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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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因不喜欢这样的建筑。这里的一切都有着阴郁、森严的气息。高筑的院墙，布满阴影的房间，看上去充满了警惕和敌意，那是一种暴富之后面对随处可见的、令人绝望的贫穷和差距所产生的恐惧和敌意。阴森森的院落里，狭长的青石甬道显得逼仄而紧张，毫无变化的一进进院落显得单调而沉闷。在这样的建筑空间和精神空间里，怎么会有施福乡里、惠泽后代的胸怀？怎么会产生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经营理念？难怪这些当时富甲天下、不可一世的晋商们会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山西之行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思成、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商量每天的行程，一起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跋涉，费正清夫妇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测绘。这样近距离的交往最便于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

　　刚开始，费慰梅很不适应林徽因起伏变幻的情绪。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体力的透支和恶劣的环境使林徽因的心情坏透了，她抱怨批评落后的社会，诅咒糟糕的道路和天气，嘲笑阎锡山在山西境内铺设的可笑的窄轨铁路……还有那些不顾他们的考察计划，宣称每三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吃饭的脚夫，为了一点小钱把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人的委琐的僧人……这一切都让徽因情绪反应激烈。温和细致的费慰梅面对情绪激动的林徽因，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觉得这个急躁激动的徽因和那个快乐优雅的徽因简直判若两人。她仿佛要把情感消耗到极致才能使自己复归平静。不安时，她所思所想全是不安；悲伤时，她的心中充溢着悲伤；当然，看到美丽的景色，发现了珍贵的建筑时，她的喜悦同样强烈而富于感染力。

　　随着相处日久，了解也逐渐加深。费慰梅觉得，林徽因就像一团带电的云，挟裹着空气中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如果她性格中没有了这些特征，那么，林徽因将不是林徽因，而只剩下一个不真实的、飘渺的幻影。

　　最了解徽因的当然是思成。每当徽因情绪反应激烈的时候，思成则是专注地、坚定不移地按既定计划做事。他的豁达、包容和幽默是最好的镇静剂，很快，徽因烦乱的心境就会恢复平静。一如既往地把激动变成行动。

　　如果用思成和徽因终生痴迷的中国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厚重给人以负荷使命的承担，轻灵给人以飘逸变化的美感；厚重的意蕴展示了深沉恢弘、高贵纯正的境界，轻灵的律动表达了超脱束缚、飞升向上的愿望。仅靠轻灵不能承载永恒的价值，惟有厚重同样不能展示艺术的风姿。

　　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共同的行程，使费正清夫妇更深切地了解了思成夫妇的为人和他们工作的意义。原本热爱艺术的费慰梅从此迷上了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对于中国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了声誉。她据此写出的《“武梁祠”祭坛》，在哈佛大学出版，思成和徽因为之欢欣鼓舞。两个家庭的亲密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梁思成、林徽因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邀请前往杭州考察、拟定六和塔的重修计划。六和塔建于北宋开宝三年，是吴越王为了镇压每年八月惊涛澎湃的钱塘江潮而修筑，这座屹立在钱塘江畔的木塔共９层，高５０余丈，是宋代木结构建筑的经典之作。

　　完成这项工作之后，他们又赴浙南几个县考察古建筑，不觉离开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徐志摩的忌日

　　１１月１９日，他们从杭州乘火车返回北京。

　　这天是徐志摩的忌日。

　　整整三年了。前两年，每到这一天，徽因和思成总是在家里祭奠志摩。他们摆放出志摩的照片———照片上是志摩生动的笑脸，照片的周围环围着鲜花。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感觉着志摩离去后不可弥合的缺失。

　　车厢里的灯亮了，车窗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车轮和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下一站就是硖石了。

　　硖石是徐志摩的故乡，志摩的遗体安葬在硖石的东山。徽因走到车厢门口，极力向窗外望去，窗外只有望不透的黑夜。志摩的诗句蹦了出来：“……火车噙着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就凭那精窄的两道，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

　　许多不相联系的往事从徽因眼前闪过，幻化成一片模糊，忧伤涌上她的心头。面对生与死这一永恒的疑问，人无处逃遁。她想，人生何尝不像这负重的列车，在苍茫的人世间喘息着前行，直到那世人皆知的终点。人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在现实生活长长的甬道里透出一些声响，弄出一些光亮。尽管“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可是，人只要活着，总是要一程一程奋力前行。

　　火车在奔驰，下一站是杭州。不知什么时候，思成来到了徽因的身旁。沿途的景物飞掠而过，他们并肩默默站立。

　　１９３４年底，中央研究院拨款５０００元给营造学社，要营造学社测绘出北京故宫的全部建筑，然后出一本专著。梁思成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

　　１９３５年初，南京政府决定，由梁思成担任山东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同年，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

　　整个夏季，徽因与思成一道，踏勘测绘了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从故宫三大殿到社稷坛和太庙，从北海、熙和园到天坛……工作繁重，紧张又愉快，在这些史诗般庞大的建筑群落中探索和思考，给了他们精神上莫大的满足。

　　一个初夏的日子，他们登上了天坛的祈年殿进行测绘。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每年冬至主持祭天大典的地方。这里方圆占地差不多有四千亩，整体面积比紫禁城还大，但建筑物远比紫禁城少。开阔疏朗的空间，幽深静穆的环境，给人以离尘出世之感。从祈年殿望下去，红色的围墙内，是一片苍郁的绿阴，眼前一条笔直的大道连接着祈年门、皇穹宇和圜丘。

　　祈年殿是一座三层重檐的圆形大殿，他们站在第三层屋檐上。脚下，是深蓝色伞形的琉璃瓦顶；头上，涂金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耀。这里是帝王们祈求丰年的祭殿，殿堂的１２根檐柱、１２根内柱和４根中心“龙柱”象征着１２时辰、１２个月、２４节气和一年四季。大殿造型单纯洗练，富于纪念性。金碧辉煌的攒尖宝顶和帝王们的愿望一起融入了蓝天。


学会了骑马

　　徽因一边测绘，一边发着感慨：“世界上所有能载入史册的建筑都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最能体现权力意志的除了皇权就是神权；所以，这样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庙宇。”

　　思成应道：“是呀，所有建筑都是人造出来的，可它们一旦屹立在大地上，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人站在伟大的建筑面前反而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当初汉高祖修建未央宫，萧何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今天咱们算不算冒犯皇威呢？”

　　徽因笑了。一同工作的助手为他们拍下了当时的照片。徽因笑着和思成站在一起，她身穿长长的旗袍，手拿一顶小斗笠。这身装束似乎很不便于攀登，但她就这样攀上了祈年殿。在祈年殿建成数百年的历史中，她是第一位攀登上去的女性。

　　这张照片是在强光下拍摄的，阳光明亮得晃眼，曝光的时间长了一点儿，照片的对比度强烈。看上去，徽因的眉毛、眼睛、头发格外黑，额头和面颊格外白。

　　北总布胡同三号梁家的院落里，这些日子有些异样的沉闷。徽因同父异母的小弟林恒从福建来到北京，住在姐姐这里，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

　　徽因很爱这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弟弟，可徽因的母亲却不愿见到这个英俊沉静的男孩。徽因回到家中，看到母亲郁郁不快、少气无力的样子和弟弟心事重重的情形，立刻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徽因特别不能忍受亲人之间的敌意，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眼泪和伤痛。如今，每天面对心怀怨怼的两个亲人，徽因心里难受极了。对母亲，她要百般劝慰，消除她对林恒的不满；对弟弟，她要好生安抚，和他一起回忆父亲、回忆儿时的事情，帮助他处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她还让思成带弟弟去咨询报考清华的事宜，尽可能使他在这里住得安心。

　　可是，当徽因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无边的悲哀就会涌上心头。她向费慰梅倾诉道：“……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家事的烦恼倒在其次，更让徽因和思成不安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危在旦夕，每当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时，徽因就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温文尔雅的思成常常抑制不住愤怒，把报纸扔进火炉里。思成和徽因有一个共识，一定要抢在大破坏到来之前，把华北一带的野外考察完成。他们隐隐感觉到，要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费正清和费慰梅要回国了，分别在即，相聚的时刻便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常邀林徽因到郊外骑马，出城野餐。徽因过去从未骑过马，她只是在香山养病时骑过驴。费正清、费慰梅引导着她，她很快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并热爱上了这项运动。为了骑马，她专门去买了一双马靴，一套保暖的衣裤和一顶舒适的皮帽。

　　西城的圆明园遗址和北城的元代城墙边空旷而寂寥，那些秋天的下午，他们驰骋在马上，追逐着夕阳。新鲜的空气和新鲜的运动让徽因两颊潮红，眼睛闪亮，看上去棒极了！


“一二·九”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是个寒冷的冬日，北风响着凄厉的呼哨卷着尘土扫过大街小巷，天地间一片萧索景象。吃早饭的时候，女佣对徽因和思成说，今天不知有什么事，街上巡逻的保安特别多，路上空荡荡的人，几乎见不着什么人。就在这天，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抗日救亡，实行民主政治。

　　这次大游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秘密和完善。因为怕走漏风声遭到阻截，各校事件先并未通知统一的出发时间，只通积压了集合的场所。学生们三三两两从学校走了出来，看上去和平时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这样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人在东西长安街上越聚越多。

　　大队军警包抄过来；水龙横扫。严寒中，学生们身上的棉袍立刻结成了冰甲，他们和军警扭打在一起，头发凌乱了，围巾撕破了，刺刀闪耀着寒光，热血喷涌而出。走在前面的男同学倒下了，女同学冲到了最前头，她们的口号声呼喊声撕裂了寒冷的空气，她们撤出的传单蝴蝶似的飞舞……

　　这次游行示威规模空前，震惊中外。北京各大学和一些中学生都参加了进来，还有一些市民在观望中走进了游行的队伍。许多人受伤，许多人遭逮捕，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联名上书，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梁、林两家的子侄辈也有人参加了这场大游行。北总布胡同３号成了这些年轻人和他们同学的接待站和避难所。

　　徽因的弟弟林恒这时已是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后生死不明。思成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在受伤的学生中寻找林恒；徽因在家焦虑地守着电话，彻夜未眠。

　　最后，他们终于在城外找到了伤势严重的林恒。待养好伤后，他什么也不说就放弃了清华的学业，报考了航空学校。

　　思成的小妹妹思懿也参加了大游行。她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上了被追捕的黑名单。风声越来越紧，徽因怕她躲在家里发生不测，将她装扮成少奶奶模样送往武汉。看她上了火车，徽因叮嘱道：平安到达后，就给家里发回一封贺电；若有变故，就设法发回一封唁电以便家人知道情况，相机行动。三天后，徽因、思成收到了一封贺电，电文是：“恭贺弄璋之喜。”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不由得相视而笑。这一年，他们的儿子从诫已经３岁了。

　　送走了思懿，徽因、思成接回了人广东北归的妹妹思庄。思庄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带着幼女生活。梁家的众多姊妹，除了在国外留学的，大都生活在北方，家人想让思庄回北方住些日子调节一下心情。思庄带着小女儿吴荔明和一个广东老妈子住进了北总布胡同３号。

　　思成大姐思顺的女儿这时期也住在这里，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一二·九”运动以后，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局的追捕行动一直在继续，进步学生的宣传、募捐、慰问伤员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同时，学生中动摇和分裂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校园里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思顺的女儿住在徽因、思成处，家里人也就放心了一些。

　　这时期，徽因、思成家人丁兴旺，熙来攘往。人最多的时候，全家一共有十七张床铺，黄包车夫还要借宿在老金家。


考察龙门石窟

　　１９３６年５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洛阳，会同正在河南调查古建筑的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一起考察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的伊河畔。石窟造像始于公元４９３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经过北齐、北周、隋等朝代，龙门石窟初具规模。到了唐代，龙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造像活动的中心。历朝历代，伊水侧畔，龙门山崖，共开凿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题记和其他碑刻三千三百余品，修建佛塔四十余座，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石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龙门，地处荒郊，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山上荆棘不时地扯挂着衣襟和头发，她索性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系在头上。思成笑道：“嗬，真成了北方农家的媳妇了。”

　　同以往一样，他们一行各有分工。梁思成、陈明达为洞窟和佛像拍照，林徽因记录佛像和窟龛的雕饰，刘敦祯为洞窟编号和记录建筑特征，赵正之抄录铭刻和开凿年代。

　　石窟年久失修，铭刻温漶不清，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思成在摄影时为了选取合适的角度，常常忘记脚下的险径。一次，他没留神差点跌下山去，惊得给他们带路的当地杂役连声叫道：“先生，小心些！小心些！”

　　他们来到了奉先寺，顿时被这里的气魄宏大的雕像所震慑，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高达１７米的卢舍那大佛端从坐在群像之中，气度恢弘，妙相庄严。佛像面容慈悲博大，冷峻脱俗，透露出洞悉一切的大悲悯。与云冈石窟相比，那里的释迦跌坐大佛明显带有印度佛像的影响，神情也似嫌呆滞。

　　思成连声赞叹：“如此高大的佛像，怎么能雕凿得如此传神！”

　　大家都注意到了，奉先寺向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