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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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即他说的新的“突击队”的建立，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2）
斯大林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十分可疑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根据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旗帜似乎被抛弃了。他号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举起”这些旗帜。斯大林像在旧日“共产国际的”２０年代一样，又对“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胜利”表现出坚定的信念級紦矠。斯大林的单维的思维似乎停滞了。没有一点新东西。难怪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很快就在当月《真理报》上出现了题为《社会党叛徒在米兰聚会》的论社会党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文章。什么“头目”、“奸细”、“罪犯”、“叛徒”——这就是文章的用语。在共产主义运动、劳动群众争取自身社会权利的斗争以及整个国际关系方面，斯大林遗产的特点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理解进行根本转变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显然落后于世界已开始发生变化的陈旧传统立场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罢了。
我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交谈过，最富有洞察力的人当时觉察到，斯大林已经在明确地考虑他死后的事，例如他的遗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异乎寻常的长篇讲话。在辛辣的言语中带有责备的口气，他好像是表达了以下的疑虑：他的战友们能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吗？能在内部困难和帝国主义面前不投降吗？能在新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勇气和坚定吗？
今天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后的公开谈话中责备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卫军”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遗产”——强大的、阴森的、长久不变而且定了型的国家……会落入不可靠的人们手中……“领袖”明白，他的名字、事业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体制范围内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别的体制将会否定他的主张。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者在整个漫长岁月里创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规定的方法行使职能的，这就是：高度集中化，实行独裁的民主环境，以强迫手段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认为，要保证这种国家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资本主义”概念上的剥削不存在了，人们在自己的贫困方面和高度依附于机构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了“忘我劳动”的机会。当十月革命积蓄的巨大力量尚未开始枯竭的时候，苏联人常常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但是，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套精心设计的办法的日益广泛运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社会被动性、漠不关心和因循守旧的心理。大量使用强迫劳动和放逐，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对任何一点点异己思想的表现进行不断惩治的威胁——用这些办法来“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当然不但不能谈论自由，而且连想一下也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党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党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党，而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团体的同义语。斯大林到死都喜欢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几代人都是在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观方面，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观点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阶级观点。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纳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之中，作为这个公式基础的是如下一个定理，即：阶级斗争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人道主义的观念、全人类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本身被宣布为异端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好像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连一句也不能提。对党员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对所有异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强硬的不调和态度。阶级观点和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化，为强硬、暴力、不容忍作辩护。阶级观点把斗争提到首位，而妥协、共处、一致和合作则成了次要的东西。这在对外政治事务中导致了对抗，而在国内则为暴力、恐怖辩解。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的绝对化成了政治思想战的通用理论。
斯大林经常称为“军队”的党的团体逐渐变成了分支林立、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斯大林留下来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列宁的特点。顺从而自动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思想，使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党员变成了一群执行者。斯大林的“创作”印记在这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清晰可见。因此，不能不承认，不仅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要为斯大林主义承担责任，而且党也要承担责任。
最后，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遗物时不考虑独裁者为惩办机关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就看不到斯大林“遗产”的全貌。经过斯大林的筛选，在这些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都是“领袖”无条件信任的一帮人。叶若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卡布洛夫、谢洛夫、德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为斯大林安全献身的人，都对国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劳动者和著名活动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请看下面的实例。
贝利亚周围的一班令人恐惧不安的人马中的一员干将——谢洛夫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是战后了）写道：“我已经报告了关于驻德国的占领军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不客观态度。捷列金开始搜集各种‘事实’来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代表，并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们汇报给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说，有５１列车战利品发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有大量事实说明，捷列金将军在企图损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名誉。我的结论是，捷列金将军非常仇恨内务人民委员部……”瞾矈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事实”。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送进政工人员进修班，这时“机关”内部则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把结果呈报给斯大林。经过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难而且常常是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参加过全部战争的人，因进行“敌对活动”被捕了。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２款判处在劳改营剥夺自由２５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斯大林之死才给捷列金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同惩办机关代表发生极小的磨擦、向他们白一下眼和些许表示不恭，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东西。列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在大震荡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权。它还不完善并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宁在人民政权中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顾法国革命时，对倒退运动的不可逆转和存在残忍扑灭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对他来说，“热月”一词是旧事物复辟、反革命和叛变的标志，是对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进行欺骗的标志。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词的地方使用“热月”一词并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领袖”则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那种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危险性上。这种危险性是具体的，即“人民公敌”的存在。这个对苏联历史来说是令人痛苦的名词，是从１８世纪传到我们的悲惨的现实中来的。对斯大林来说，“人民公敌”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甚至是潜在地对独裁构成威胁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巩固独裁上，自然是冒充为“巩固社会主义”。为此，需要一个他亲自创建、领导和监督的庞大惩办机器。
在人民、国家和党之上布满了可怕的惩办机关网。暴力的绝对化，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建立一个监视每个在威胁面前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公民的庞大体系。“领袖”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它变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生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
但是“领袖”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建立的社会的稳固性。他死后，真正过了不多的几个小时，继承人就开始背叛了他的遗训。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就开始了十年的苏联改良主义时期，它触及了生活的一切领域。这十年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特别是同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的那些改良不应估计过高。这一时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点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彻底、言犹未尽。但是最主要的已经作了：结束了盛行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怖状态。自由获得了实现自己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遗产”开始腐烂时发生的。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3）
今天我们观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仍然好像在鸟瞰历史。我想再过几十年，苏联人民史册上的这些黑暗的篇章从更长的时距上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准确得多。过去的事离今天太近，它还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顶峰。在描述了它即顶峰之后，我不企求显现冰山的全貌。
我再说一个近乎异端的思想。可能是极其异端的思想。其主要之点如下所述。读者记得，本世纪初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轰动一时的抨击性预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当时把它评为独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现在我想许多人对这个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缺乏才能，然而倾向神秘主义，他预言般地写道：“不要怕任何诱惑物、任何诱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会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内部的、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个——奴隶性和最坏的奴隶性——市侩气和最坏的市侩气——下流气，因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而是新的实在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绘的还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瞾矈矔矠
批评家们把奴隶理解成无产者，想来是徒劳的。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抨击性小册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里谈的是“精神的奴隶性”。按他的说法，独裁者、“由官阶表构成的万里长城”、“东正教的形式主义的死板实证论”和“黑帮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隶性中存身。实际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奴隶性和下流气是反自由的同义语。可能，作家并不想看得那么远，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仅仅借助于“宗教界舆论”和知识界的复兴来拯救俄罗斯，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践踏自由总是造成出现“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胁。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的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现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无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结成紧密联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条主义的下流人对抗的话，这种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辩的。而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些，是因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总是越明显地出现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这一真理对２０世纪初来说曾是正确的，我想到了２１世纪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长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读他的作品的方法与本世纪初人们在血淋淋的阶级会战的慌乱中的读法不同。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类的真理存在着，它们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它们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智慧的无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对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遗产”是绝对不能列入这些范围的。
“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独裁制度下表现得最凶狠。而看起来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权力集中在很少的几个人手中，最后又把它交给一个人。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性。他在革命后立即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抗议时写道：“……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一切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使所有委员会充满了这些亲信，不费力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到那时我们就真的不会有党内的多数和少数了，因为我们那时就会实现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普列汉诺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当谈到青蛙为自己请国王时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