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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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分子企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主要突击方向、战争开始日期以及战争的战略意图等方面迷失方向。朱可夫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从广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们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这样一些事实。但当时，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之后发现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瞾矌矙矠
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处置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的不少情报时，甚至连总参谋部也远非全部都告知。例如，丘吉尔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电报，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就干脆认为企图尽快使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结果伦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后过了好久才到了总参谋长的桌子上。还有不少其他的情报和报告，斯大林实际上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
有一次，我在同前党中央书记、昔日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从他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情况。
波诺马廖夫说：“１９４１年春天，好像是５月底，两位从‘那边’来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某处和我见面。他们激动地谈到德国正在苏联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谈到无数军用列车装载着坦克、大炮、汽车日以继夜地向东开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准备军事进攻。
“我把情报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专门谈了一次，过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诉我：
“‘斯大林听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消息很平静，并说这决不是这类信息中的第一个。但是他说他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例如，昨天他们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计划，对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提供了机会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诺夫将第一个去南方，可他还是边境一个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谈到这里，照季米特洛夫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谈话就此结束了。”
波诺马廖夫发议论说：“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状况呢？是对危险性估计不足？是自信？还是认为事态就是将按照他斯大林所计划的那样来发展这样一个固执的念头压倒了一切？”
诸如此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扎哈罗夫以及其他许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说得对：战争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穿着一个愿望——避免战争，不让战争爆发；而这又使得他相信，情况真的会这样。但是，难道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过，到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威力将达到８００万兵力、１２万辆坦克、５２万门火炮、近２万架飞机吗？难道还看不清楚，德国不可能使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长时间地闲呆着吗？难道“领袖”还不知道，这个庞然大军的主要力量已经集结在东部了吗？
客观地说，斯大林还收到另一类报告，如关于“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关于“德国军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关于“国防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等等。从柏林通过专门渠道经常发来消息说，集结在东部的德国军队进行着一些几乎是和平主义的议论：“如果德国卷入对苏战争，那她将失败”；“这场战争将使人民遭殃”；“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想回家”瞾矌矚矠。这种情绪可能也会有，但问题主要在另一方面，这类报告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不排除所有这些谈论“情绪”的材料也是一种巧妙的假情报。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8）
正如朱可夫对西蒙诺夫所说的，１９４１年初，关于德国军队在波兰集结的消息猛然增多的时候，斯大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写道：“这种情况使我们吃惊，并且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希特勒打算跟我们打仗。”希特勒给斯大林回了一封信，也是私人信件，并且正如他在信中所强调的，是一封密函。他在这封信中写道：这些情报是可靠的，在波兰确实集结着大量的兵团，但是他相信他不会比斯大林走得远，他应当说明，他的军队在波兰集结不是针对苏联的，他打算严格遵守签订的条约，他以一国元首的人格担保。元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论据，据朱可夫说，斯大林看来是相信了，说是德国西部和中部的领土遭到英国的猛烈轰炸，英国人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领土，因此元首不得不将大量部队调往东部。
而德国武官克斯特林格在同苏联官方人士接触时又添油加醋，经常说什么“现在我们的部队得到解脱，让他们休整休整吧”瞾矌矝矠。
同时，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７日由铁木辛哥、总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和总参谋长朱可夫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训令“关于１９４１年冬季战备的检查结果和对夏季的指示”，根本不谈西部各军区的任务，不谈提高警惕、加强装备、巩固防御，不谈如何准备反击空军的密集袭击和大量坦克的入侵。只谈“战士单兵训练中的缺陷”这样一些老一套的意见，完全没有作战性质的指示瞾矌矞矠。战争已迫在眉睫，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眼看就要猛烈开动向东部冲过来，而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却如此行动，似乎只要斯大林不愿意，希特勒根本就不想迈出他那不祥的可怕的一步。
而当时情报机关送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越来越多。基辅特别军区情报处处长邦达列夫上校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底报告说，新的坦克、炮兵和步兵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到柳布利诺、克拉斯诺斯塔夫、扎莫希奇、格鲁别什、托马舒夫、别尔热茨等地区。情报处处长在他的结论中分析了形势，强调指出：“向与苏联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的情况仍在继续……战区的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瞾矌矟矠西部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军区参谋部情报处处长布洛欣上校也向自己的司令部报告说：“根据一系列经过核实的情报，德国针对苏联的战备工作最近以来，特别是从５月２５日以来，进行得更为紧张……”报告特别谈到，一个派到苏联国土上来的德国间谍在受审讯时说，“他最晚要在６月５日把情报带回采哈努夫城，因为有人告诉他，对苏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就要开始……”瞾矎矓矠这样的情报不只是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收到，而且莫斯科也收到了。
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的国防人民委员派了几个工作组去边境各军区检查坦克部队的情况。那么其他部队呢？６月１６日，根据检查结果向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机械化部队司令部发去了密电：
通过对基辅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以及红旗敖德萨军区的坦克部队的检查查明：
１．对战士和指挥员的训练同机械化部队战备的主要任务脱节，因此训练目的不明确。
２．火力准备处于低水平，比火力准备计划的规定落后一两个月。
３．机械化兵团内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制订得少而差。
４．摩托化部队当作步兵部队来训练。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战斗使用中的作用和性质。
５．无线电兵的培养工作至今仍处于低水平。
６．炮兵部队尚未掌握从开阔的阵地直接瞄准时操作炮火的技巧，这门课根本就没有上过。
７．夜间作业当作例外进行，而且只在某些部队内进行。夜间行动的训练没有形成制度……瞾矎矔矠
诸如此类的不足之处整整“数落了”１７条。但是在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签署的训令中还是根本不谈与加强战备以反击德军必然的进攻有关的重大作战问题。他们似乎被斯大林的信心——只要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战争就不会爆发——弄迷糊了……
而在许多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在作战方面、技术装备方面、动员方面。还在上述那些事件之前，斯大林就派了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扎波罗热茨去检查西部边境筑垒地域的准备工作。扎波罗热茨带了一个工作组沿着修筑了防御阵地的新边界线察看。他给斯大林的报告（同时也送给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并不令人宽慰：
在我国西部边界的筑垒地域大部分没有战斗力。已经建成的战斗工事（地堡）没有应有的装备……筑垒地域没有必要数量的常驻的和受过专门训练的部队瞾矎矕矠。
斯大林将报告转给国防人民委员，要他严厉追究执行者营建筑垒地域体系动作缓慢的责任（这些地区，很遗憾，从战争一开始就没有起到它们预定应起的作用）。斯大林着急，催逼，可是到了真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又表现出惯有的谨慎态度。
据朱可夫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不顾军事领导人的坚决要求，断然禁止使西部各军区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他惧怕“挑动”德国人的心理简直到了失常的地步。当然，斯大林力图不让希特勒有发动军事进攻的借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应当明白，德国未必会只是因为受了“挑动”才向苏联发动进攻，除非它的战略计划中有这样一条。然而，无论是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还是朱可夫都无法找到足够的论据来证明，治标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这样一来，军事战略上与确定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有关的失误，由于斯大林顽固地不愿正视祖国已面临战争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在此同时，希特勒召开了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会议过程中听取了将军们关于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的汇报。他们向他报告说，自５月２２日起德国的铁路部门实行快速运行计划，部队的集结工作将于６月１９日结束，部署在维斯瓦河以西的空军第一突击兵团将于２１日傍晚把基地从低空转移到靠近苏联边界的机场去。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元首对计划只提出了一个不大的改动：把进攻的开始时间从６月２２日的３时３０分改为３时。
斯大林在收到这些令人不安的、而且后来事实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没有下决心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适应战役战略部署计划。如果能及时地、果断地并尽可能秘密地实行必要的作战措施和动员措施，那么战争初期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了。我想，对斯大林这个时期的行动，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作了十分中肯的评价：“……有足够的理由争取推迟苏联参战的日期；斯大林抱定方针不容许发生有可能被德国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的事情，从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需要看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过错（确实是过错！——本书作者注）在于，他没有看到、没有悟到应该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这种政策就变得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越这个界限（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以最快的速度使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备，进行动员，把全国变成一个军营。看来应该把时间适当推迟，到哪天都行，最多不超出６月份，但是可以秘密进行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完成。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德国已经准备好向我国发动军事进攻，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隐瞒是很困难的。惟恐西方会议论纷纷，说苏联有侵略意图——用不着担这个心。由于种种不取决于我们的情况，我们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必须坚定地再向前迈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瞾矎矖矠也许这样做总共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谁说得清呢？如果要求西部各军区进入战备的训令哪怕早几天发出就好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妨碍了一切。
很难不同意这些清醒的议论，但……如果这些议论在战争前夕就发表出来，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斯大林周围的军政人员中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相信华西列夫斯基英明地但又是过迟才说出的那一点点真理！朱可夫在谈到军人们在这个最严重的战略失算中应承担的那一份罪责（还不小呢！）时也说：“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人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向他证明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实施。”瞾矎矘矠请读者注意“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个词……
一个领导人的伟大、英明、成熟看来就在于，恰恰是领袖应该使周围的人相信自己所作决定的正确性。列宁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碰上了斯大林那很成问题的领导作风，他实际上常常简单生硬地否定可供选择的建议和决定。斯大林在表达意志时刚愎自用，不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旨在迫使敌人执行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但是意志如果同英明结合起来也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的刚强的理智在上述情况下表明了它的某些成分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既定目标：防止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愿望似乎把其余一切都推到了次要地位，因为为了达到目标，按“领袖”的看法，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当我们试图根据对当时一些具体事实的分析来剖析斯大林的精神世界时，我们看到，“领袖”之所以固执，是由于他过分自信，不能承认自己所作决定的错误，非常自尊。这种往往“不受监督”的、近似于倔强的固执，最终又损害到产生固执的意志本身。结果固执在某个阶段似乎麻痹了意志，并且突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这种羁绊来束缚意志。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极其需要、极其重要的步骤。斯大林这个无疑是意志坚强的人，在战争前夕的最后几天，特别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就是这个样子。意志变成倔强，就听不进理智讲的道理。照恩格斯的话，这就是“盲目的倔强”，它同理智的论据发生了冲突。
对所有这一切，我再强调一遍，斯大林不具备预见的才干，不能窥见一点未来，不能看到今日的存在的地平线那边。他继续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现在，陶醉在符合心愿的想法中。他没有本事“超前”反映存在。否则，难道他不能预见到——例如预见到——在战争前夕镇压几万名高级军队指挥员的后果？当然，可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个人的考虑，然而不管怎样，这痛苦年代的悲剧总能证明“领袖”不仅在道德上有很大缺陷，而且预见未来的能力也有限。在分析战争前夕军事政治形势时所犯的错误，就是无可争辩的证明。
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道德、意志、理智等方面的缺点，在一个普通人、一般人身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弱点，但是在像斯大林这样一级的领导人身上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战争前夕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纠正”过来。我们习惯于说，这里再次表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却很少分析为使这种作用得到承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分析一下付出这种代价是否明智（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用一章来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领导各族人民的领袖是真伟大还是假伟大。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9）
在历史舞台上人民是主要角色。但是他们常常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