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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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给李庄的人们带来了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问候，给思成、徽因和孩子们带来了友情和欢乐。
清华校长太太卖糕
老金在李庄也不清闲，他正在撰写他的又一部哲学论著《知识论》，此前，他在昆明刚刚完成了《论道》一书。每当思成和徽因一边讨论《中国建筑史》的写作问题，一边用一台老旧的、噼啪乱响的打字机打出提纲和草稿时，老金就安静地坐在工作间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开始了伏案著述。他曾对徽因和思成谈及写作《知识论》的构想，他说他研究《知识论》是为了解决英国哲学家休谟关于归纳问题的理论难点。在这部著作中，金岳霖对休谟和罗素进行了科学的批评，既吸取了他们哲学著作中的积极成果，也指出了他们的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金岳霖哲学著作的出发点。
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需要绘制大量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插图，这任务由他和莫宗江来完成。徽因则靠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润色。
下午四五点钟，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大家放下手中的事情，聚在林徽因支着帆布床的那间起居室里，一壶粗茶，大家一边喝一边聊，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北总布胡同喝下午茶的时光。
在李庄，徽因和思成格外想念那些留在昆明的老朋友，他们大多在西南联大执教。徽因、思成常要求老金谈昆明的生活，谈他们共同的朋友。
那天，他们由飞涨的物价谈到昆明的各种食品，谈到徽因最爱吃的“过桥米线”。老金笑道：如今在昆明，教课的那点钱已是什么都吃不起了。一个月的薪金发下来，常常是两个星期不到就花光了。大家通常吃的都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吃顿菠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到了卖无可卖的地步，便出去打小工或做些手工活儿挣钱。中文系的闻一多挂出了刻章治印的招牌，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织些围巾、帽子拿出去卖。梅太太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织得比较慢，大家就让她做做围巾上的穗子。后来，学校的庶务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去卖。每天，由潘光旦太太在昆明郊区的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梅太太把米粉加上白糖和在一起，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蒸熟后，取名“定胜糕”，就是抗战一定胜利的意思，然后挎着篮子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卖糕时梅太太脱下旗袍，穿上蓝布褂子，只说自己姓韩。没人知道，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堂堂名牌大学校长的夫人。……
林徽因听着，眼里盈满了泪水。
她和思成在昆明时也曾见过梅太太，那是一位温良、娴雅的夫人。她想像着这些自己熟悉的人们的生活，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想到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悲伤和感动。这混乱的世界该有多少未知的痛苦、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眼泪啊！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人们度过这些时日？应该说，所有的中国人经受的苦难都是为抗战献上的牺牲，就像闪烁的星星辉映了无边的夜空。
老金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西南联大成立后，学校的领导机构是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原定常委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但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大校长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担任政府职务，所以联大的一应事物实际上都是梅贻琦先生在主持。联大师生见了梅先生都称他“梅常委”。
车站与站长
从美国到重庆，从重庆到宜宾，从宜宾到李庄，战时的邮路曲折而漫长。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信经过三个月时间，终于到了他们手中。徽因、思成和老金喜悦地传阅着。在这里，每收到一封信，就像过节一样令人高兴。
徽因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写回信那天，大队日本轰炸机正从李庄上空飞过。她写道：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肯定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
……我们很幸运，现在有了一个农村女佣，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轻而且好脾气，惟一缺点是精力过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个枕套和相应的不同大小和质地的床单，而白布在市场上又和金箔一样难得，你就会看到半数的床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地洗涤之后成了布条，还有衬衫一半的扣子脱了线，旧衬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惊失色。这些衬衫的市价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这个女佣人手里，各种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尽可能用不会打碎的东西，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是不会碎的，而且贵得要命或无可替换。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
徽因写好信，叫思成和老金过来看，问他们要不要给约翰（费正清）和维尔玛（费慰梅）写几句话。
老金看了徽因的信，接着写了几行附言：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读了徽因的信和老金的附言，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
费正清和费慰梅在华盛顿收到了徽因的信，读着信，费慰梅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信写在不同质地、大小不一的信纸上，这些纸不仅薄，而且发黄发脆。费慰梅猜想，也许这些纸是包过肉和菜，从街上带回来的。信纸上的每一小块空间都充分利用了，没有天头，没有地脚，甚至也不分段，字写得小而密集。最后一张只有半页，看得出，那余下的半页纸被裁下来留做别的用途了。这样一封信，封面所贴的邮票却贵得令人瞠目。可以想见，为了寄这封信，一定用去了徽因家一大笔开支。
坚持学术研究
嘉陵江昼夜不停地奔涌，李庄后山的树木荣荣枯枯。思成和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
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度里，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创造力很难在建筑方面有所表现，因为建筑需要和平，建筑需要金钱。但是，思成他们在对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中给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了出路。
徽因仍然靠在床上写作。她长时期来，一直注视着英国和美国的现代住宅建筑。她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看到，抗战胜利后，房屋将成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现代建筑运动的先驱柯布西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看到德国人民居住着老旧破烂的住宅时说：“……那是我们的蜗牛壳，我们的住宅，每天跟它们接触都会使我们感到压抑。他们是腐败的，它处处糟蹋家庭……使人们的道德堕落。”徽因与思成不止一次地谈论这些思想。建筑的本意，就是要为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的人们提供庇护，提供人们休养生息的处所。人们提到“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家的房屋，是那房屋窗口的灯光，是那房屋门口倚门盼望的亲人。这样的“家”让人们有安全感、归宿感。经过长期战乱、流离失所的人们，更需要拥有这样的“家”，这样的住宅。
作为一个建筑师，让广大老百姓拥有适合自己生活的居住空间，比建一百座宫殿大厦更有意义。拥有这些想法的林徽因在平时阅读英美建筑学期刊时，特别注意收集其中有关住宅方面的实验设计。美国印第安那州实验建造城市贫民住宅的全过程，英国的工业城市伯明翰的住宅调查，美国伊里诺州市关于“朝阳住宅”的设计———她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翻译整理为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篇文章刊载在李庄印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２期上。
因为《中国建筑史》的绘图任务量很大，营造学社通过招考，聘用了一位年轻人罗哲文，另外还有两名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卢绳和叶仲玑也来到学社实习。年轻人的到来使营造学社不大的院落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几个年轻人中，罗哲文只有１８岁，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没事时，他爱和梁思成的儿子从诫和刘敦桢的儿子叙杰趴在地上打弹珠玩。大学生卢绳看到后就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桂圆树上：“早打珠，晚打珠，日日打珠，不读书。”卢绳的同学叶仲玑很瘦，也写了一张字条贴在树上：“出卖老不胖半盒。”梁再冰看见了，觉得很好玩，因为她常常感冒，就写了“出卖伤风感冒”的条子贴在树上。桂圆树下，总是洋溢着笑声。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营造学社不仅挣扎着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思成和全体同仁在一些朋友的捐助支持下，恢复了营造学社汇刊的编辑发行。在李庄简陋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动手，用药水在纸上手写石印。文字好写，可相关建筑的平面、立体和剖面墨线图就要费很多工夫，特别是照片，也要用手绘图代替。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两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印行了，每期各印２００本。当然，这已经让他们倾尽了全力。当思成、徽因和学社的同仁们看到装订完成的期刊时，他们的欢喜是无以言表的。这些刊物在连天的炮火中从李庄寄到了全国、全世界的建筑学界，全国、全世界建筑学界都知道了这些中国同行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脱离文学
看书时间长了，徽因头晕得厉害。这时候，她会找出思成的衬衣、宝宝和小弟的破袜子来缝补。所有这些东西都旧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新的。孩子们除了冬天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其余的时间都是穿草鞋。为了家人尽可能穿得像样些，徽因穷尽了自己的想像力。尽管她很清楚，她并不擅长做这些事情，她觉得做一天这样的事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清的建筑发展还要费劲。
天又阴了下来，会下雨吗？孩子们还没放学呢。徽因凝神望着窗外，外面传来了山歌声：“……夏天热，冬天冷，这边出太阳，那边起灰尘，你说怄人不怄人……”四川的山歌高亢而凄凉，有川江号子的味道，听着让人想流泪。
孩子们放学回来了，院子里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徽因心里像是射进了阳光，一下子明亮了起来。让徽因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这样艰苦，孩子们却成长得健康、可爱。女儿再冰１４岁了，她的性格中既有思成的温和，又有徽因的敏感。她每天要踩着长长的泥巴路去上学，中午还总是吃不饱，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出色，看到她明媚笑脸的时候，就是徽因、思成最快乐的时候。儿子从诫１１岁了，晒得黑黑的，赤脚穿着草鞋，和本地同学在一起时，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猛一看，和李庄土生土长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又活泼又聪明，操心着妈妈的健康，从不要大人为他劳神。
这个时期，林徽因真正地脱离了文学界，全身心投入到了对建筑学的研究之中。而在抗战之前，徽因对文学和建筑学都难以割舍，可以说文学和建筑学各占了她一半的精力和时间。抗战爆发，时代的变化，导致个人命运、个人选择发生变化。这之后林徽因仍然还写诗，但这些诗作完全是内心痛苦的流露，而过去则多多少少还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及个人的病痛，反映在她的诗作中；早期那种空灵、婉约、飘逸的风格转变为悲怆、沉郁以至苦涩；诗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个人不可捉摸的心绪和情感，而代之以一种尖锐的内心冲突和社会性主题。
徽因放弃了她一直非常热爱而且也表现出卓越才华的文学创作，固然是因为长时间与文学界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交流与共鸣，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兴致和动力；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徽因自觉的选择。
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正是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在文坛十分活跃的时期。“新月”作家力求回避让文学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理性负笈，其创作较多地表现个人的性情修养和趣味，作品多流露出贵族、名士的气息，属于追求趣味、性灵的一派。
尽管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是新月派诗人，但她无论是早年经历，还是后来的创作风格，都与这个团体的许多重要成员有相同之处。抗战爆发后，她真正走到了“窗子以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经历，使她“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她的艺术天赋、她的创作激情在对古建筑艺术的研究中寻求到了庇护，她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展示———文艺和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因此，即使在李庄这样封闭、清苦的环境里，她仍然还能保持精神世界的完整和丰满。
抗战第六年
随着１９４３年的到来，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长时间蜗居一隅、封闭单调的生活，长时间贫困短缺而无望的日子，使居住在李庄的人们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在这里避难的研究人员及他们的妻子，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争吵不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做着学术研究的人群在令人绝望的处境中，变得困兽般的暴躁和易怒，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可以导致撕破脸皮的愤怒和谩骂。他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争执、冲突时有发生，他们的到来使物价高涨，当地农民对他们满怀敌意。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把安阳出土的甲骨成箱装运到李庄时，当地人都传说这是一群吃人生番，拒绝把这些箱子挑上山去。
徽因家里的日子也不太平。徽因的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许多事情她做不了，可她又看不上请来的女佣。她总是在女佣做事时去干涉指责，为此徽因常常和母亲争吵，吵过后又常常自责和后悔。她知道，母亲很寂寞，母亲在这里惟一能交流的人只有自己。可自己既不能接受母亲的观念，又不能忍受母亲的唠叨，因此，她们之间只要开口说话，就会伴随着争执。
思成最近的心情也很不好。营造学社因经费短缺，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思成的老友、学社的骨干刘敦桢为了全家的生计，决定离开学社到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刘敦桢为人沉稳，责任心强，学社的许多事情思成都很倚重他。如今他要走了，思成的心很沉很沉。
夜凉如水，一灯如豆，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思成与刘敦桢促膝长谈，谁也不愿意离去。自１９３２年共事以来，学社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他们一同走过那么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