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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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徽因对人生、对生与死已想过无数遍。

　　《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活着有多么好

　　１９４７年夏，思成得知徽因病情加重，医生建议她手术摘除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他真正着急了。眼下对他来说，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比一切事情都更为重要。好在他在美国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已结束，耶鲁大学的课也基本上完，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赞同的尼迈亚设计方案正在获得多数支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购的书籍资料也已经安排好了船运。他收拾整理着回国的行装，购买了一些送给家人的小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些美国家用小型电子产品。

　　徽因一直发着低烧，因为发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后延。尽管建筑系的诸多事物缠身，思成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徽因。思成的归来使徽因喜悦而心安，她感觉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她发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病情加重的时候，都是思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思成，思成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是林小姐最好的私人护理和心理医生嘛！”

　　初秋的天蓝得纯净，阳光依然绚丽，但已消失了热度。徽因有许多日子没有出过门了，星期日，宝宝和小弟都在家，思成建议孩子们陪徽因出去走走。徽因和孩子们商定去颐和园后，思成给徽因雇了一乘负责往返的滑竿。

　　颤颤悠悠的滑竿一直把徽因抬到了颐和园的后山。

　　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爽而通透，四下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再冰和从诫一左一右护佑在徽因的滑竿旁，他们快乐的说笑声感染着徽因。徽因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美好的景物和亲人的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一样富有，她为自己拥有这一切而心怀感激。她感激思成如此体贴，答应她做这些被大夫视做“不必要”的活动；还有老金，陪着思成看家，鼓励她出来散心。她感激这晴朗的秋日和这动人的风物景致，使她暂且忘却了缠人的病痛。她深情地眷恋着这一切，正是这一切，让她感受到活着、生活着有多么好！

　　“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徽因自己说：“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思成得意地向徽因和家人展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思成的礼物和这些礼物给她带来的快乐：“……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思成打开了那台录音机，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让全家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播放出来的这些声音全都失了真：“……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手术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用轻松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诀别：“……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

　　徽因的手术成功了。只是她的体质实在太差，术后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让医生伤透了脑筋。

　　时间进入了１９４８年，北京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学生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从校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

　　思成惦记着建筑系的工作，关心着动荡不安的时局，更操心着徽因的身体。

　　刚刚动过手术的徽因缺乏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思成常常开着车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的时候，花高价能买到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得空手而归。不得已，思成向费正清和费慰梅求援，请他们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希望他们能寄一盒５００张的打字纸，因为在北京买一张打字纸要一万法币，一盒打字纸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

　　徽因住院期间，思成每天从清华到医院跑得十分辛苦。手术后的低烧消退后，徽因就要求出院，回到了清华园自己的家中。

　　清华住宅区的房间高大宽敞，但是却没有暖气。徽因体弱怕冷。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关系到徽因的健康和术后恢复。思成在家里生了三个约有半人高的大炉子，这些炉子很难伺候，收拾不好就容易熄火。添煤、清除煤渣，事情烦琐细致，思成怕佣人照顾不好误了事，所以他总是亲力亲为。他遵医嘱每天为徽因配营养餐，为徽因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给徽因读英文报刊。每次去系里之前，他总是在徽因身边和背后放上各种大大小小松软的靠垫，让徽因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

　　１９４８年春节过去了。徽因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一天天有了起色。她能在房间里活动了，开始整理抗战时期一些诗作。老金支持鼓励她把这些诗作送出去发表，老金太了解徽因了，他对别的朋友谈及徽因时说：“她倒用不着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

　　林徽因这些诗发表在１９４８年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


家庭未来的女主人

　　新学期开始了，思成除了负责系里工作，还要讲授中国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另外还有每周两次的评图课。

　　就思成的性情来说，他喜欢搞研究，而不太喜欢教书，尤其不喜欢那些烦琐、庞杂的事务性工作。每当他摆脱了一切杂务，坐在书桌前，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他就感到宁静而充实。但建筑系的事情都需要他一件一件去做，而这些事情又永远也做不完。每当他为不能潜心学术研究而懊恼时，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又会带给他喜悦和安慰。

　　思成忙得不可开交时，金岳霖一声不响地帮助着他和徽因。每天下午３点半，老金准时来到梁家，他为徽因带来了各种书刊，主要是新近出版的英文书刊。坐下来后，他就会挑选有关部分读给徽因听，其中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还有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当女佣送上茶点，徽因会打断老金的诵读，就书刊中的观点和他讨论起来。

　　有时候张奚若、陈岱孙及建筑系的一些朋友也会陆续来到。多年来，他们只要在一起，都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梁家是他们的茶会中心。一天，徽因收到了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信中说老家一位叫林洙的姑娘想进入清华大学选修班学习，请徽因帮助她。

　　一个晴朗的秋日，林洙走进了梁家。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她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林洙从小就知道林徽因，因为老家人聊天时，总是会提到这位福建籍的才女。他们津津乐道她与梁思成的良缘。

　　当林洙站在梁家门前时，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她一生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迈进梁家的印象和感受：

　　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８号梁家的门口，在院门口看见那儿竖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是该进去，还是后退，终于我定下心来，走上前去，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进一个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林洙被书架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当时的徽因只有十五六岁，眉若春山，睛似点漆，肤若凝脂，她依偎着父亲，一只胳膊轻轻地搭在父亲的肩上，她的面容、神情、身姿真是美极了，这种美是自自然然地流露、呈现出来的。

　　林洙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林徽因轻咳着走了出来。她微笑着握住林洙的手自嘲地说：“对不起，早上总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

　　林徽因的自然轻松使林洙紧张的情绪顿时松弛了下来。


　　　　　　　　　　　　　　　　　　　　　　　　　　　


　　爱的一对

　　第一次到林家，林洙不知不觉呆了两个多小时。徽因关切地询问林洙报考大学的情况。林洙告诉她，自己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

　　徽因说：“你和我们家孩子相反，再冰、从诫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我怕文法，”林洙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读本，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徽因了解到林洙在住宿上有困难时，立即答应帮她解决。她还向林洙介绍清华的情况和北京的名胜。当林洙起身告辞时，她笑着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４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林徽因帮林洙安排了借宿的地方，林洙在清华选修了一些课程。她听梁思成讲授中国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每周二五下午到梁家上课，林徽因亲自辅导她的英语学习。上完课，徽因总是邀请她一同喝下午茶。在这里，林洙认识了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金岳霖先生、陈岱孙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常来梁家的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和营建系的教师们。

　　林洙注意到，梁家茶会的话题十分广泛。各种有趣的人和事，政治风云、学术前沿、科学发现、艺术见解———这是一个温暖的寄托心灵的场所，每个人在这里都敞开了自己，他们热爱这种纯精神的交流。

　　徽因是茶会的中心，她对艺术的清澈见解，她对丑恶的彻底轻蔑，她自由凝静的仪态，无一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思成虽然话不多，但偶尔谈起什么来，却十分诙谐幽默，富有情趣。一天，林徽因谈起了苗族的服装艺术。她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联想到中国古代装饰图案中卷草花纹的产生、流变。她认为这些卷草花纹图案来源于印度，而印度这些图案最初则由亚历山大东征传入。她指着搭在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花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姑娘本来是要把这几块挑花布做在嫁衣的袖头和裤脚上的。

　　说到这里，徽因的眼睛一亮，指着坐在沙发上的思成说：“你们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呢。”梁思成和大家一同笑着，讲起了他在川滇地区调查古建筑的趣闻。在云南楚雄，他被一户人家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额是‘爱—的—精—诚’。”

　　客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林徽因讲起当年她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徽因说：“那时我才十七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

　　梁思成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深情地望着徽因，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林徽因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林洙禁不住在心里赞叹道：“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


充满了期待

　　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开始做南撤的准备。教育部派员到北大、清华传达政府关于学校南迁的意见。

　　思成、徽因和他们的朋友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陈岱孙、周培源等早已决定，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北京、留在学校里，静观待变。对国民党的统治他们由不满到绝望，再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政府的承诺。

　　他们认为，新政权同样需要懂技术、有专业的人。用梁思成的话说：“共产党也要盖房子。”更何况，他们所接触的共产党人曾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的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这一年，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经多次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

　　思成和徽因很快收到了费正清寄来的赠书。一段时间里，这本书成了梁家茶会的中心话题。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他们过去曾和费正清讨论过，也是眼下他们所关注的。

　　林徽因就费正清的书专门写了一封信，这是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和费慰梅的最后一封信。以后不久，中国大陆与美国就中断了任何往来。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北京城战云笼罩。

　　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月余，傅作义部坚守城池，不战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