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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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１９３２年的阳春３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了，林徽因《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她对中国建筑艺术纲领性的总结。
写作这篇论文时，妊娠反应使她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许多图例的绘制，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和流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这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时，仍不能不叹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样酣畅的笔墨仅仅用才华和灵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实在是长期耕耘、了然于心的结果。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人写过自己的建筑史，自然也就没有古代建筑物的目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几乎完全是凭感觉，碰运气。
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去山西
外出考察后回到家里，思成便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洗去一身的疲惫，换上居家的便服，捧一杯香茗，徽因一边翻看他测绘的各种资料，一边急切地询问他考察中的各种情形和见闻。
当思成拍摄的那些照片洗出来后，徽因更是感慨万端：“同样的寺庙，建于清朝和建于辽代的就有这么大的不同！三大士殿的屋檐和斗拱让人觉得沉甸甸的，而清朝的庙宇就缺乏这种厚重感和力度。”
徽因盼着尽早能同思成一道外出，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藏在荒村野岭的珍宝。
家里仍然很热闹，常来的除新老朋友外，还有梁林两家的亲戚。思成的两个侄女正在上大学，通常总是来北总布胡同度周末，有时她们的同学也一起来，因为他们喜欢梁家的艺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还因为在这里可以碰到他们仰慕的文坛名人。徽因尽管永远有忙不完的家务，仍然不时地有新诗发表。整理思成的考察资料也是她乐意做的事。
１９３２年，她完成了建筑学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还与梁思成一道，设计了燕京大学灰楼女大学生宿舍。灰楼的楼梯扶手要比一般宿舍楼的楼梯扶手略窄一些，因为考虑到女学生的手比较纤小。徽因看重细节，讲究细节的完美。生活完美与否常常由细节决定，一座建筑是否完美也同样由细节决定。
１９３３年，儿子从诫满一岁了。他胖乎乎的小手上有圆圆的肉窝，见人就笑，逗人极了。三岁多的小再冰已知道爱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挑自己喜欢的裙子穿。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对世界上的事情样样都感到惊奇，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徽因十分快乐。一双小儿女让徽因十分忙碌，也十分幸福。她平时在工作中，在讨论问题时，从不轻易妥协。可是和孩子在一起时，却全没了主见。她宠着孩子，由着孩子，不知道怎样疼爱他们才好。当思成去山西考察时，她决定要一同前往，可临行前看着可爱的孩子，真是难舍难离。但她还是同思成一起做着外出前的种种准备。他们花不少时间跑图书馆，阅读各地的地方志和其它书籍，了解准备考察的那一地方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下其中有关建筑的文字，以制定考察目录和考察计划。
再就是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考察的地方多是些穷乡僻壤，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就会因为不被当地人理解而受阻，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每次出发前，先由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通过各种关系同当地政府和驻军打招呼，请求他们对考察人员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护；考察结束后，再请当地政府妥善保护这些古代建筑文物。
当然，也得有物质上的准备。古建筑考察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营造学社资金有限，他们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外，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工具包，当他们攀援在古建筑上时，包里那些可以伸缩的尺子和其他自制的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场。吸取以往野外考察无处食宿的教训，他们还准备了轻便的吊床、行军床和一些罐头食品。思成、徽因计划先到大同，再去应县。大同有云冈石窟，应县有辽代木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县的那座古老木塔就一直让思成寝食难安。
牵挂应县木塔
早晨起来，洗着脸，思成会突然自言自语道：“到应县去不应该太难走吧，听说山西修有很好的汽车路……”正吃饭时，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如果能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就……”话没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当然，只有徽因明白他的意思。
最让他不放心的是，不知那木塔是否还在。即使还在，是否还是建于辽代的那座。过去的考察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见到的要么是一片废墟，要么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
他盼望着能看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只要看一看照片，他就能判断这座建筑的建筑年代。
一天上午，徽因从门房那里拿回了当日的报纸和信件，一个自制的牛皮纸信封引起了她的好奇。那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是：山西省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原来，思成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他先寄一封信到应县去投石问路，收信人地址写的是“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信中，他请应县照相馆的人帮忙拍一张近期应县木塔的照片。没想到，“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居然有了回音。
徽因把邮件交给思成，她欣赏思成的执著，嘴上却笑着打趣道：“阿弥陀佛，幸亏你着迷的不是电影明星！”
思成看着照片和信，兴奋地对徽因说：“太幸运了，八九百年的木塔居然还这么完好！你瞧这家照相馆多有意思，他们不要拍照片的酬金，只想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封。”
正是初秋９月，天气真好，不冷不热的。徽因放下手头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和思成及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一行五人前往大同。
徽因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到外面走一走了。天天在家里，习惯了孩子们的声音，习惯了佣人们事无巨细的问询，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尽管有时会感到烦闷，但在生活惯性的驱使下，日子一天天也过得飞快而平静。如今远离了那熟悉的一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触目全是新鲜、兴奋和美好。在她看来，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山西的自然风物很美，山西的社会生活却落后而贫穷。
他们到了大同才发现，在这里居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街道上厚厚一层混合着煤尘的灰土，墙根屋角的垃圾在风中打旋，毛驴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车马店是惟一的“接待站”。
“谁能想到，”徽因说，“这里在辽金时代曾是陪都！”
无奈中，他们回到了大同火车站，不期然碰到了车站站长李景熙。他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与思成、徽因同学。他乡遇故知，疲惫的一行人分外高兴。
李景熙把思成、徽因一行接到自己家里，腾出房间，安排他们住下。思成、徽因不愿意让老同学为这么多人的饮食操心，第二天找到了市政当局。市政官员吩咐一家餐馆供给他们饮食。在大同考察期间，他们每天在这里就餐，一日三餐的伙食是一人一碗汤面条。他们测绘了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善化寺。
行走在田野
思成给五人分了工，有人测平面，有人查碑文，有人量斗拱，有人画横断面、纵断面。每天一到寺中，他们立即依照分工开始工作。思成爬梁上柱最利索，三下两下就到了殿堂房顶，拉开皮尺一边测量一边绘图，效率非常高。然后，他们到了云冈石窟，着手考察石刻艺术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壮观的遗迹，是北魏艺术的实证。《水经注》中记载着当时的盛况：“凿石开山，困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而如今的云冈因为地处偏僻，却几乎没有什么游人。空旷的山崖上看不到一棵树，田野里的庄稼长得稀稀落落，只有一座座石窟和石窟中的一尊尊佛像守望着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又陷入找不到住处的窘境。没有饭店，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甚至连车马店也没有。他们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农民。一户农民终于答应借给他们一间房子，房子没有门窗，没有一件家具，只剩下露天的屋顶和透风的四壁。他们也只好在这间房子里摊开了行李。
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热得穿单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吃饭也就在这个农家搭伙，每天的主食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然吃到一点咸菜就算佐餐佳品。生活工作条件很差，但他们情绪很高。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记载———建筑、服饰、礼乐、风尚乃至全部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政治历史只是提供了生活的外在形态，而艺术则让人切近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北魏时期，佛学东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平息了诸多纷争，在互相冲突的文明中建立起了相对平衡的新秩序。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中，渗进了强有力的外来影响，这时期的造型艺术表现出了当时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而云冈石窟本身，就是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入主中国的结果。
他们考察了云冈诸窟的平面及其建筑年代，考察了石刻中所有表现的建筑形式：如塔、殿宇、洞口柱廊，以及石刻中所见的建筑部分，如：柱、阑额、斗拱、藻井，还有石刻中的飞仙及装饰花纹———北魏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特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个时代可能会从兴盛走向衰落，但是艺术本身却永远不会被消灭。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代表着永远的动荡和冲突，而艺术则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光荣与梦想。
他们的工作繁重而琐细，因为所有石窟的碑碣都已漫没不存痕迹，需要他们根据洞窟石刻的手法进行考证。但他们工作得认真而兴致盎然。工作间歇，行走在乡野山村，徽因总是能从其他人不在意的地方发现艺术的美。山村的土戏台，集市上家织的土布，一个式样古拙的长命锁，一只造型简雅的陶土罐———小件的东西她会买下带走，带不走的她总是要求拍下来。行程不定，装备有限，思成很注意节省胶卷，但他又不忍拂了徽因的心愿。
测量应县塔
他们结束了对云冈石窟的考察，按计划，下一步要去考察应县佛宫寺的辽代木塔。当时，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辽代离唐代不远，能够破译辽代建筑的秘密，也就能够大致了解唐代和宋代的建筑。尽管这是徽因向往已久的事情，但是思成还是力主徽因先回北京。因为一来离开北京的时间久了，家中老小让人放心不下；二来徽因的体质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折腾。思成答应徽因，及时把考察中的情形写信告诉她。
徽因回到北京家中没几天，就接连收到了思成的信。
……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县木塔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
徽因读着信，想象着思成在应县的情形。她知道，思成把这一切都描述得轻松愉快，而实际的测量工作则是繁难危险的。
思成一行回到北京后，莫宗江给徽因讲述了他们的测量过程，说到当时的惊险情形，他仍然心有余悸：“塔身全部构造都测量完了后，最险的就是测量塔刹的尺寸。塔高六十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上到塔顶更感到会被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从塔顶到塔刹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塔尖攀去。这些古建筑都年久失修，有时表面看上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都是糟朽的。这座八九百年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的各部尺寸及做法测绘了下来。”
应县木塔，这座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木结构建筑，在梁思成和其他建筑学家的考察指导下，得到了人们的认识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拨专款对木塔进行了整修和加固，使这座国内惟一的木制佛塔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有了考察应县木塔的经历，梁思成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只要听到别人谈及或从报刊书籍中看到哪个地方有古建筑，他就会写信给当地的邮政局长，并随信寄上所需费用，请他帮忙设法弄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收信人无论是否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一般都会为写信人的至诚和信任所感动，照写信人的要求拍下照片寄回。由此，梁思成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古建筑遣存信息。每当这时，林徽因就会笑道：“侦探小说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春节到了，这是１９３４年的春节
半个月前，徽因娘就开始张罗过年的事了。仆人们忙着打扫房屋、拆洗被褥、置办年货。徽因娘忙着准备宝宝、小弟的新衣帽、新鞋袜，红纸封包好了压岁钱，每个来拜年的亲戚的孩子都有一份儿。
除夕夜，家里布置一新。院子的大门外贴上了大红对联，院内的廊子里挂上了红色的纱灯。门房老王早已把鞭炮在长长的竹竿上缠好，街上不时传来“送财神爷的来啦”的吆喝声。
与费正清同行
徽因、思成和老金商定，第二天去雍和宫看“跳布札”。“跳布札”是蒙语，汉语意为“驱魔除祟”，是黄教喇嘛特有的宗教乐舞，也是雍和宫每逢过年的“保留节目”。
林徽因喜爱雍和宫的建筑，也喜爱“跳布札”那庄严热烈的场面。位于北京东北角的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寺院。这里曾是清雍正皇帝做王爷时的府第，１７３４年改建为寺院。
院内万佛楼是两层重檐的大阁楼，阁内有一尊五丈多高的弥勒佛像，据说是由一整块檀香木雕成。而最吸引徽因、思成的是万佛楼与左右两座配殿之间，是通过两座斜廊、亦称“飞桥”的建筑联结在一起。这种建筑形式他们只在敦煌壁画中见过，完全是唐代建筑遗风的留存，所以他们格外珍视。
“跳布札”在天王殿前的广场上举行。喇嘛们戴着狰狞可怖的面具，穿着颜色明艳的厚重棉袍，在鼓乐和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