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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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嘹亮的啼哭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与满足。思成和徽因给儿子起名为“从诫”，一是纪念宋代的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再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女儿宝宝已三岁多了，家里的人随着宝宝，唤这个男孩子叫“小弟”。

　　小弟有着饱满的额头、白皙的皮肤、秀气的下颌。徽因最喜欢看小弟凝视着什么的模样。那双眼睛是那样清澈，大大的黑眼珠，白眼底透着点儿淡淡的蓝色，这样一双眼睛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

　　怀抱着这个新生命，徽因心中涌动着浓浓的爱意，这爱意如四月的春风，抚慰着她的身心。她把这人间的情爱和暖意用诗句记录下来，为儿子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这时期思成开始对华北一带的古建筑进行科学考察。徽因不能一同前往，她只能尽自己所能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让思成放心地外出。

　　每当仆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

　　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林徽因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费慰梅在自己的回忆中说：

　　……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意识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


徽因的诗

　　在梁家的客厅里，在许多朋友中，费慰梅以一个女人的眼光追随着林徽因，探究着林徽因。她想知道，徽因所具有的魅力来自何处。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在少女时代，拥有生命中的所有美好：青春美貌、热情幻想、无私爱恋、飘逸出尘……可随着结婚生子，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磨损中，她们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日益狭窄，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质感。林徽因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事务，要相夫教子，要奉养老人，要担心时局的动荡，要关心物价的涨跌，还要打理梁林两个大家族许多亲戚之间的往来关系。可是，无论多么忙乱，徽因从不让自己的心灵沉湎其中。她把心灵空间留给了朋友，留给了诗歌，留给了建筑艺术，留给了音乐和绘画。当她的双眸闪闪发亮的时候，一定是她在生活中发现美或创造美、或者是要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发现与创造的时候。这是她最动人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整个人就会焕发出奇异的神采，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出去看画展，一幅画会突然激发她的灵感，使她联想到音乐，联想到建筑，联想到诗歌创作，于是就会有无数美妙的构思奔涌而出，她就会抑制不住地要对朋友倾诉。在家听音乐，一首乐曲会令她凝神屏息，浮想联翩，热泪盈眶。她对费慰梅说：“那是一段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在横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乐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星空和海风又都涌进了我的心底，而那一小片所谓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轻快而短暂的一瞬，幻影般袭来，半是悲凉，半是光彩，却只是使我茫然。”还有，当她用文字抒写内心的欢乐或悲伤的时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对费慰梅说：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心里诅咒手头的活（尽管我也可以从中取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林徽因创作初始以诗闻名，她流传下来的诗歌主要创作于３０年代。当时刊登新诗的《诗刊》、《北斗》、《新月》、《学文》、《文学月刊》等报刊，常可以看到林徽因的诗。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经常向林徽因约稿，所以，林徽因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林徽因的诗，诗句和结构玲珑精致，刻画主观感觉轻灵微妙。如她的《一首桃花》，写三月的桃花“像是春说的一句话”，仿佛只是为了给世界留下“一瞥多情的痕迹”，多情而美好。全诗将灵动的想象寄寓于轻柔的意象，如一滴晶莹的露珠，如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构成了空灵的意境。这种意境已超越了对某种具体感情的抒发，而达到了独抒性灵的境界。


徽因的小说

　　林徽因在３０年代前期还写过小说。她的小说虽说数量不多，但同样表现出不俗的成就和才华。她的第一篇小说《窘》，发表于１９３１年９月的《新月》上。这篇小说在运用心理描写、表现感情方面有特别的韵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教授维杉。他在与朋友少朗的交往中，遇到了少朗的女儿芝。这是一个处在“成人的边沿”的少女，她天真活泼，又带有少女的娇羞。维杉觉得她“使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面对芝，他常常陷入莫名的怔忡恍惚之中。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在芝的面前是父辈，是“老叔”。这种想接近芝又有所顾忌的情形让他觉得“窘极了”。

　　林徽因在小说中细腻地表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维杉潜意识的萌动所表现出的心猿意马，这种“发乎于情”的意识被抑制而“止乎于礼”的种种情状，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含蓄蕴藉。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重要的小说。小说以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写了暑热中北京城的一天。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高温天气里，大户人家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太６９岁生日；小户人家结婚嫁女办喜事，姑娘嫁过去作填房，满怀无奈与悲凄：“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与让步支持着”；洋车夫打架斗殴被巡警抓进又热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脚夫因中暑患霍乱而毙命……作者的笔就像一部跟踪拍摄的摄像机，不仅“现场实录”式地拍下了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等乱纷纷的日常生活，而且拍下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镜头不停地转移、切换，组成了一幅３０年代北京社会的众生相。

　　这篇小说娴熟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引起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注目。批评家李健吾１９３５年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了一个比照；而这比照，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粼粼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除此之外，林徽因还写了《模影零篇》短篇系列，包括《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四篇小说。

　　这些作品同样表现了林徽因的特点：对不同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的含蓄批判以及精巧的结构，灵动的语言等。但相比较而言，《九十九度中》表现的生活内容更丰厚开阔，艺术手法更现代，也更富有文学性。至今读来，仍是一篇耐人咀嚼的作品。


徽因的话剧

　　林徽因的才情是多方面的。她写诗、写小说、写散文还写剧本。她对戏剧有特殊的感情。她曾参加过话剧演出，又在美国学习过舞台设计，对戏剧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她创作力最为旺盛的３０年代，她创作了四幕话剧《梅真同他们》。

　　剧本表现的是大户人家里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故事。主人公梅真是李家的使女，天资聪颖，性情率真，模样俊俏。李家二太太十分喜欢她，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还让她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这令心胸狭隘的长房大小姐十分嫉恨，常常借故讥刺梅真。梅真心里暗恋着在外地读书刚刚归来的二少爷，二少爷虽然也爱梅真，却担心家族的反对和外人的耻笑，因而犹疑不决，回避向梅真吐露真情。梅真始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她心里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幻想……剧本只写到第三幕，种种感情纠葛和误会形成了几方面的矛盾冲突，梅真的命运如何，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梅真同他们》前三幕刊载于１９３７年５—７月的《文学杂志》，８月份将发表第四幕的预告已经登出。可是，随着这一年７月７日卢沟桥枪声响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文学杂志》被迫停刊。林徽因举家南迁，从此进入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岁月，《梅真同他们》的第四幕再也没能写出来。

　　许多年后，许多读者仍忘不了梅真及剧中那一群青年男女的命运。有人问林徽因：梅真后来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梅真参加抗战去了。”

　　应该说，这个剧本所写的人物、故事并无新意，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有较明显的虚构和理想化成分。特别是梅真这个主要人物，出身低微，却是小姐的性情脾气和行为方式，让人感到，作者并不真正了解生活中的这一类人物。

　　但是这个剧本的可读性很强。其关键就在于林徽因对剧本中描写的那一群家境优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布尔乔亚青年男女是熟悉的，她真切地写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情感方式。所以，剧中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戏剧冲突，但其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那群少爷小姐形象却活泼泼地让人感到饶有趣味，吸引着读者看下去。尤其是剧本的语言，让人看过以后久久难忘，完全是生活中的口语，但经过了作者的提炼熔铸后，显得既鲜活又不失文雅，而且富有情趣。可以想象，这样朗朗上口的语言，一定是很适合舞台演出的。

　　读林徽因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剧本，都氤氲着一种特殊的气息。那是泛着神秘光泽的古铜香炉吐出的幽幽檀香的气息，那是泰晤士河上的蒙蒙晓雾、宾夕法尼亚大学青青校树的气息，那是温暖的客厅壁炉里明亮跳跃的火焰的气息，那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的雨后天的气息。

　　她的文字是感性的，充满浪漫的情思和优雅的情趣，她的目光越过琐屑、庸常的生活投向了远方。她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古典、神秘的钟绿，还是特立独行的吉公，甚至婢女梅真，都是脱俗的、几近不食人间烟火的。

　　因此，虽然她向另一种苦难、冷寂的人生投去了目光，但却因思想感情的隔膜而缺乏真切的感受。狭小的生活圈子，精神上与底层社会的距离，使她的文学不乏虚幻的、脱离现实的成分；心灵的视野更多局限在书斋里和客厅中，使她的作品缺乏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长美轩聚会

　　１９３６年的一个春日，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聚会。

　　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林徽因负责小说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沈从文安排的长美轩聚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小说选编工作的情况。

　　她介绍说，小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２５位作者的３０篇小说入选，这是从近３年来《大公报》副刊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她有许多感受。

　　林徽因说，这本小说选集是３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当然，在选编过程中，她也看到了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倾向，就是选择描写农村生活或劳动者生活的居多。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他们———农人与劳动者———有浓厚的同情与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文艺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作家们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格调。他们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对乡村的穷苦和偏僻的地区发生兴趣。”

　　“如今，”杨振声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罗文学’堪称时尚。”

　　林徽因反应极快地说：“强调普罗文学，并不能掩饰这种创造力的缺乏和写作动机的不纯正。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无论作者的出发点如何！”

　　“在描写上，”林徽因又谈起了入选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数作品采取的是写一个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者以某个地方发生的一桩事件为主干，单纯地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这是一种很薄弱的表现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误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把短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可能性看得过于狭窄的缘故。”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