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高层政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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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头脑中的设想付诸实施之时，特别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魄力。当习仲勋听了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他们有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
回到省委后，他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全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份汇报材料是习仲勋在到广东工作了七个月之后形成的。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1）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的工作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与一同在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会国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 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会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便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思考广东加快“四化”建设进程的出路。习仲勋对同去调研的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不久，他和当时的省委领导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汇报时，习仲勋再次将他的建议向中央做了陈述，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赞许与支持。之后，习仲勋又单独向邓小平做了专门汇报。小平同志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14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这次一直扩大到省、地、县三级。会间，习仲勋向到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的体制。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尖锐、直率、坦诚，这就是习仲勋的性格。
5月中旬，谷牧就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于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两省文件起草完毕后便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了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2）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率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中央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对此，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坦言道：“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广东在中央统一领导 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在实现‘四化’中先行一步，为全国摸索点经验，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使广东在实现‘四化’中先走一步做出贡献。”他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不提，后天也要提，中国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要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同志们团结起来，振作起来，为搞好试点而努力。
历史对于新长征路上的一名“老兵”，有着这样一段“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记录：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与许世杰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地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3月12日他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号召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绿化工作；1979年4月4日，习仲勋等到广州火车站参加港穗直通客车恢复行驶典礼，并欢迎时任港督麦理浩乘坐第一班直通客车返港。粤港之间的政府间交往从此开始了。就在此半年之前，习仲勋已指示广东省水利电力厅与港方在1978年10月11日达成增加供水的协议；10月12日，正式开通了广州至香港的客运班机。10月17日，香港至广州的飞翔船客运航线正式开航。港报的一篇题为《习仲勋拂晓探市场》的文章，披露了1979年12月，习仲勋率团访问澳洲后途经香港时，考察香港市场时的情况。1980年4月，习仲勋到了海南县，几天的调研之后，他问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他鼓励县委领导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先走一步。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9月2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便赶赴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中央书记处用了两个上午的时间，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并做如下纪要：“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的优势，使两省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10月20日，港督麦理浩再度到广州访问，就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合作等问题，与习仲勋等省委领导会谈，三天后，双方圆满达成协议。
1980年11月，习仲勋奉调到中央工作，此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对外经贸发展已初见成效，一些大的合资项目：核电站、广深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珠江三角洲公路桥等，都在共同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京广铁路衡广复线准备复工，广梅汕铁路正在勘探规划，广深公路正在改造，黄埔电厂正在建设，沙角电厂即将动工……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习仲勋及所有同行者们的心血。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当代中国的开放，当属广东。而习仲勋作为“文革”之后的广东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当然功不可没。 一段亲缘埋下伏笔 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一段亲缘由此埋下伏笔。
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廖汉生出生在湘西桑植县长瑞乡的一户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6岁那年，拿着母亲用竹子编制的书夹子，由父亲背着，走出好几里山路才来到一家私塾。当时虽有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启蒙教育仍以传统的塾学为主。于是在《论语》、《诗经》的诵读声中，廖汉生先后在乡下的四家私塾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贺龙的家乡就在廖家与桑植县城中间的洪家关村。1916年农历二月，贺龙率领21名弟兄，手举菜刀和马刀，劈了桑植芭茅溪盐务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农民武装，竖起了“讨袁护国”的义旗，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父亲廖兰湘，青年时期曾在省城长沙读书，与革命党中的林伯渠等人有过接触，在思想上比较倾向革命。后来受到贺龙的邀请，廖兰湘毅然投笔从戎，做了贺龙的副官，人称“廖师爷”。
一天，贺龙的队伍从平坝子路过，廖汉生和村里的一个孩子跑到路边的田埂上看“过兵”。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到廖汉生的面前：“你是谁家的伢子？胆子这么大，也敢看兵哟！”当时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兵，一听说过兵就会赶紧躲开。也许是这个军官给人的感觉非常和蔼，廖汉生非但没有跑走，反而镇定地告诉他说：“我是廖家的。”
听了廖汉生的回答，那人又问：“你父亲是哪一个？”廖汉生又告诉了他。
“好！”那人高兴地笑了，还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连声地说：“好！好！……”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率队走了。这时的廖汉生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那个威震湘西的“活龙”。
不久，廖兰湘向贺龙提出请假，说要回家给儿子订亲。一听此话，贺龙忙问：“是我见的那个吗？”廖兰湘回答说：“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于是，贺龙顺势说：“我也给汉生做个媒吧。”“那当然好啦。”廖兰湘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贺龙的几位亲姊妹中，贺民英是大姐，贺戊姐是二姐，贺满姑、贺戎姑为妹妹。贺龙介绍的女方不是别人，正是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这一年，廖汉生还不到10岁。过端午节时，廖汉生跟着父亲的护兵王青骑着骡子到了桑植县（贺龙司令部的驻地）。两天后，在见过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之后，这门亲事就算正式地定下来了。廖汉生就这样与贺家结下了亲缘。
1921年，廖兰湘患暴病，在贺龙军中去世了，留下廖母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儿女生活着，此时廖汉生与肖艮艮刚刚订亲不久。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听从亲友的劝说，廖母送儿子汉生只身前往桑植县县立高小读书。1925年，在贺龙的安排下，廖汉生等三个孩子又被送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小插班就读五年级。由于交不起学费，一年半后，廖汉生最终还是回到了县里，在桑植高小以第五名的成绩毕业了。 廖汉生革命生涯（1） 贺龙问：“大姐她们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廖汉生不假思索地说：“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1927年春，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波及到湘西山区，桑植县正筹备成立农民协会。这时，反动乡长仗着手中的几十条枪，筹备回乡镇压农民运动。廖汉生在家里待不住了，决定投奔贺家姐妹。这一年他才17岁。 乘贺龙的部队退往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大山里的机会，反动武装向贺家姐妹率领的游击队发动了疯狂的报复。为了躲避敌人，贺戊姐带着儿女暂住在了廖家。由于当地有规矩，青年男女如果没有正式结婚是不能见面的，但为了躲避敌人，双方家长商定，给廖汉生和肖艮艮成亲。
这年腊月，天气格外地冷，山里再也不能住了，他们悄悄地回到了戊姐的家。让他们惊愕的是：满姑被团防队长张恒如抓到后交给了国民党，被凌迟处死。这对廖汉生的刺激很大，他由此更加坚定了与贺家人一起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29年初，贺龙率红四军先后攻下鹤峰、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1930年红军东下洪湖，廖汉生随贺民英游击队留在湘鄂边苏区坚持斗争。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了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的“清剿”开始了。游击队不得不躲进深山。隆冬，大雪封山，队员们生活越来越艰难。据廖汉生回忆：他曾跟着贺民英下山寻找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些，也不过是些黄豆和两个南瓜。在回山的路上，由于害怕留下脚印，他们只能光着脚蹚着河走，加上怀里又抱着东西，走起来很吃力，有的时候还要在冰上爬，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山里，脚上被划出很深的血口子，疼得钻心。
终于熬到了出山，当找到贺龙的部队时，廖汉生意外地发现了游击队里的小伙伴朱胜文已经是红军中的一位师长了。少年气盛的廖汉生，当着贺龙、贺民英和贺戊姐的面说：“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了，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当红军。”
当时贺民英率领的游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