——本书作者注）遇到武装阴谋、暗杀和叛乱时，它就要对敌人进行严厉镇压。镇压的形式或程度问题当然不是‘原则’问题。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退出舞台的反动阶级，可能十分有效。恫吓是强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当然，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１５年前就已经讲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这些处方，但把它们用在了按他的话说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的时期。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时候也把大规模镇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诺夫正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在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的主旨的：“镇压有教育作用。”紓紡矠当然，有人会问：“镇压的含义是什么？至于斯大林怎样理解镇压的实质，这未必还有疑问。说到这里，我想离题说上几句。
我的著作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读者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把斯大林的镇压放到“括号外面”。他们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动，分析他的“功绩”和“建树”，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镇压，即使提到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身上。这就发生了传记中的一种独特的“脱层”现象：只承认这些人相信的事情。当我阅读“由于”斯大林而牺牲、而无辜牺牲的几千人的案卷时，我仿佛听到了他们从早已逝去的过去发出的呼声：永久的困惑、万分的忧郁、绝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让这些企图为暴君辩护的人看看这些案卷。镇压——个人独裁专权的极端表现——是登峰造极的不道德行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恶毒又狡诈，他需要在党、人民和历史面前提出“开脱自己的”论据。他本来没有这种论据。他就伪造、杜撰论据，特别是借助于政治审判案。在幕后导演这些审判案的斯大林，追求着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之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所谓“１７人”审判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皮达可夫这个被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还有１６名被告。审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托洛茨基借助于这些人组织了暗害活动，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以至具有坚强意志的皮达可夫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说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可能掌权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战争以前掌权的可能性，第二个方案是在战争期间掌权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设想，据他说，通过恐怖主义的集中打击来实现第一个方案。他指的是同时对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首先是对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助手，采取恐怖行动。第二个方案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最大，这就是军事上的失败……”紓紣矠接下去所讲的全都是这种调子。斯大林制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纠缠和欺骗；制服皮达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则是刑讯。
还有一场演出，即所谓“２１人”审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这个案件中准备镇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难者。
斯大林想借助于这些审判案对托洛茨基原来的（主要是原来的）拥护者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谴责他们是进行“间谍、恐怖、杀人、放火活动”的“一伙暗害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决斗”还在继续。决斗不能不分胜负。难怪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几页纸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出现了５１次！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他们的难友案件的起诉书也有类似的情况。当审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总是从墨西哥暗示说，是的，“审判的是他的同道者，然而是因思想而审判的”。例如，托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