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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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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
  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
  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
  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
  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仔细听好了,你们两个,”大婶婶说,“出血是一个征兆。一个姑娘家心里有不干净的念头时,她的身于一定要洗净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血流出来的缘故。以后,要是姑娘嫁了大人给她选好的规矩人家,要是她成了贤妻良母,爱她的丈夫,就不会出血了。”
  当时老阿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正像她所说的那样,一旦我成了一个好妻子,出血就停止了。
  “呸!”胡兰听了我这番话,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胡说八道。”
  亭子外面雨还是下个不停。那天下午,胡兰给我讲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陌生事情。我干吗要相信她呢?她最相信那些希奇古怪的念头了。她说,女人的肚子每个月要做一次窝。这不可能!她说,娃娃就从男人的东西进去的那个地方出来,而不是从肚皮眼里出来。真是一派胡言!
  然后她告诉我她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她说有一次她帮一个姑娘接过生。“我说的全是真话。’湖兰说,“我看到娃娃从哪儿出来的。我是在去年看到的。”
  她说,这姑娘爱上了洛阳的一个飞行员,当时胡兰一家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这个可怜的姑娘只是在找一个能改变她命运的机会。”胡兰说,“许多姑娘都是这样的,希望嫁个能把她带出去的丈夫。她就像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姑娘一样,长得不是很漂亮,命中注定嫁给一个老农民,或者嫁一个路上的独眼补锅匠,辛苦安稳地过一辈子,别想享什么福了。所以,那姑娘一碰到一个飞行员,当然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全交给他了──这可是一次机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机会,也要抓牢啊。”
  胡兰看出我不信她的话。“我知道,你很难想象。”她说,“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知道你总会嫁个好人,用不着这么担心。”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在责怪我似的。这倒使我寻思,说不定她干过和那姑娘同样的事,把她的身子交给家国当作一次机会。她很幸运,这个机会成全了她的婚事。
  “那个姑娘快要生孩子的时候,”胡兰说下去,“她要我陪她一起到那飞行员那儿去。她肚子痛得很厉害,一路上我们不得不走走停停。总算到了营区,那飞行员看到她很生气,他大发雷霆,叫另外男人都出去。我人虽然站在外面,但他们两个说的我全听到了。
  “她求飞行员娶她。他不肯。她保证生下来是个儿子。他说他不在乎。她说他可以把她当小老婆,再娶一个大老婆。他又不答应。于是她就哭了,她什么面子也不顾了,就发起脾气来。她又吼又叫地告诉他她这辈子没指望了,她把一切全押在他身上了。她说,现在她再也嫁不出去了,村里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贱货,她家里的人也不要她了,她的孩子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没有前途了。
  “然后她就像疯了似的,又是尖叫,又是哭闹。我冲进了屋子,她正抱着自己的肚子,骂他:‘你不如现在就把我们母子杀了,比慢慢饿死强多了。可我们一死,你也活不了,我们母子俩要把你从天上拉下来。’
  “那飞行员听到她咒他死的话,气得不得了。他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她就倒下去了,肚子正好撞到椅子扶手上,人就滚到了地板上。这一记耳光没杀死她,椅子扶手也没有杀死她。可就在她滚倒在地上的那一刻,娃娃开始出来了。她尖叫着,呻吟着,像螃蟹一般地想往回爬。她对她的娃娃又哭又喊,‘别出来呀!还不到时候呀!’“飞行员和我跑过去。我撩起她的裙子,看到了娃娃的头顶,然后整个头都钻出来了,脖子上还缠着一条带子,脸铁一般青,两眼紧紧地闭着。我想把娃娃拉出来,把带子松开。我拼命拉,但那姑娘动得太厉害。飞行员对她喊道,‘躺着别动。’她抓住他的头发,不让他走。
  “现在我们三个全都尖叫着哭闹着,大家都非常痛苦。娃娃把她肚子里面的东西也拉出来了,我拉孩子出来,她拉住飞行员的头发不放。后来好像我们三个都支持不住了。她往后倒去抽搐起来,在地上打滚。她全身都在发抖,拼命地吸气,又拼命地呼气,好像气不够吸。她呼出一口,又深深地吸进一口,然后,就再也没有气了。真惨哪!一个还没生出,一个已经死了。孩子的头和她的身体粘连在一起,由青转黑,然后就没气了。”
  胡兰停了下来。她紧紧抓住衣角,咬紧嘴唇,我以为她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真惨哪,”我说,“你说得对,我们算是幸运的。”
  但胡兰还没讲完,就哭起来了,“我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死去的娃娃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我母亲也没剖开她的肚子看一看,她不想让她女儿带着一个剖开的肚子到阴间去,也不想把一个没有头的头胎外孙送到阴间去,所以我的父母就把她,连同她那一半在外、一半还在里面的孩子一起埋了。”
  胡兰望望我。“没错,”她一边说,一边哭,“她就是我姐姐,那个飞行员就是家国,他怕我姐姐的咒语,就娶了我。”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胡兰又说了,这一次,她的口气平和了一点,“我知道他娶我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恐惧感,好让她不会回来,把他的飞机从天上拉下来。但是我嫁给他是想给我姐姐报仇。当然,我父母很生气,不相信我的话。我老跟他们说,我嫁给他就是要他这一辈子不得安生,要他想到我姐,想到他作的孽。”
  “可我怎么会料到家国现在成了一个好人,一个那么好的好人?
  你知道这一点,你了解他的性格。他是那么后悔,那么悲伤。他待我很好,给我买好衣服,纠正我的举止,从来不嘲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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