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高层政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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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名教授萨格登先生。当教授问及卢嘉锡的研究方向时，他断然选择了放射化学。为此，萨格登先生颇为赞赏。
　　在萨格登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卢嘉锡写出了题为《放射性卤素的化学浓集法》的博士论文，并发表于英国国际权威刊物《化学会志》上。在人造放射性领域，卢嘉锡是最早实际进行定量研究工作和首次成功地分离出放射性高度浓缩物的化学家。
　　取得最高学历并不是卢嘉锡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科学是无止境的，此刻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到一流的科学家身边工作和学习。不久，萨格登先生便把卢嘉锡推荐给了20世纪杰出的美国化学家鲍林教授。
　　在加州理工学院，卢嘉锡被接纳为客座研究员。在跟随鲍林的同时，卢嘉锡发现这位导师有着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就能大体想象出该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无形中，卢嘉锡在大学时期就形成的“毛估”思维，由此得到了催化。追随鲍林共同工作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四年半。1944年，卢嘉锡应聘到隶属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第十三局所属的马里兰研究室工作了一年。在燃烧和爆炸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获得了科学研究局OSRD颁发的“成就奖”。　　　与“三”字结缘（3）　　　1945年，中国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卢嘉锡的归国之心终于无法按捺，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热望。于当年11月21日离开旧金山，12月上旬到了祖国上海，1946年元月由上海回到了厦门大学，实现了报效祖国的诺言。　　　伉俪情深（1）　　　两校相争，卢嘉锡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组织疏散，王亚南有了新的发现。卢唐“共价键”展现出一代科技巨人们的风采。伉俪情深，卢嘉锡无悔的选择。
　　正当卢嘉锡乘坐轮船在海上航行之际，关于他回国的消息已在国内传开了，卢嘉锡成为国内知识界广为关注的对象。1944年和1945年，卢嘉锡曾分别收到了厦门大学萨本栋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邀请电函，言辞十分恳切，盛情邀请他前往各自的学校任教。　　　1946年1月3日，卢嘉锡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鹭岛。探望了怀念已久的母校厦大，不想竟再也走不脱了。接替萨本栋校长的汪德耀先生找到了卢嘉锡，再三恳请他留在母校。此时，浙大胡刚复也发来了电报，催促他“早日来杭”。并且在聘用卢嘉锡的问题上两校互不相让。
　　面对眼前难于割舍的“情”和“义”。卢嘉锡进退两难，一边天天派人上门“蘑菇”，一边电报猛催。据说后来经朋友调解，最终才达成了一个两全的“协约”——卢嘉锡交叉往返于厦杭之间。
　　卢嘉锡在1946年秋季首次赴杭讲学，《厦大校刊》便作如下报道：
　　“本校化学系主任卢嘉锡先生，近应国立浙江大学之邀，前往该校讲学。卢主任11月30日搭飞机飞沪转杭，讲学3个月，约明年3月返本校任教……”
　　南来北往，卢嘉锡的教学生涯从此拉开了序幕，所未料到的是，他在母校一干就是14个年头。然而，与此同时，他作为教育家的盛名于此便传扬开去。
　　许多卢先生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听卢先生讲课特别轻松，他能化抽象为形象，化艰深为平易，化枯燥为幽默，且入木三分，让人听了有如沐春风，如入胜境。据说为之倾倒的不仅仅是听课的学生，还包括听过他讲课的教师甚至资历相当深的教授。事实上，善于运用既形象又贴切的比喻来帮助学生消化一些难于理解的概念和理论，正是卢嘉锡教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有数字表明，截止到1966年，厦大培养出的63名研究生中，有41名是化学系学生，占全校研究生人数的三分之二。由此所不应忽略的便是卢先生对于厦大化学系的贡献。
　　1948年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当局派人劝说卢嘉锡到台湾去。他对同事们说：“台湾我是不去的，我不相信共产党来了我就不能做好工作！”不久，他便和许多师生们一起投身到由厦大组织的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之中。
　　全国解放不久，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由于厦大理工两个学院教学工作经常受到困扰，学校1951年春奉命组织疏散。
　　经校方研究决定，理学院疏散到龙岩东肖（即白上）。工学院疏散到龙岩城关。经过300公里的跋涉，师生们终于走到了龙岩，当时令理学院师生们喜出望外的是，目的地的一切都已安排得井井有条，只见胖乎乎的卢嘉锡院长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不禁令大家惊叹，他是怎么把这里搞得有条不紊的呢？原来，在此之前，卢嘉锡早已先对白上进行了考察，所安排的一切全是此间筹划并联系好的。内迁工作就绪，很快学校便恢复教学。
　　《资本论》翻译者之一的厦大校长王亚南对理学院的内迁工作表示满意。并且从卢嘉锡身上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他惊奇地感到，卢嘉锡不单学识渊博，具有非凡的教学才能，而且很有组织管理能力。不久，卢嘉锡便被提升为副教务长，兼顾理工学院，学院还派教务长章振乾驻龙岩主持两院行政工作。
　　担任校主要领导人后，卢嘉锡就不能只顾理学院的事情了，只要是厦大的事情他当然要参与。在龙岩城关和东肖这条蜿蜒起伏的山路上卢嘉锡不知往返跑过多少趟。就连当地人都熟悉了他胖胖的身影了，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胖院长”。胖院长是个极好说话的人，别人搭“单”车只花5角钱，而他得花6角，那是因为他“胖”嘛！他笑笑说：“挺公平。”　他一上车往往就习惯地拿出书来，一手扶在车上，一手拿着书，便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　　　伉俪情深（2）　　　时光如梭，转眼间已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在第二届全国固氮学术会上，有两位十分引人注目但又容易让人混淆的科学家总是形影不离。几乎一样的块头，同一年出生，都戴着眼镜，同样的大嗓门，又是同样的豪放热情、健谈、执著和诚恳。有如同样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便是遨游于微观世界中的卢嘉锡和唐敖庆。人称“一个共价键联结着的两个原子”。而联结他们的“纽带”则是他们各自所携带的“高能级”的学术思想。学者间的友谊和事业上的相互支持，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键合”效应。于是，由他们提出“结构与性能关系”的中　　心课题和有关现代化学的发展趋势，代表了当时我国有关学科的最高学术思想水平。并分别被誉为我国“结构化学学科”和“量子化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起，卢嘉锡已经把事业的重心从高校转向科研所了，而且主要精力投放到了创办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领导有关的科研工作。而唐敖庆的更多精力则倾注在了高校讲坛和纯学者型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共价键”的结合力还不仅限于两个原子之间，还有吴征铠、徐光宪以及与卢唐交往过从甚密的蔡启瑞，所谓的“固氮三人行”就是指的他们三位。几位科技巨人相会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各展“奇才”，卢嘉锡特别擅长的是开玩笑，唐敖庆则是“故事大王”，只要“侃”兴一来，什么伤脑筋的事情都会被他抛到脑后去。而素有“扬州才子”雅号的吴征铠则喜爱琴棋书画，他常挂在嘴边的信条则是：“凡事该认真时则认真，可以不认真时就不认真。”这也许就是他虽年长于卢唐但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的秘诀吧。虽说相见时短，相见也难，但相聚时的最大收获莫过于难得的轻松了。
　　在卢嘉锡一步步地向人生金字塔顶攀缘的同时，他的妻子——一位默默无闻的女性吴逊玉在为他支撑着一个五男二女的大家。
　　逊玉是卢嘉锡少年时期的女友，也是卢东启老先生的学生和义女。早年在“留种园”私塾学习的时候，逊玉的作文经常受到“小先生”的好评。久而久之，“小先生”卢嘉锡由文及人，开始留意起这位平日喜欢在发辫上插朵小花日渐俏丽的少女。而每每脑海里掠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时，原本生性开朗的卢嘉锡便会显出一些不自在的神情来。而逊玉呢？冥冥之中，为了得到小先生的赞许，时常是绞尽脑汁作好文章的。
　　在1936年农历二月十五俗称“百花生日”的那一天，这对自由相爱的恋人，终成了眷属。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况且逊玉又是一个娴淑能干的好妻子！一年以后，也就是在卢嘉锡出国前六个月，他们的长子嵩岳出世了。从此，在漫长的战乱岁月中，从小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逊玉尝尽了人生的艰难。
　　伴随着卢嘉锡的事业有成，他们的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了，有的当了总经理，有的成了副教授，还有的从事科研，有的出国留学——唯独他们的母亲依旧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毕生的心血融入了丈夫、儿女的事业和成就中了。
　　一谈到子女，卢嘉锡总是抑制不住对逊玉的感情，“她总是最支持我的。”他说。1989年，当中央做出规定，高干子女不能经商的时候，年过“知天命”的嵩岳，正在担任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卢嘉锡执行中央决定历来都是很认真的。他郑重地向中央做了汇报，直到嵩岳的单位回复卢嘉锡：嵩岳的经商是上级委派的，与父母的地位、职权无干。卢嘉锡才不再干预儿子的事了。逊玉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命运对于这位娴淑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显得过于的无情，她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几乎都是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度过的。小女儿紫莼回忆说，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就是在母亲的病榻前，那天父亲满面的泪痕，在母亲的身旁哽咽：“我们苦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好了，她的身体却成了这个样子……”　　　伉俪情深（3）　　　1992年秋，吴逊玉终于燃尽了她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溘然长逝了。夫人的辞世对于重情的卢嘉锡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除去悲痛之外，留给卢嘉锡更多的是负疚，他痛心疾首地责备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在悼念夫人的挽联上他写道：
　　佐夫君学成功遂同甘共苦诚贤内助　　　育后代五男二女勤劳俭朴念彼慈亲
　　横批是：懿德可风
　　逊玉走了，用她一生所付出的辛劳换来了永久的安息。但在卢嘉锡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极大的空白。
　　直到有一天，一位为人热情、善解人意，对卢嘉锡关心备至的“林大夫”——林文皎女士走进卢嘉锡的生活，那空白才渐渐地得以填补，难言的孤独才渐渐地得以消除。　　　文革岁月（1）　　　卢嘉锡屡建功勋。“文革”劫难，感念周恩来的搭救之恩。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开始了他新的征程。无心插柳，卢嘉锡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
　　1960年起，卢嘉锡开始了长达22年的福州创业生涯。7月的一天，卢嘉锡乘火车北上前往福州大学任福州大学副校长。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逊玉携子女也搬到了福州。建校之初，卢嘉锡便肩负起了建校中教学和科研的规划与安排等一系列重任。　　　卢嘉锡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学习中，都是一个善于动脑、善用巧劲儿的人。福大初建时期，师资力量匮乏，他便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措施，在极短的时间里既网罗来了不少的人才，又为学校培养了许多年轻教师。同时卢嘉锡还着手主抓了福大的第一批青年科研工作。使福大真正地做到了教学科研两不误。
　　在接任福大副校长之职不久，卢嘉锡又接到了一个全新的任务——筹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并于1959年9月被任命为副院长。作为福建省唯一的一位中科院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卢嘉锡深知自己在业务和学术上的担子有多重。随着福大的教学与科研步入正轨，卢嘉锡便逐渐将精力转向了后者，很快便初见成效并为创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打下了基础。
　　1962年物构所的筹建工作已基本结束。年底，当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视察物构所的时候，看到物构所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成果后十分高兴，将途中所作《登鼓山》一诗，书赠卢嘉锡：
　　关上耸群峰，闽江一揽中。人来挝石鼓，我欲抚苍穹。
　　万岭波涛涌，千帆烟雨朦。车随山路转，如看万花筒。
　　　郭老的这首诗，意在鼓励卢嘉锡在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途中要不断地前进。这卷手书直到今天还悬挂在卢嘉锡的书房中。
　　“文革”期间，卢嘉锡当然在劫难逃。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搞卫生，甚至刷厕所。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里，卢嘉锡的正直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得以充分的体现。为此，由于他的正直，免除了强加在一些人身上的“罪名”。
　　1969年的一天，“革委会”突然宣布解除对卢嘉锡的批判，并准许他做些科研工作，这的确出乎他的预料。后来才知到，原来是周恩来在获悉卢嘉锡的近况后，嘱咐有关同志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要他把卢嘉锡保护起来。
　　“文革”结束多年之后，当有人提及此事的时候，卢嘉锡深情地引用并稍加改动了李白的两句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1976年到1981年是卢嘉锡在物构所干得最顺心最顺手的阶段。因此捷报频传。在近十年的奋斗中，物构所累计取得了140项科研成果，其中重大成果40项，物构所已成为我国原子簇化学研究的中心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晶体材料的研究中心之一，蜚声海内外。
　　1981年是卢嘉锡科教生涯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当了21年物构所所长的卢嘉锡在这一年开始了他新的生活旅程。
　　1980年，科学院党组就开始考虑增补科学家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当时在五位科学家副院长中，童第周已经逝世，三位已近古稀之年（华罗庚、严济慈、周培源）。方毅因中央工作繁忙又兼国家科委主任，要求辞去院长职务，由谁来接任的问题成了焦点。1980年年底的一天中午，卢嘉锡在福建的物构所办公室接到了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中李苏副秘书长向卢嘉锡吹了点风。谈到中科院党组决定任命卢嘉锡为化学部代主任，等到5月开全院学部委员会全体大会时另有任命。后来在到北京办事的时候，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也找卢嘉锡谈有关院所的情况。他犹豫了，考虑自己一直工作在结构化学领域里，当中科院化学部的代主任还行，要管理科学院的其他工作，能胜任吗？
　　于是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纸的辞谢信交给了方毅。卢嘉锡和方毅是老相识了，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小伙伴儿。后来一个参加了革命，一个则继续念书。很快方毅就找卢嘉锡谈，一见面方毅便说：“你成了大科学家了。”卢嘉锡笑着说：“你当了大官了。”最终，卢嘉锡还是被说服了。　　　文革岁月（2）　　　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后，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充分体会了光荣感和责任感的同时，卢嘉锡更多的体会是紧迫感。因而他加快了步伐。
　　1982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诞生了，卢嘉锡出任首届主任。不久，经中央批准卢嘉锡兼任中科院党组书记职务。同年他还兼任了《结构化学》主编，担任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卢嘉锡担任了五年半的院长，基本上是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