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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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
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
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
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
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
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
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
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
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
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
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
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
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
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
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
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
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
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
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
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
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
，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缅怀这段往事：
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第40节：创办《南京人报》（5）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
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
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
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
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
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
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
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
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已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
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已。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
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
”，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
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
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
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
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
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
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
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
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
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
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
，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
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
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
！’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
，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
，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
第41节：创办《南京人报》（6）
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
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
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
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
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
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
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
身为社长，已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
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
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
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
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
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
，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
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
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
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
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
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
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
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
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
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
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
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
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110114110114 第42节：“国如用我何妨死”（1）
“国如用我何妨死”
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
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
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报》被
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
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
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
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可是在
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
，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
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
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将门之后”的豪气，“七七”事变时
，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杀敌的
经验”。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
的祖国。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
这个建议，使父亲怦然心动，他想到家乡大别山层峦叠嶂，林密山险，正是打游击与敌人周旋的好地
方。“国如用我何妨死”，这个愿望和诺言可以实现了，他愿意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
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父亲虽已是43岁的年纪了，但他仍然热血沸腾了，
他兴奋地同意了四叔与家乡青年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要投笔从戎，扔掉笔杆拿起枪杆。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父亲用他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
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免得家乡人误会。呈文是递上去了，
结果呢？被拒绝了！
父亲请缨无路，简直为爱国而发了狂，所以父亲入川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叫《疯狂》，就是他
这种愤慨心情的发泄。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自己对此书是不满意的。我的四叔不管这一套，硬是回到家乡，
在潜山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年的游击战。父亲曾根据这支游击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