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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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后有人会后悔

　　那是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市的领导告诉梁思成，中央一位负责人曾说过，将来从这里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十分吃惊，他不能想像处处都是烟囱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

　　在他的构想中，北京应该像罗马、雅典和巴黎那样成为世人仰慕的旅游城、文化名城。

　　方案认为，现代的政府机构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而是一个组织繁复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约需要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面积，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

　　北京市民所拥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显然是不合适的。

　　以北京现在的格局，政府机构夹杂进来，必将破坏北京城原有的布局。

　　方案还谈到了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北京市的人口问题，土地使用的分区问题……方案认为，如果将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不但保护了旧城的格局，同时还赢得了时间考虑旧城的详细规划与改建。

　　方案全面分析了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提出了对北京整体环境加以保护的思想，这是最早、最科学的保护北京、建设北京的思想。

　　但是，“梁陈方案”被否定了。

　　方案被否定，表面上看是因为经济原因。

　　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拿不出钱来建设一个新区，刚刚进城的共产党不能为自己大兴土木。

　　当然，方案被否定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

　　决策者们认为以天安门作为北京的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从前是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地方，如今是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场所，它从来就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理应成为新中国的行政中心。

　　另外，苏联专家对方案也持反对意见。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这一论述在建国初期被称之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

　　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阶级的百分比，建议中央政府的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

　　“梁陈方案”被认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国策背道而驰。

　　陈占祥于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在彭真的保护下得以幸免。

　　梁思成、林徽因穷尽自己的想像，也不会想到，中国的建筑学家为中国古建筑的命运忧心忡忡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

　　梁思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他对有关领导说：“……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说的一切会遭到无情否定，还有比否定更令人伤心的吗？他禁不住痛心疾首：“５０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眼看着那些他们视为珍宝的古建筑即将灰飞烟灭、毁于一旦，梁思成在四处吁请时，禁不住声泪俱下。

　　他一次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谈建设工作的计划性问题，谈长安街的规划问题，谈北京各处古建筑的历史和价值。

　　周恩来总理约见了梁思成。


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

　　梁思成终于有了向总理面陈意见和建议的机会，他相信总理能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向总理讲起了北京现存布局的合理，讲起了他所做的关于北京交通问题的调查及解决办法。为了能表述得更清楚，梁思成一边说，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示意图。

　　北京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任何一个古代城市所没有的。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又四向伸出的“辐道”。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瓷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了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一些尚待展宽、有一些段落未完全打通，但极易完成。

　　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努力计划开辟环道，以适应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

　　至于北京的胡同，有许多人不满意胡同这种街道系统。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胡同是安静的住宅区，有一定的优良作用，使道路系统的分配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这一切便是发展建设的良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既可以对北京的街道进行改进和提高，又不必毁损古建筑。

　　由街道说起了北京街道的牌楼，思成希望城建中能保留下牌楼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而优雅的街道景观。北京的街道牌楼起源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门，当时它除了作为里坊出入口的装饰性标志外，还常被用来张贴表扬里坊的好人善行，有着教化的作用。前门大街上的大栅栏就是一座里坊门。

　　北京遍布九城的牌楼，曾经数以百计，是最具古都特征的建筑。一直到二十年代初，北京的街道牌楼还有３５座。民国十二年，北京开通有轨电车，因为电车要从东、西四牌楼下面通过，经果将原来的牌楼加高，把原来牌楼的木柱换成了钢筋水泥立柱。

　　牌楼是古代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样式。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装饰点缀了城市街道，衬托了建筑组群。在外国的唐人街，牌楼已成为华夏建筑文化的符号。

　　……

　　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直面带微笑听着梁思成的讲述，这使梁思成倍受鼓舞。他极富诗意地向总理描绘帝王庙牌楼在太阳渐渐沉没西山时的美丽画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是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句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思成、林徽因的声音在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一泻千里的浩大声势中，如浪花被巨浪吞没。


城墙派

　　梁思成和林徽因意识到，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们希望退而求其次，保住北京的城墙和城楼。

　　他们假设了这样美好的可能。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公园椅。夏季黄昏，可供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壮阔胸襟。还有城墙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３９．７５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他们用抒情般的语言来描述古老城墙的远景，宣传城墙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还用科学家的理性细细地算了一笔账，让数字说话，来驳斥那些认为拆下的旧城墙砖可以用于其他建设的看法，来证明拆毁城墙是多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做法：

　　城砖固然可以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及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２８节１８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８３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

　　林徽因和梁思成深知，城墙也好，城楼也好，一旦被拆毁，就永远也不能恢复了。他们恳请决策者从长计议，为国家为后代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遗存。

　　然而，他们却被称为“城墙派”。主张毁墙的人中，也有建筑师，也有懂科学、会写文章的人。他们说，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为镇压农民起义而修建的，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是套在社会主义首都脖子上的“锁链”，理应拆除。

　　梁思成反驳道：“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些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性文物了。”

　　毁城论者又说，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梁思成说服道：“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用园林地带分隔大城市为小城区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充当现代大城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到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义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能再为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毁墙论者还说，城墙阻碍交通。

　　梁思成则说：“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无论梁思成、林徽因如何竭尽全力，毁城运动仍势不可挡地进行着。


保护团城

　　在布局严谨、街道笔直、主要建筑物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北海居于城市的心脏地带，那里水阔天旷，风景如画。

　　走过横跨北海和中海的金鳌玉虫东桥，琼华岛上的白塔与碧水林间的团城相呼应，缥缈幽静，美丽奇幻如仙境。

　　团城在当年是皇帝的观景台。登上团城，中海、北海、南海三海景色尽收眼底。这一景观已保持了数百年，可在北京城的改造重建中，一些人提出团城阻碍交通，力主拆除。

　　为了保护团城，梁思成又开始了新一轮苦口婆心的说服。

　　自古以来我国宫城建筑就有修筑高台的传统。如秦朝的鸿台、两汉时期的神明台、通天台、魏晋时期曹操的铜雀台，这些古代著名的台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海的团城是全国尚存无几的台之一，它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

　　梁思成说服了苏联专家，说服了许多人，但负责城建的领导人还是坚持团城必拆。

　　一向谦和幽默、绅士风度十足的梁思成被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照你这么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

　　他拂袖而去，心急如焚，拉着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要求面见周恩来，因为郑振铎和他的意见一致。

　　周总理听后亲往团城查勘，觉得团城拆除确实太可惜。

　　要修的道路在这里拐了个弯，团城被保护了下来。

　　天安门南面东西两侧有三座城门，为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决定拆除这三座城门。

　　在拆除之前，先召开了群众大会，由几百名人力车、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控诉三座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群众大会列举了在三座门前发生的一件件交通事故，梁思成要保护城门，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作为建筑师的他怎能不知道，一切建筑都应以人为本，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

　　但作为建筑史学家的他更知道，这些古建筑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活生生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超出了现实的功利考虑。这样珍贵的历史建筑怎么可以说拆就拆呢？

　　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向有关人士解释说：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正门的建筑构想处理上，自然给予了最充分的重视与强调。三座门的设置使得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起着陪衬天安门的作用。天安门建筑群和午门建筑群，给人精神上的威严、神圣、崇高感，比紫禁城内三大殿还要强烈。

　　这样的建筑艺术，无疑显示了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是不应当有所破坏的。

　　问题被提交到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


反对拆城就开除党籍

　　在保护古代建筑、维护古都风貌的所有问题上，林徽因都是梁思成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为拆除三座城门开会表决时，她强支病体出席会议。她向与会代表耐心地说服道：交通问题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了交通而舍弃别的一切。她甚至以中南海怀仁堂的人行道为例说，每当怀仁堂开会时，进出的人很多，交通也会出现拥挤，但怀仁堂并没有因此而设计一排座位一行通道，整个怀仁堂也只有两行通道。交通问题可以想其他方法解决，而城门一旦拆除，就再也无法弥补。

　　林徽因虽然是人民代表，但她的呼声却没有得到响应，会议通过了拆除三座城门的决议。

　　他们难过极了。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梁思成痛苦地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许多年过去后，梁思成还在为被拆除的三座城门而惋惜。

　　他深深地自责道：“三座门拆了我非常难受，实在是把一个宝贝给毁了，太难过了。但是我并非没有错误，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交通问题。如果我当时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就有可能把三座城门保存下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的确存在交通死人的问题，我不能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看来，城市既然可以重新规划，为什么不可以把东西长安街向南推出一个小弯，绕过三座门。金水桥的水不是也绕了一个小弯吗？我们的马路就不能像金水桥似的绕一个弯？这样三座门就成了路边的点缀而不影响交通了。”

　　当然，这只是梁思成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

　　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他和林徽因想通想不通，无论他能否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更好的方法，他们的奔走和努力都是徒劳的。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北京市负责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的就开除他的党籍！”当时共产党对党外知名人士还算客气，但梁思成听了心里已很不是滋味。他